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堅持說，古希臘的天文學很高大上。

話里話外，是極看不上中國的古天文學。

若是不吹不黑，話就不是這樣說。

古希臘的天文學家們，幾乎沒誰留下自己的著作。

二世紀的托勒密，可以說既是“地心說”理論的集大成者，又是古希臘天文學的總結概括者。

遺憾的是，這位可能住在埃及，屬希臘裔，或為羅馬公民的托勒密，也沒有任何古希臘文、拉丁文的著述流傳下來。

比如他的《天文學大成》，只有約公元800年前后的古阿拉伯譯本傳世。

暫且不去做這方面的考證。

從上述譯本所記載的古希臘天文學來看，似乎僅有喜帕恰斯發現“歲差”早于中國古天文學。

據載，喜帕恰斯是古希臘公元前2世紀的天文學家，也沒有留下任何著作，正如《九成宮醴泉銘》所說的“重譯”，其譯名因而亦有多種。

喜帕恰斯的確切生卒年月已很難考訂，似乎在其去世那年，即公元前125年，發現了“歲差”。

“歲差”，是說天體運行的“恒星年”，與地面上的人們視覺認知的“太陽回歸年”之間，存在的“每歲漸差”。

古希臘天文學，所繼承的主要是古巴比倫的天文學成就——重視黃道，以“春分點”作為“歲首”。

極可能，喜帕恰斯是根據“春分點”不是固定不變、“每歲漸差”，而發現“歲差”的。

不吹不黑，喜帕恰斯的這一發現，的確早于古中國——如果古阿拉伯譯本記載無誤的話。

中國古天文學——晉成帝時的天文學家虞喜解決了“歲差”問題。這是在公元330年前后的4世紀。

客觀地說，古中國的天文學家很早就發現了“歲差”現象，然而卻疏于總結，最后一層“窗戶紙”很長時間沒被“捅破”。

中國古人觀測太陽的視位置，以“冬至點”為基點。

具體方法是——測定昏、旦時刻的“中（仲）星”，由此簡便地推算出夜半時刻的“中星”位置，進而根據此時與太陽對沖的位置，按照太陽在天空中“日行一度”的規律，求出“冬至點”。

這采用的，是“偕日”與“沖日”相結合的方法。《堯典》中，已記載了這種在古代相當先進的方法。

公元前4世紀，中國古天算家測定，“冬至點”位于“牽牛初度”。

這個數據，與《堯典》所載，已然發生了變化。

或許因為戰國爭霸，動亂頻仍，以致無人對此變化有所疑問，此數據仍被長期沿用。

公元前104年，鄧平、落下閎等人奉旨編制新歷法，原因便是日月合朔的“冬至點”已然偏離《甘石星經》所載“牽牛初度”。

但鄧平大概急于討好武帝，在明顯知道上述問題情況下，含糊了過去，而且在《太初歷》中，把更精確的“朔策”時長29又499/940，改成29又43/81這個不精確值，致使回歸年時長變為365又385/1539日，反而比“四分歷”誤差更大了。

一百年后，劉歆編制《三統歷》，公開了對“冬至點”變動的疑問。

東漢初，民間天文學家賈逵，經過實測，指出當時的“冬至點”為“斗宿二十一度”。

由編?、李梵等主持修訂的《四分歷》，確定了“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為“冬至點”。

至東晉，虞喜發現，“冬至日”黃昏時的南中天星宿已不再是“昴宿”而是“壁宿”。

他察覺，日行一周天的一個“回歸年”，太陽并不是回到原點——盡管一年的時長不變，但太陽的“行程”并沒走完一周——就是說，“二分”點和“二至”點，沿黃道連續不斷地緩慢西退。

虞喜返回頭來研究《堯典》，認識到，其所記載的，是早他2700年的古老天象。

由此，他推算，“冬至點”每五十年沿黃道西退一度。

南朝祖沖之，首次將“歲差”引入了歷法計算。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隋代天文學家劉焯和張胄提出了75和83的新“歲差”值。

“歲差”形成的根本原因，直到牛頓力學產生后才最終解決，得出的精確值為71.6年西移一度。

不妨概括一下——

第一，喜帕恰斯發現“歲差”，比古中國的同行“幸運”得多——從前四世紀到四世紀，中國天算家們錯失了多次機會，與“發現”擦肩而過。

第二，喜帕恰斯又不夠“幸運”，他發現“歲差”，在之后一千多年里并無人問津，更沒應用于歷法——晚幾十年實行的《儒略歷》沿用了1600多年，誤差長到10多天——很好的發現一直被束之高閣。

第三，據記載，喜帕恰斯的“歲差”值，為每百年移動一度。這不僅與劉焯、張胄的數值近似度相差很大，比虞喜的數值亦有差距——即使在公元前2世紀時，也嫌不夠準確。

這一數值，被西方人墨守了相當長時間。

不吹不黑，實事求是，承認他人成就，也別“逢中必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