大清王朝垮臺后，

甘肅的進士們，是這樣選擇再就業之路的

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一場科考是中國1300年科舉制度的最后一個場。盡管是風雨飄搖的時節，但是許多人還是將此次科考視為一次重要的機會。當時甘肅有幾十人參加考試，最后有數人考中進士。

數年后，隨著清王朝的垮臺，這幾位甘肅末代進士的命運到底如何呢？在清王朝垮臺之后，這些進士們是如何再就業的呢？

過去，人們談到科舉人物的時候，都是以甘肅地方紳士來看他們的。也有些人，站在批評科舉制度的立場上，以遺老遺少的角度審視這些末代進士的。

然而，無論如何他們都是那個時代，通過大致公平競爭考出來的學霸，其學習能力，智商水平，遠遠高于那個時代平均水平。

大清王朝垮臺后，他們也走出了一條各不相同人生之路。

1.追尋民主共和

　　不管科舉制度有多少弊端，但是他所培養出來的人，確實值得我們敬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清王朝的進士們往往選擇了服務桑梓，培育人才，急公好義，挖掘地方文化等事業。可以說，這幾乎每一個進士的責任和義務。

這正是延續了幾千年的士大夫精神的主要內容，也正是我們今天許多知識分子沒有的。

當年廢除科舉制度所帶來的是劃時代變革。這實際上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對中國社會的長遠影響甚至要超過辛亥革命。因為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僅改變了當時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讀書人的命運，而且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結構。

喜歡吃漿水面的人們可能知道，清末蘭州進士王烜所寫《漿水面戲詠》，“消暑憑漿水，炎消胃自和。面長咀嚼耐，芹美品評多。濺赤酸含透，沁心凍不呵。加餐終日飽，味比秀才何？”

寫這首詩的就是末代進士王烜，是蘭州人，考中進士后被授予戶部主事，隨即因為母親病逝返回蘭州，1909年回京復職，辛亥革命后，先后擔任四川某縣的征收局長、靈臺縣縣長等職。1916年支持蔡鍔的護國運動，到廣州擔任護法國會參議員，出席廣東制憲會議。1923年曹琨賄選總統，王剛直不阿拒不投票，最后掛冠而去，回到了蘭州。

維護正義是甘肅末代進士的普遍特征。這一點，在王烜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據說曹琨賄選時，來自全國各省的大部分議員都拿了曹的賄賂。據說，只要投曹琨一票就能夠得到4萬大洋。這不僅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就是在今天也是很大的數字。

王烜回到蘭州后一直從事地方的文教、救濟等事業。20世紀20年代甘肅正遭受著空前的災難，地震、旱災、兵禍連接，曾經主持甘肅省政務的劉郁芬，給南京國民政府報告災情時說道，甘肅當時是赤地千里，數百萬人受災。王烜主持了蘭州的豐黎義倉，盡自己的力量救助災民。

從1929開始，他參與甘肅省新通志的編纂，負責外交、軍事、文化等部分的編寫。

這位經歷了晚清、北洋、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歷史時期的末代進士。在解放后擔任甘肅省文史館副館長。

2.搶救地方文化

同樣是末代進士，他們所走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榆中青城人楊巨川，在省內有著相當的影響，曾經擔任甘肅省第一任文史館館長。他也是甘肅比較早的同盟會會員。

從這件事情上，我們能看出當年匆忙廢除科舉制度所代來的弊端。在實質不僅沒有起到促進鞏固清王朝的作用，相反把一大批依賴科舉制度的謀求一官半職的讀書人推到了政府的對立面。許多人也因此徹底認識清王朝的腐朽，開始極力維護民主共和制度。

1904年，楊巨川考中進士，被授予刑部主事。隨即被派往日本考察法政。在日本期間，晉見了孫中山，就此加入同盟會。

從日本回國后他先后擔任了湖南省新田等縣知縣。辛亥革命后回到甘肅，先后任敦煌、固原等地知縣。

在敦煌擔任知縣期間，當時敦煌千佛洞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況，白俄、奸民肆意刮金、揭畫，對敦煌千佛洞破壞非常巨大。楊巨川親赴現場清理流沙、維修棧道。制定了規章制度，千方百計保護莫高窟、為保存這一世界文化遺產做出了貢獻。后來因為陸洪濤強行攤派煙畝征稅，楊巨川幾次上書甘肅省政府，均被置之不理，憤然辭官回鄉。

后來被推薦主管五泉書院，在甘肅學院講授詩學。解放后，擔任甘肅省文史館首任館長。

曾寫有《戊辰》的敘事詩，紀錄了當時蘭州市井狀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編纂的《青城記》，共有五萬多字，比較翔實地紀錄了青城的各種風物，成為今天后人們研究青城的一本珍貴資料。

3.工商業者的先行者

甘肅的進士基本上走了一條濟世救民的道路，他們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在尋求造福眾生的道路。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出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寫的這句名言成為甘肅進士的寫照。

縱觀甘肅進士的命運，他們大都順應了所處的時代，接受外來新鮮事物，1903年考中甘肅省舉人第一名的鄧隆就是順應了時代發展，成為甘肅工商業的先行者。

鄧隆從小好學，十幾歲入庠序，成秀才。楊增新知河州，振興地方教育。鄧隆考取衙署受課，學業猛進。光緒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考得解元，翌年中進士。以知縣分發四川任用。

民國時為甘肅省議會議員，歷任甘肅官銀錢局坐辦、甘肅榷運局局長、夏河縣長等職。離開政界后，潛心實業，賑濟。特別是他研究西夏文方面成為西夏學的開路者之一，。

當年鄧隆從四川南充回到甘肅以后，就率先創辦了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當時正是時局混亂的1913年。盡管那個時候，瑞典的“洋火”已經行銷全國各地，但是光明公司生產的“輪船”、“朝陽”牌火柴仍然暢銷西北地區。后來又創辦了甘肅織呢公司，利用左宗棠留下來得設備生產呢絨。

１９３８年，為施藥搶救華林山發生疫病的壯丁，染病去世，終年五十四歲。

　　鄧隆關心民間疾苦，熱心慈善事業，率先捐款200銀元救助海原大地震的災民。1929年甘肅大旱，他奔走呼號，掩埋死者，發放農具、種籽、糧食。并且寫下了大量的詩篇，紀錄了人們所面臨的災難。

透過士所走過的路，我們發現他們并不頑固守舊，相反他們以開放的視野看待新生事物。不論在何種條件下，一直恪守讀書人的做人準則，走著一條濟世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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