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2024山西能源化工高質量發展科創大會上的發言（2024.5.11）。

謝謝李會長。尊敬的到會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大家好！我以研究者定位向大家匯報一下圍繞著“新質生產力”這個關鍵詞的一些相關認識。剛才會長說了要對應一下山西，實話實說，我對山西了解還是非常不夠，只能試著勾畫式談談思路性認識。

我的發言題目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以創新促轉型升級”——這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新近政治局會議新聞通稿里給出的一個鮮明表述，我認為它的針對性，就是我們方方面面已經在不斷討論領會總書記所說的“新質生產力”，大家高度重視、有了初期的討論之后，更應該注意的是怎樣務實地把它的精神實質、方針指導來加以貫徹，那么就一定要在不同地方政府轄區、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中來講“制宜”。因地制宜，因區域制宜，因行業制宜，對于山西，顯然也要特別注意中央給出的這樣一個指導方針的因地制宜貫徹落實。

談思路要領之前，我還是想先簡要勾畫一下關于新質生產力概念的認識。總書記在黑龍江視察提出這個新質生產力表述之后，在今年年初政治局集體學習的時候，又有展開的論述。我認為總書記已給了這個概念一個言簡意賅的定義式闡述，即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這幾句話內涵非常豐富，而條理分明，其要領是使我們相對容易地放在定義上來首先認識的。

直觀上，新質生產力即“新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這也是總書記政治局講話中的一個用語，它實際上對接到哲學上大家并不陌生的“量變為質”這個原理：客觀事物中，經常可以注意到量的變化在某些臨界點出現之后，會出現質的變化。比如大家都知道，水在常溫區間與標準大氣壓下，它是液態，標準氣壓不變，對它加溫到99度，它仍然是液態，而一旦到沸點100度，它就變成氣態了，這是一種形態的躍升，是一種量變為質。諸如此類有很多可以對應的案例。而在生產力來說，這個質態躍升它的機理，就需要我們進一步來領會。按照總書記前面的定義，也結合我們作為學者原已在這方面形成的一些理論上的認識，我想第一個視角，新質生產力的內涵之一，就是要強調質變特征的“階躍”——上臺階式的發展。在我們現在打造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特別要追求的，就是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以后的新境界，是上一個臺階，不是簡單一個平滑的上升曲線，而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式這樣的往上發展。其實這跟鄧小平南方談話時說出的表述是一模一樣的，也和人類歷史上文明進步、生產力發展的躍升過程完全一致的。農業革命發生以后，上了一個大臺階，工業革命發生以后，再上一個大臺階，現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到了信息革命的時代，這個迭代工業革命生產力的信息革命“數實融合”的生產力，正在躍升一個更高的大臺階。如果做這種劃分的話，那么工業革命形成的生產力比之農業革命時代的生產力，顯然它是新質生產力，信息革命形成的生產力比之工業革命時代的生產力，又成為新質生產力。還可有細的劃分：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信息革命時代，移動互聯網所支持形成的生產力，比之有線互聯所支持的生產力，那顯然是新質生產力；當下人們在展望未來，將來所謂計算機已經不再是電子計算機概念，會進一步躍升為量子計算機概念，那么量子計算機所支持形成的生產力比之電子計算機所支持形成的生產力，又是新質生產力。這是一個關于概念內涵的非常重要的認識視角。

另 外一個視角，就是新質生 產力一定結合質變特征，要有要素組合升級這樣的放大效應。總書記特別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學術界已經有共識的一個理論方面的重要概念。在傳統的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這種生產要素組合的基礎上，我們現在要特別注重：有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科技創新要素，有改革是最大紅利之所在的制度要素，還有中央現在強調的大數據時代數據已經成為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就是要把我們的眼界擴展到除了傳統三要素之外，還包括我們應正面認識的科技要素，數據的要素，以及特別是中國經歷經濟社會轉軌而改革還沒有取得決定性成果、在深水區要攻堅克難的制度要素。如果講創新是第一動力，那么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合在一起帶出的，是整個要素組合的優化而帶來的這種升級式的新境界，是支持著新質生產力的一種更高水平的要素組合狀態。

從以上這樣兩個視角綜合而言的新質生產力，我認為，再結合著現在中央強調的因地制宜，下面我想粗線條勾畫一下我所認識的在我們山西，在地方政府轄區，在特定的行業和領域，要注意什么樣的要領。

顯然，山西是我們國家一個很獨特的區域。大家都知道它是能源基地，全中國的基礎能源以煤為主，山西是最典型的。在前些年對它的討論，說到要利用它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個意思就要充分利用煤炭、煤化工對于山西整個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方面的支撐作用；但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已經可以觀察到所謂“資源的詛咒”——看起來是個資源富集地區，某一種資源特別有它稟賦上面的優越條件，但很可能是好像冥冥之中被發展過程附加上了一種詛咒，它就成了拖累了。其實對這個事情，我們如果探討，肯定見仁見智，但的確是可以對應上一些特定的具體情況的。比如原蘇聯地大物博，兩千多萬平方公里（現在的俄羅斯少一些了），原來稱為“蘇聯”的那樣一個資源富集、特大版圖的經濟體，它的資源條件反而對它形成了一定的拖累，在特定方面帶來的是不思進取，不思升級發展，忽視創新方面的緊迫性，延誤了應該有的社會主義概念下的改革時機，最后是以前蘇聯自己的解體而造成了一種現在我們說起來還帶有悲劇色彩的結果。

從山西來看，我愿意說得直率一點。我注意到前些年很多的信息是說，山西不得不考慮在自己資源稟賦條件下的轉型升級。對接現在中央強調的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還是要有兩分法：一方面，在山西必須認識到，我們的資源稟賦條件就是以煤為主，那我們煤炭行業，煤化工行業，煤炭更多的清潔綠色技術運用而來的它的綠色發展和相關的深加工，怎么樣打造國際先進水平？顯然這是不能放棄的一個在新質生產力概念下的訴求。另外一方面，顯然還得考慮整個產業結構優化、生產要素組合的升級式躍升式的發展，怎么形成一個盡可能高水平的戰略思路和戰略、策略的組合——在這方面，我就沒有更多的發言權了。但我認為，在思路上來講，這種二分法非常重要，兩分法合在一起，應該是在有多次討論的山西區域發展戰略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著力優化推進整個戰略規劃的動態升級：按照現在新質生產力最高決策層給出的明確定義和要求，這樣的一個對整個山西自己的發展戰略動態優化，我認為是當務之急。很多的不同意見，很難取得簡潔的共識，但至少要更充分地加以討論。實話實說，這種國土開發規劃、資源稟賦基礎之上到底怎樣制定總體戰略，怎樣突出重點，等等，總得有一個最后決策環節的拍板，這就是歷史性的考驗。一種國土開發規劃它所形成的結構，一旦按照這樣的思路造成一個基本模樣之后，你如果發現錯誤了再要改過來，那是難上加難，或者說已經形成了巨大的代價損失便無法用彌補手段來完全挽回不良局面。這樣的情況在一些我們過去的經驗教訓里，可以非常明確的看到。我也想比較直率的說，比如北京市、首善之區，建國之初北京整體的國土開發規劃應采取什么樣的思路，什么樣的“中心”定位，怎樣的一套要領？有過不同意見的爭論，“梁陳方案”是極端的少數派——蘇聯專家不同意，國內很多專家不同意，決策層也不認可，最后否定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只能以痛哭的方式來退出對決策的影響，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以后，所有的人都在扼腕嘆息，梁陳方案的水平實在是高，但是生米做成熟飯，已經基本無法再往回找了。我們山西如果這一輪發展新質生產力，整個國土開發的類似這種頂層規劃上，必須是我們的政府體系、我們的行業領導體系，在承認市場有資源配置總體而言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在規劃上可是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和我們現在體制內決策環節的作用。這種國土開發頂層規劃，是不能靠市場主體以分散的行為、以試錯形成一個好的合理結構的。我們的煤炭和煤化工行業，在山西怎么布局，山西的布局跟整個國土上的、乃至與國際上的其他的產能怎么樣相互呼應，怎么樣更好的協調，以及怎么樣更好應對全球能源升級的發展與挑戰，等等，這種頂層規劃中力求的高水平，實話實說就是要政府出面組織盡可能高水平的專家團隊，并且充分聽取一線的意見、匯集民間的智慧與建議，爭取在動態優化的過程中能夠對應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而體現盡可能高水平的設計引領。這是我愿意強調的基本思路。

往下講具體要領，沒有調研就不能提更多對接操作的認識了，但在此我愿意非常簡要地說一下，從思路對接下面的要領，還是可有一種認識：新質生產力必須是以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來以量變引出質變，那么在總體來說，有這么幾個層次的創新，結合著山西，結合著我們的行業，我認為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形成我們這方面具體的、務實的、對接操作的努力。

第一，是制度創新。現在我感覺很多的討論場合談新質生產力，往往有不少同志是跳過制度創新的重要性和它的考驗性，直接來講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對于制度創新里面的難題，有意無意是繞著走的。但我覺得制度創新一定是對于中國新質生產力打造和發展最為關鍵的，所謂“綱舉目張”之“綱”。如果沒有解放生產力的制度創新、生產關系的自我革命，后面那些事情，實際上會是經過努力以后仍事倍功半。到了改革的深水區，如果只是形式主義地講改革而不動真格，會越來越感受到拖累性的“改革綜合疲勞癥”，和實際上我們產業企業的潛力、活力不能如愿發揮。企業界喊困難，越來越多的市場人士往往感受到的，是我干脆躺平——這樣一種狀態跟我們這些年面對的信心不振、預期不好、改革步履維艱，是不是有內在關系？應該特別注意，中央現在有非常強烈的信號：7月份就要開三中全會，是要謀劃新一輪重大改革舉措，這個以改革為“綱舉目張”之綱、為整個龍頭而帶出整個的新局面、打造新質生產力的躍升，邏輯在中央層面已經非常清楚了。當然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學習7月份三中全會將推出的指導全局深化改革的這一綱領性文件，它一定是在中國改革到了深水區，針對前面“說的多做的少、做了以后實際進展少”這種帶有惰性的局面，中央決策層會給出非常權威的指導。那么我們在山西、在我們的行業，一定要注意：正處在這樣一個制度創新方面上臺階的當口，我們要做好充分思想準備，在改革深水區要啃硬骨頭，要攻堅克難。

第二，就是我們的區域、我們的行業、我們特定的煤化工賽道上，科技創新是直觀而言打造新質生產力的前沿事項。對這個概念我覺得前沿的表述又是“數實融合”，就是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一定要在我們的領域里，我們的山西煤化工行業里，要落到務實的可操作狀態。對這個我又沒有多少發言權。我在70年代，當時文革還沒結束，從部隊退伍到北京，是在北京礦務局的機電廠，在實際體會中，對于煤炭行業我是很有感情的。那時候雖然在地面工作，但是動不動支援高產日，我也有掌子面上的直接體驗。我們那時候的煤炭生產力是什么？一般來說就是以木料支撐著掌子面采煤，而我們煤機廠當時已有了“液壓支架”的概念，那就算是上了一個臺階。我們曾在當時的設計條件下，生產過這種液壓支架，但知道跟國際上的水平還是相差甚遠。而前些年我到河南在鄭州調研的時候，接觸到他們的一個實體經濟工廠，他們生產的液壓支架，說已經達到了國際水平，有國際領先的地位了——但我也知道，國際上很多發達國家他們已經基本上沒有煤炭開采了，是不是這也給了我們一個空間？這些事情使我進一步想到，已經有的摸到前沿的實際狀態，還要躍升為數實融合，怎么樣掌握這種數實融合？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按照一般的經驗，數實融合的龍頭是什么？是數字經濟平臺，就是中央強調要“完成整改”的一些為數不多、但是以數字經濟最前沿的平臺狀態聯系供需、帶動整個產業鏈實現追趕硅谷的升級發展這樣一些最有影響的核心企業。實話實說，我觀察在我們的煤炭煤化工企業，并沒有這樣的頭部企業，但我們顯然需要探討，在我們的已有基礎上，在數實融合的導向下，怎么跟這種頭部企業要發揮的作用對應起來。他們已經提供給所有企業帶來很大效益提升的云服務，比如阿里云、華為云，我們的煤炭行業、煤炭化工、是不是應對接這樣的云服務？一般的統計說，用這樣的云科技，企業研發創新的效率至少提高30%-40%。這些當然就是在要領上應該考慮的現實問題。

再有第三，當然也離不開管理創新。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是非常實的事情。企業界的同志們早都認同一句話，“細節決定成敗”，但我認為這是在大的方向、前面的框架處理好之后，再務實掌握管理的細節。但是回到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我們日復一日不斷要處理的實際運行中這個管理水平提高，一定要緊緊抓住不放，把看起來容易的事情天天追求做到最滿意的極致水平，就是不容易，把一件一件簡單的事情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我們打造新局面的一個不簡單的升級發展，那就是我們管理創新的訴求。

以上這三個層次之后，最后我還想強調一下，一定還要有思想觀念的創新。在整個改革深化的過程中，現在又特別需要注重思想再解放。在我們得到的決策層信息里，已經看到領導人在視察調研中不斷強調思想觀念創新。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實，是一個體系。而現在我們得承認，由于這么多年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碰到的“利益固化的藩籬”——這是總書記的原話，沖破這種既得利益阻礙，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推進思想再解放的要領，落實到我們區域的、行業的賽道上的工作中，一定會遇有惰性因素表現出來。思想的再解放，觀念的創新，是服務于前面所說的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結合的。在很多的情況下，人性中間確實存在著學者所說的幽暗面，這是人性使然，即不思進取，固步自封，不知曉甚至是抵制發展的大勢，面對創新的風險因素缺乏勇氣與擔當，只想墨守陳規，明哲保身，甚至很容易形成保守從眾、寧左勿右的社會氛圍，然而我們整個中國現代化中社會的進步，人民群眾福祉的提升，卻一定需要有鄧小平說的通過大膽的試、大膽的闖去實現創新的新局面，去實現總書記所說“唯改革創新者勝”的新局面。這樣我們要聯系到中央反復強調的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良影響。今年的兩會上，又在政府工作報告里特別強調了這個要求。過去很多大家覺得可以認同的一些條條框框，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的變化，確實需要在創新中間突破。那么客觀要求的，是一種試錯的彈性空間和開明態度，很多我們過去沒有進入信息革命時代而覺得天經地義的問題，到了信息革命時代，它可能就明顯地不能適應時代要求了。

我記得在比較早的時候，開始有移動通訊的情況下，曾經聽到過我們的管理部門、紀檢部門說為了節省經費加強廉政建設，所有基層鄉鎮的干部不允許配備手機，然而1998年洪災發生，很多區域被洪水分隔的時候，通訊中斷，應急指揮無法實施，這才清楚認識了破除原來那條清規戒律的現實必要性。又比如，我們在經濟生活中，講競爭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要意識到競爭概念下，越來越多已經是伴隨著共享經濟的發展，不是簡單講競爭中間就一定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而是更多有可能在共享經濟發展中形成誰多一點兒、誰少一點兒這樣一種非零和博弈共存共榮共同發展的可能。核心的企業，可以通過“供應鏈金融”把上游下游更多的企業拉在一起形成一個供應鏈、產業鏈，大家共同發展，大企業并不是簡單排斥小企業。在整個全球，我們還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呢。所以，這些思想觀念的創新，我覺得顯然是非常必要的。但針對著我們煤炭和煤化工行業，這方面怎樣來重點推進，我沒有多少發言權。

上面這些粗淺的認識，不揣淺陋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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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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