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約從黑格爾開始，就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

他斷言，除了西方，整個東方古代都沒有像樣的哲學。

凡哲學，一般就包括“認識論”在內。說中國古代沒有哲學，自然也就沒有成體系的“認知理論”。

可悲的是，國內一些人也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繼而推演，說中國自古就缺乏邏輯思維。

殊不知，黑格爾哲學即便很偉大，但他對中國（包括古代）的了解，卻如羅素所譏笑的，關于中國，這個名字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

不得不說，黑格爾關于中國哲學的言論，體現著一種西方白人的傲慢。

在中國古代有沒有哲學，有沒有認知理論這一點上，只能說黑格爾太淺薄無知了。

從《說文解字》中，即可窺見中國先秦古人已建立了一整套的“認知體系”。

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中，有《心部》，收入“凡心之屬”的先秦小篆263個字。這還不算另外“立部”的“思”“慮”“惢（suo）”等字。

許慎，字叔重，生卒約公元58-147年，一說為30-121年，東漢著名經學家。他為闡發其“古文經學”觀點，用21年時間，專門搜集、考證、注釋先秦篆體及更早的“古文”字，撰就《說文解字》一書。

《后漢書.許慎傳》稱，慎“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馬融，為東漢經學之領軍人物。“叔重”，是許慎之字。

許慎，亦有重要的經學著作，可惜沒能流傳下來。反而，“無心插柳柳成蔭”，這部《說文解字》，竟名噪千古，成為其后近兩千年來人們研讀先秦文字、典籍及文化的重磅典籍。

《說文》，收字9353個，重文1163個，共10516字。這些字，被歸為五百四十部。《心部》，收字之多，絕對是書中排于前列的大“部”。

這也顯示，先秦古人，對于“心”以及相關“思維”“心理”“情感”等等“現象”重視程度之高。自然，也映射出上古先民對“心”及所涉“范圍”和“現象”體察研究之深。

這種“體察”和“研究”，無疑是以當時的“解剖學”和“醫學”為基礎的。顯然，古人又一定采用了當時的“社會學”“統計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方法，并進行了哲學的充分總結和概括。

《心部》首字，是“心”。

許慎曰：“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臧。凡心之屬皆從心。”

這是許叔重對“心”字的解讀和定義。

“心，人心”，好理解，不用多說。

“土藏也”，是“古文經學”解《尚書》之觀點，認為“心”屬于“五行”之“土”；“博士說，以為火藏”，則為“今文經學”觀點。

古人認為，“五臟”——心、肝、脾、肺、腎，分別對應“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五行”，則為組成世界的五種最基本元素。“古文經學”以為“人心”從“土”，“今文經學”則以為“人心”從“金”。

此兩派曾激烈論爭。至晉代，“古文經學”逐漸占據上風，“今文經學”式微了。

這大約有一定道理——因為“古文經學”更能自洽。

古代“五行說”之“五行”，與“東南西北中”之“五位”相匹配——東為木、南為火、西為金、北為水、中為土。就“人心”來說，許慎曰：心“在身之中，象形”——居身之中，所以“土藏也”。

古籍也提供了足夠的依據——

《詩序》云：“情動于中。”《正義》：“中謂中心。凡言中央曰心。”

《月令》注：心為中“則心為尊也。”

距今8000年左右，中國先民已經開始有目的地觀測天象“以敬人時”，即所謂“觀象授時”的科學實驗——夜觀星象，晝測日影。

古人白天側日影，最早肯定是受到太陽光下自己身影之變化的啟發。因此，最初的觀測日影，也一定由人的身體來實現。

古人稱此為“以髀測影”。“髀”，即人的腿骨。6500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古墓出土的擺放有人腿骨的遺存，證實了這樣的歷史階段的存在。

通過側日影，6500年前的古人，除去可以準確地測定“東南西北”的“四方”，并由此確定了“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四時”，形成了統一的時空觀。而且，形成了“東南西北中”之“五位”觀念，得出了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的認知。

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被古人上升為哲學理念和政治觀念。

《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中。”孫星衍《疏》：“土中謂王城于天下為中也”。

這也是“中國”一稱的最早來源和自然科學及哲學根據。

心“在身之中”，與上述認知相契合，確定了古人這樣的認知—— “心”在人的龐大綜合體系中居于核心關鍵地位并起決定作用。

《荀子.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禮記.大學》疏云：“總包萬慮謂之心”

《禮記.禮器》孔穎達《疏》：“心謂本也。”

《說文》對此的概括是：“凡心之屬皆從心。”——所有以“心”為部首的字，均由人“心”而孳乳、衍生。

實際上，“文為心聲”，先秦古人，即“以心為本”，構筑起了人的“生命”“思維”“情感”“心理”“情緒”“疾病”等等包羅萬象的龐大體系。

《心部》的第二個字，是“息”。

許慎曰：“息，喘也。從心自。”

段玉裁《注》：“此云息也，渾言之。”“渾言”，是“總而言之”；《口部》所說“喘字“為息之疾者”則為“析言之”——“人之氣急曰喘，舒曰息”。段氏接著說：息“引申為休息之稱，又引申為生長之稱。”他說：“從心自”，“自者，鼻也。心氣必從鼻出，故從心自。如‘心思’上凝于囟（xin），故從心囟。皆會意也。”

許慎所言“息，喘也”，是對“人之呼吸”的“渾言之”。“心氣必從鼻出，故從心自”，所以，息之“生長之稱”，是為“以心為本”而來，因此才有“生息”和“生生不息”等詞。

《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息”，即“生息”。

“子嗣”，亦稱“子息”，也就是“生生不息”。

但不論個人或是族群的“生息繁衍”，皆來自人之源于“心氣”的“鼻息”。

《增韻》曰：“一呼一吸為一息。”

古人的哲學里，“息”源于“土”，故有“息土”和“息壤”之說。這與“心為土藏”之說相合。

同時，古人認為，天地陰陽融合形成“氣”。“氣”，即“息也”。

《莊子.逍遙游》：“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氣相吹也。”《疏》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

萬物生長，靠天地陰陽之“氣息”鼓動。人亦如此。

《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段玉裁說到了“‘心思’上凝于囟，故從心囟”。“思”字，許慎沒歸入《心部》，而是單設《思部》立于《心部》之前。大約，他覺得“思”字很重要，才如此設置。

許慎說：“思，?也。”“?（jun）”，通“睿（rui）”，通達之義。

《說文》這個解釋，源自《尚書.洪范》“思曰?”一語，意思是“思考的關鍵是通達”。

《韻會》云：“思，自囟至心，如絲相貫不絕也。”

《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這是說，“心”是“思維”“思想”的器官。

不過，從“思”字來說，“氣息”顯然是“參與”思考的；并且，“氣息”是“思維”“思想”運行的物質基礎，而且，其“運行”軌跡是在“心”與“囟（頭顱）”二者之間，“如絲相貫不絕也”。

或曰，古人以為“心之官則思”，豈不就是“唯心主義”？其實，謬也。這恰恰是很透徹的樸素唯物主義認知——“思維”“思想”不是先于人這個主體而存在，而是附屬于人之“神主”之“心”的功能而已。

《思部》，只收了兩個字，一個是“思”，另一個是“慮”。

《說文》曰：“慮，謀思也。”“謀思”，就是“琢磨”，就是“思考”。

關于“思”和“慮”，段玉裁有一大段注說得極好。其云——

《心部》曰：念，常思也。惟，凡思也。懷，念思也。想，覬思也。勰，同思之和也。同一思，而分別如此。《言部》曰：慮難曰謀。……《左傳》曰：慮無他。《書》曰：無慮。皆為計畫之纖細必周。有不周者，非慮也。

“慮”，表示“思考”之深度和周密，即所謂“深思熟慮”。

可見古人，對于“思”之特點、分類、程度等等，都已經有了相當精確的研究，堪堪令人嘆為觀止。

回到《心部》。

第三個字是“情”。

許慎說：“情，人之侌（陰）氣有欲者。”

段氏《注》：“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

這是說，人的欲望就叫“情”，不靠制度，不可能節制人的欲望。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人之情，包含“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這是每個人不用后天學習就具有的。

“弗學而能”，可以理解為此是人的“思維”和“情感”的基本功能和組成。這是后來的“七情六欲”一說之淵藪。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是另一種說法：“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六氣”，為上天所降之“陰、陽、風、雨、晦、明”， 化入人身，形成“六情”。這應該是許慎說“情，人之侌氣有欲者”的根據。

《心部》第四個字是“性”。

《說文》云：“性，人之昜（陽）氣性。善者也。”

段玉裁《注》：“《論語》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質樸之謂性。”

“情”為“陰氣”，“性”則為“陽氣”。恰如天有日月，地有晝夜，“情”“性”亦為人之“陰陽”兩面。

但古人認為，“性”是人之本質，亦是“生命”之本質。所以《周易.乾》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疏》云：“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秉受，若貴賤夭壽之屬也。”

對每個人來說，“性命”是“共性”，而“性情”則是表現出來的“個性”。《周易.乾》：“利貞者，性情也。”“性情”亦稱“性質”，后世稱為“性格”。

《心部》第五個字是“志”，第六個字是“意”。

兩個合并一起說。

許慎曰：“志，意也。”又曰：“意，志也。”

這是互訓，說“志”和“意”同義。

插上一句，先秦時，“志”與“識”同音亦多假借。現在仍有“標識”一詞，其實就是“標志”，而且“識”讀為“志”。

這是引申。段玉裁說：“《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之所之’不能無言，故‘識’從言。”

對于“志”與“識”之關系，這說得非常清楚了。

也可知，“在心為志”，就是心中確定的“志向”、目標。有遠大“志向”者，則被稱為“志士”。

《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古人，已經對“知行關系”有了清晰的概括，這就是“志行”。

《周易.升.彖》：“南征吉，志行也。”

這是說“志”指導下之“行”。

后來，“志行”又引申為“志向”與“行為”相統一之“操守”。

《國語.越上》：“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問題是，“志”“意”同義，有了一個“志”字，古人何以又多費工夫再造一個“意”字？

段玉裁說，“意”雖然也為“志”，但訓為“記”。就是把“志”在心中“固化”。所以，“意，俗作‘憶（憶）’”“如今人云‘記憶（憶）’是也。”

《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段玉裁稱此為“心之所識（志）也”——心中“固化”的“標志”“志向”——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等等。

你看，古人對于“認知”和“知行”，研究得已何等精細！

古人還深入探討了“認知”與“道德養成”的關系。《說文》亦一并載入。

“慎”為“謹也”；“忠”為“敬也”；“惇（dun）”為“厚也”；“恭”為“肅也”；“恕”為“仁也”；“慈”為“?（愛）也”；“恩”為“惠也”；“忱”為“誠也”；“慰”為“安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心部》，還分別詮釋了“快”“愉”“怡”“悅”“怒”“慍”“怨”“恚”“憎”“恨”“悔”“憤”“懣”“愁”“悵”“憂”“惴”“惶”“恐”“恥”等等諸多詞義和心理狀態。

限于篇幅，實在不能盡言。

這些小篆文字，絕大多數形成于公元前200年之前。

那時的古人，已經有如此精到的認知和總結，由此組成的中國先秦“認知體系”，絕對獨步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