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制造業快速崛起，制造業出口占全球比例從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賴美國的產業轉移和市場。

日美安保體制，讓日本沒有軍費支出負擔而可以專注發展民用產品，1950年代朝鮮戰爭、1960年代越南戰爭帶來的特別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國的產業大量轉移到日本。

以汽車為例，日本戰后經濟凋敝，本國市場不足以發展出汽車產業，但豐田等企業借助美國市場（先是生產軍用卡車，后大量向美出口）而發展成為了世界頂尖汽車制造商。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變成了最大的逆差國，主要逆差給了日本。

比如1978-1984年，日本從美國獲取的順差占美國總逆差的49%。

廉價的日本產品沖擊了美國的制造業。

日美貿易摩擦從紡織、鋼鐵這些傳統產業，升級到家電、半導體、通信設備、汽車等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產業。

1985年的廣場協議并沒有導致日本經濟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經歷了7年的“平成景氣”。但是廣場協議卻將日本產品擠出美國市場，導致日本制造業衰落。

日本商品占美國進口的份額從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從15.7%降至3.6%。

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模式與日本類似，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比日本更大，因為獨生子女政策減少年輕消費群體，使得中國“額外過剩”了上億勞動力，導致經濟和就業高度依賴出口。

比如，1978-1984年日本從美進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國只有 23%。

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國際社會占60-70%），也導致了中國在制造業上的“低人權優勢”，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國占62%）。

比如，正常工資應為60-70元，而中國只給44元，讓企業更具競爭力，政府有財力提供產業補貼，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投資和創新，國際資本也因為高回報率而愿意投資中國。

如果工資60-70元，那么生產和消費平衡；但是44元的工資卻導致只有38元的消費力，人為造成“產能過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國商品占美國市場份額從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國制造業出口占全球比例從0.65%上升到4.7%。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商品長驅直入美國市場，占美國市場份額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國制造業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