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像你一樣努力學習的意義是什么？”當六年級的CC問出這個問題時，婉女士一時間沒回過神來。

婉女士起初并不明白，向來成績優異的女兒怎么會問出這個問題，也沒有注意到她日漸低落的情緒，更對她一去上學就說開始頭暈、肚子疼的“借口”感到詫異和生氣，“我是臨床醫生，她身體上根本沒有任何問題，我只當這是她想逃學的借口。”

直到在一次理發中，理發師發現CC頭發里層是一片密密的白發。婉女士這時才驚覺自己很久沒有真正關心過女兒了。

CC生病了。經過專業診斷，她被確診為中度抑郁癥，這時她剛上初一，13歲。

抑郁癥也被稱作抑郁障礙，是一種高發病、可治愈但低治療接受率及高復發率的精神障礙，幾乎每個年齡段都有患病的可能，據估計，全球有3.8%的人口患有抑郁癥。

目前為止，抑郁癥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我們一般把抑郁癥成因歸結為生物、心理、社會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精神康復科主任田玉梅介紹，抑郁癥診斷需要經過多方面綜合判斷，其中抑郁癥“三低”核心癥狀，即情緒低落、興趣降低、精力下降，需要至少持續兩周。此外還有頭暈、頭疼、胸悶、心慌、食欲降低、胃部不適等軀體化癥狀，更嚴重者會出現自殘，甚至自殺等危害性較大的現象。

“我對她期望太高，忽視太多了。”婉女士說，一方面由于夫妻雙方都是高材生，他們對女兒抱有很大的期待；另一方面是現在教育“太卷了”，文化課、才藝、體育各方面都要求孩子全面發展，“別的孩子都在補，總不能落下。”

留給CC自己的時間實在太少。每個周末，她都穿梭在各個補習班、興趣班之間，甚至要占用晚上的時間。

當疫情期間婉女士沖在抗疫一線時，對于距離初一分班考試只剩一個月的CC來說，獨自在家成為她最自由快樂的一段時光，看劇、游戲……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迎接分班考試結果時，結果出乎意料。一向成績優異的她與最優班失之交臂，而這也成為壓塌她心理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經這么努力了，為什么還是沒考上，我真的這么差勁嗎？”

去學校成為CC最抗拒的一件事，她開始變得敏感、沉默、反應遲鈍，甚至完全不能在課堂集中注意力，在一次次短期請假后，婉女士不得已為她辦理了休學。

在逃離學校的日子里，她白天拉上窗簾睡覺，夜晚和網友整夜活躍在網絡中，在虛擬世界中的她和現實中判若兩人，臟話對罵、大聲喊叫，沉迷在一個個恐怖類游戲。

女兒的變化讓婉女士感到痛苦又無從下手，她開始加入各種抑郁癥治療相關群聊，不停地跑醫院和心理咨詢機構成為生活的主旋律。她開拓了一種新領域——學習心理治療知識，也學習如何“做媽媽”。

在為女兒治療的兩年里，令婉女士感到意外的是，CC的情況并不罕見。她加入的群聊幾乎各個滿員，其中大多是被孩子抑郁癥困擾的父母，也有一些大學生和試圖自救的患者。他們時常活躍在夜晚，因為孩子的痛苦、自殘感到無能為力，試圖在群聊中找到成功經驗，又或者為了獲取慰藉。

由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健康時報聯合好心情、靈北中國共同打造的《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顯示，我國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總人數的30%，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至20%。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約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安全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

心理咨詢門診前問診的人源源不斷，隊伍中的青少年也越來越多。據科普中國報道，青少年抑郁癥患者的人數在近幾年呈逐年上升趨勢，且逐漸走向低齡化，其患病率約為4%～8%。

“現在條件這么好，我的孩子怎么會得抑郁癥呢？”在問診過程中，為什么會得抑郁癥是被家長們談及最多的問題，不少家長認為，是現在的孩子太脆弱。

數據顯示，引發抑郁癥的原因中家庭關系和學業壓力分別占比69.57%、53.91%。

導致抑郁癥受多種因素影響，目前來說一方面是社會壓力逐漸增大作用于中國青少年，也就是常說的“卷”；另一方面，隨著時代變化，物質生活富足后的青少年逐步轉向追求精神滿足。

讓大眾正確認識到抑郁癥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我國抑郁癥的臨床診療識別率、治療率和充分治療率分別為21%、9.5%和0.5%，情況并不理想。

“盡管我們做了很多科普活動，但目前大眾仍對抑郁癥存在很大誤解。”田玉梅說，抑郁癥患者中“病恥感”現象普遍存在，一些患者不愿意承認自己得了抑郁癥，害怕接受異樣的目光，甚至拒絕接受治療和幫助；很多家長也在就診時選擇隱瞞病情，怕會影響孩子學習和就業。“很多人認為承認得了抑郁癥，如同被冠上‘精神病’標簽，因此會耽誤就診。”

另外，也有患者因為頭暈、頭疼、胃部不適等軀體化癥狀選擇就診的科室有誤，容易誤診導致耽誤了治療。

道阻且長，讓社會關注到抑郁癥、摒除偏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學校休學、復學太難了。”婉女士說，在為女兒辦理短期請假時，每次只能開最長2周的請假單，需要反反復復跑；而如果直接辦理休學，則面臨著一整年不能回到課堂，這是孩子耗不起的。

好不容易辦理休學之后，重返校園更是難上加難。一旦明確告知學校孩子患了抑郁癥，很大程度上會面臨著區別對待，變成老師、同學的“重點關注對象”，一舉一動都會被刻意關注和放大，“他們沒把我當作正常人看待”。這也成為抑郁癥患者想要重新融入社會時難以翻越的一座大山，不僅會再次加重他們的心理壓力，甚至讓前面的治療功虧一簣。

“抑郁癥治療5%的時間是在醫院，更多的時間需要家校共同合作。”田玉梅說，抑郁癥的治療是長期戰線，恢復速度因人而異，往往患者在醫院治療有起色后回歸家庭和社會，還會面臨被家長的不耐煩、同學的誤解、學校的過度關注等因素影響導致病情復發，因此還需要社會各界給予更多支持。

據了解，為適應日漸增長的患者需求及國家政策支持，近年來心理疾病方面的醫療資源逐漸增長，醫院青少年心理咨詢門診也在擴張。

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門關于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的通知，把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擺在更加突出位置。要求學校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在社會層面，提升社會心理服務能力，加強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引導家長關注孩子心理健康。

“降低青少年抑郁癥的關鍵在于預防。家長應該學會尊重孩子用平等的身份去和他們溝通，密切關注孩子的情緒變化，一旦發現異常及時尋求專業幫助；學校也應該加強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們的心理素質和抗壓能力，敢于正視自己的心理問題；同時，社會應不斷進行專業科普教育，讓大眾改變對抑郁癥的忽視和偏見。”田玉梅說，抑郁癥是可防可逆的，我們應當共同努力去營造積極向上、和諧溫馨的學習生活環境，引導青少年患者更好地面對生活，回歸社會。

如今的CC在自己的努力和婉女士的陪伴下，經過積極合理的治療已調整到良好的生活狀態，對自身心理和社會的認知也在逐漸完善。“她主動要求復學而且正在積極備戰今年的中考，她很勇敢，我們也愿意和她一起朝著美好的未來努力，期待看到她重回開心、幸福的時刻。”婉女士說。（尹萌潔 辛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