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開國功臣周勃，身經百戰，官場上也是千錘百煉，威震天下，無所畏懼。

后來，他進了一趟監獄，出來之后，他說：

“我指揮大軍，破百萬敵兵如兒戲。卻從沒想到一個監獄牢頭這么大的威風！”

周勃原本是個為喪事吹簫的——類似于西北部分區域喪事中的吹鼓手。

但他參與了秦末漢初所有的軍事行動，滅秦，征項羽、定內亂、御匈奴，真正的身經百戰。厲三朝，官至太尉、丞相。西漢初期軍政兩界的最高權力，他都達到了。

這人的官做到多威風？

可以舉個例子——

每次退朝時，他可以大搖大擺走出去，而漢文帝卻注視著他的背影，行注目禮送他離開，皇帝甚至親身相送，站著目送。

這人臣待遇，可算是登峰造極了。

但就這么一個叱咤風云的風光人物，卻在監獄里被嚇怕了。

那普通執法者的威風，遠比周勃這種東征西戰的大將威風多了。

因為他們暴力執法手段，不是丞相、太尉之流能想象的。甚至法都不能想象，

甚至法本身都不能想象，不管是古代帝王所謂之國法，還是如今的大公之法。

說到底，因為執法者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現任何情況。當然了，執法者也只能是人，這是個無可避免的死結。

漢代的獄吏，實際還不算是編制內的，只是不入流的官，當然，他做官的機會要比別人大。

雖然職位不高，但他們卻是治人的人。

具體的管理權限都歸他所有，比如，牢房條件如何？跟誰關在一起？給不給合格的飯菜？

他可以在小地方上折騰你，為難你，你還拿他沒辦法。他也可以對你比較仁慈，甚至友善，或者，至少有點底線。

但經常出現沒底線的——法的底線，做人的底線，他們都可以上下跳騰，隨意發揮。

所有的吏都一樣，不僅獄吏。

實際上，國家行政的執行如何，恰在這些普通公務員，也就是吏的手里。

因為他們是直面事情，直面普通人的。正宗的官未必能接觸到老百姓。比如周勃，雖然他曾是百姓，但為太尉為丞相后再想接觸百姓，那基本不可能了。

丞相只管人，不管事兒。

有一次，漢文帝問丞相周勃，全國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

周勃：不知道！

皇帝又問：天下糧錢出入的總賬多少？

周勃：不知道。

兩個不知道后，皇帝也懶得理他了，轉頭去問左丞相陳平。

陳平也不知道，但他說，這些事沒必要問我，我是丞相，又不是出納會計。這些事，各有其主。

陛下想問決獄，問司法部門負責人，想問錢糧，找主理錢糧的官。

皇帝不明白了，說：這些事都有人做，那么要丞相干嘛？

陳平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地說：

丞相，是管官的，陛下如果問百官如何，丞相不知，那么丞相有罪。

所謂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百官各司其職而已。

皇帝竟然說，有見識，說得好！

周勃常在軍中，打仗的事他都懂，做丞相就不怎么樣，于是埋怨陳平，你怎么不早點教我這些？

陳平說，怪誰呢？你一個當丞相的，不知道丞相的責任是啥，還怎么干？這要動腦子，難道陛下問你長安城中有多少盜賊小偷，你還要給報數字？

可見，官是定政策，理人事的，丞相如此，一般大官，一把手，也是如此。

具體做事的，直面百姓的，往往是吏。

換句話說，法，或者政策，具體執行的人，往往是吏。

這導致執法形態千奇百怪，上若寬松，下則可以各行其是，甚至公然粗暴，肆無忌憚。比如你去窗口辦事，遇上的辦事人員（吏），非但態度惡劣，甚至故意折騰你，都是大有可能的，而他這么做的原因，有可能只是他今天心情不好。

但他有恃無恐，因為他是你路上躲不過的關卡。

某些手段用在高官貴族身上，他們都會如周勃一樣承受不住，更何況普通人。

他甚至可以掐著你的喉嚨問夠不夠粗暴！

而承受者只能默默承受，毫無反抗之力。

為俗吏所辱常使人驚懼不已。

司馬遷曾舉過例子。

他說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但當猛虎被關在籠子里之后，什么虎威，根本不存在，只能搖著尾巴求食，檻阱之中的猛虎，不如流浪狗。

所謂平常的“待遇”——腳捆手縛，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這還是最下等的受辱。

以前的手段，還有辱祖先，辱自身等，總之，一人受困，全家不安。

以前的法，偏頗很大，因為其基本邏輯是為帝王服務的。這很大程度上導致執法者只看目的，不管手段，比如，只看帝王的臉色和心情。

只要目的達到，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手段也沒有合法與不合法的說法。重要的是合適。

比如漢高祖劉邦進咸陽，在白鹿原與觀眾父老約法三章，只約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余秦法，一概不用。

百姓歡呼雀躍，生怕劉邦不當漢中王。

這與繁復嚴酷的秦法其實區別不大，只是用在當時合適。秦法甚至有刑棄灰于道的，即你去扔垃圾，掉在扔在路上，都是受刑的，刑，是要開刀的，肉體要受苦。

也就是，秦法把丟垃圾這種不文明的行為歸納為刑事犯罪中，換成現在，連個行政處罰都算不上。

但秦國以嚴法而成虎狼之勢，并吞六國，也是合適。

同時，這也與在位者的心志理想息息相關。

比如秦二世胡亥，他的人生理想是，快樂主義。因為人生世上，如白駒過隙，要及時享樂，天天高興，悉耳目所好（挺好聽的，看好看的，像你晚上刷抖音看小姐姐跳舞那樣），窮心志所樂（怎么高興怎么來）。

當然，他倒也不是想一個人這樣，而是想與天下萬民同享此樂。

這當然很幼稚。

但趙高攛掇說，好辦，嚴法刻刑即可，有罪的連坐，滅族，滅大臣，遠骨肉（六親不認）。讓沒錢的人有錢，沒身份的人有身份，就可以了。

把李斯都逼得說違心話，上書說，啊，一切都是正確的，我們刑棄灰于道，是很有道理的。

掉個垃圾，是很小的罪，卻受刑，是很重的懲罰。不合常理，不合邏輯，但是只有圣明之主才可以這樣做。深督輕罪，可以殺雞儆猴，輕罪重罰，重罪可想而知，所以老百姓絕不敢犯法。

這種法，你遇上了走路姿勢都不敢太囂張。

但劉邦白鹿原約法三章，漢建國之后，卻基本用回了秦法。

因為很多事還沒塵埃落定，治國不如單純的打仗，簡單的約法三章可不行，只能湊合著繼續用秦法。

后來呂后、漢文帝、漢景帝，都曾陸續去除一些刑罰。

到了漢武帝，情勢更復雜，文韜武略出眾的漢武帝又偏偏很任性。凡事也只看結果，達到目的就行，而執法之吏，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所以，漢代的執法者，粗暴的很多。

上面說了，粗暴其實不重要，達到目的才行，可以粗暴，也可以溫和。

舉個例子，劉邦一生中唯一一次遭受刺殺的事情暴露，劉邦的女婿趙王張敖牽扯其中。張敖的門客貫高等人，不怕滅族之禍，為張敖辯白。

貫高先是挨打受刑，身上皮膚沒有一塊可以再下棍棒鞭子的，這叫皮開肉綻，體無完膚。

這是粗暴。

但貫高毫無懼色，口口聲聲說刺殺與張敖沒關系。

劉邦于是又派貫高的老鄉去談判。

談話過程很溫和。

最終，貫高的話被采信了。

有人聽到法家說“以法治國”，就佩服得不得了，其實這種法純以帝王權位為主，執法者更是粗暴囂張，甚至不講規矩。因為這樣最合適，也最有效。

這就分了等級，執法者至少在人們眼里，是更高等級的。

現代法的角度不同，講以民為基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理雖如此，卻不一定人同此理。民的觀念，有時尚停留在過去，至少認為執法者比自己高一等，甚至有懼怕心理。而執法者的觀念，也有不跟隨此理的。

孔子的弟子子路，穿著如乞丐，或者穿金戴銀，他都面色自若，既不自慚形穢，也不覺得高高在上。孔子贊嘆他的氣質，說也只有子路能做到這樣了。

但并非人人都是子路。有些人，換身衣服，便是一種姿態。

這往往導致他們的心理被放大，粗暴時可以很暴，溫和時又顯過分，幾如虛偽。

這就導致法雖平等，而所遭遇卻大不相同。

而且，這是個無法完全解決的問題。恐怕永遠是個問題，除非執法者不再是人，而是程序統一標準的機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