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堅持說，西方天文學先進。

當然，這是說比中國古天文學先進，而且是一概而論。

不吹不黑，開普勒和牛頓在哥白尼日心說基礎上創立的天體力學，以及據此形成的新天文學，確實先進。

因為這是近現代科學，開創了新紀元。

若自17世紀末、18世紀初往前數，情況就未必。

第谷建立的“太陽系結構模型”，即“第谷體系”便是如此。

第谷是丹麥天文學家，但別忘了，他在歐洲還有一個很響亮的“名頭”——星占學家。

他以研究行星圍繞太陽旋轉見長，然而，其又堅決不接受“地動”——于是，他的立論基點是，行星圍繞太陽旋轉，太陽圍繞地球旋轉。

第谷受托勒密“地心說”影響過深，所以結論也一致——“有一個能容納恒星的外球，它每天繞地球轉動一次”。

如此與天體力學相悖的根本立足點，勢必令其研究無法深入到天體運行規律的本質層面。

《不列顛百科全書》說：“第谷理論能解釋觀測到的金星位相的變化。”

僅此而已。其他行星呢？沒說。

現代天文學家評論說，第谷揭示了行星運動的一些復雜性，為后來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的發現奠定了基礎。

但同時也說，他無法完全預測行星運動，盡管“第谷體系”在描述行星的大致軌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無法精確預測行星在軌道上的具體位置和運動。這限制了其在天體力學和航海等領域的應用。

第谷研究行星的成果，與中國古天文學相較如何？

先說行星運動的“定性”和“定量”。

從有文獻記載來看，中國古天文學至晚在戰國時期，已對肉眼可觀測的五大行星，做了“順”“進”“逆”“退”“留”“伏”等等“定性”表述。

“順”“進”，是說行星向前運行。“逆”“退”，是說行星向后的視運動。“留”，是視覺行星原位置不動。“伏”，指行星隱而不見。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在對行星運行“定性”的同時，已通過“定量”來記錄行星運動的不同速度——其對于金星的第一次“順行”，給出了先緩后急兩個速度，對第二次“順行”，給出了“疾”“益徐”“有益徐”三個速度。

《五星占》對行星的“留”與“逆行”，也有精彩的“量”的描述。

東漢《四分歷》，正式對行星運行至太陽背后稱為“上合”；重合于太陽之前稱為“下合”——此時，行星皆不可見，但顯然，編?、李梵等對行星的運行軌道及速率是了然于胸的。

到了宋代，周琮的《明天歷》首次提出了行星運行“沖”的概念。所謂“沖”，指行星處在與太陽和地球相反的方向。

至此，關于行星運動的幾乎所有狀態，都已經被中國古天文學觀測到并清晰表述了。

也在宋代，朱熹提醒歷算家們，行星“逆行”只是表面現象，只不過是天體相對速度不同而形成的視覺感知，事實上逆行仍然是向前的運動。圖三。

中國古天文學關于行星運動的“定性”和“定量”認知，見圖四。

與“能解釋觀測到的金星位相的變化”的第谷行星理論相比較，孰強孰弱，并不難得出結論。

再說行星運行的“軌道”和“規律”。

戰國時期，中國古天文學家們對于行星的“軌道”和“規律”，依然有了相當成熟的認知。

先賢們，將此稱為“五星會合周期”。

下圖四，是唐僧一行《大衍歷》之前的有代表性的“五星會合周期”一覽表。

此表的數字，表示的“五星”每一星從“晨始見”到下一次“晨始見”之間的時間間隔。

可知，在七世紀前，古歷中的“五星會合周期”數值，與“真值”已非常近似。

《大衍歷》，則更弦易轍，采用了以“合”來判定“五星會合周期”，于是進一步精密。

特別要提到的，是帛書《五星占》。

其第一次使用“五行”配屬“五星”，列有從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共七十年中，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并對其在一個會合周期內的運行做了詳細描述。

這無疑表明，此時把行星動態研究與位置推算緊密結合，已經屬于自覺的常態。

關于金星的會合周期，《五星占》給出的數值為584又96/240日，較現代數值583.921日，只長了不足半日。

關鍵的是，帛書提出了金星會合周期與歷年的對應關系——即，584又96/240的五倍為2922日，而四分歷的365.25日的八倍也恰好是2922日。

法國天文學家弗拉馬里翁，曾利用上述周期預報20世紀后半期金星作為辰星和昏星最易觀測的時間，以及1956-2012金星下合時可以看到明亮細環的時刻。

可是他們想到，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人，早就列出了一張金星七十年運行動態表。

第谷沒取得弗拉馬里翁這一成就，而且應該遺憾無緣讀到《五星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