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軍部隊發生了一件怪事，野戰醫院的女院長栗秀真，她竟然讓幾位新四軍傷員搬出去，騰病房給國軍的傷員住。

三個多月后，院方為這些傷愈歸隊的國軍士兵舉行的送行宴會上，有一個國軍的副官，卻從懷里掏出一把手槍，打開了保險……

1915年12月16日，河南沁陽人崇義鎮一個姓栗的老中醫家里，傳出一陣陣嬰兒的哭聲，這個嬰兒就是栗秀真。

栗家祖傳三代中醫，栗大夫很想把自己的本事傳給女兒，但是老祖宗的規矩是“傳男不傳女”，他為了難。思來想去，他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15歲那年，他把女兒送到河南汲縣（今衛輝市）惠民醫學專科學校學習西醫。四年后的1934年，19歲的栗秀真畢業。她學習刻苦，成績優異，畢業后被留在該校附屬醫院擔任護士。不久后，她又擔任了護士長。

1938年2月，日軍占領汲縣城，院長安排她到我黨（董必武、陶鑄）開創的湖北應城“湯池臨時學校”任教。

1938年冬，鄂中地區燃起烽火，武漢、應城相繼被日軍占領。

1939年1月，在陶鑄的領導下，“應城縣抗日游擊隊”（簡稱“應抗”）成立，游擊隊軍醫院也隨之成立，24歲的栗秀真被委以重任，當了院長。

讓一個護士出身的女孩當院長，即使她再優秀，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當時，這樣做是出于無奈。

當時，“應抗”剛剛成立，成立的時候只有8條槍，后來陶鑄又讓人從香港買了20把德國造駁殼槍。萬事開頭難，游擊隊面臨很多困難，新成立的醫院缺醫少藥，醫療人才都到了大后方西南，栗秀真就成為“金疙瘩”，被委以重任再正常不過。

1939年6月，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李先念、陳少敏來到京山養馬畈一帶高舉抗日大旗，“應抗”被編入新四軍，番號為“獨立游擊支隊”。

木匠出身的湖北人李先念，在軍事上很有一套，他21歲就任紅三十軍政治委員。白手起家的他，短短一年間，把人馬擴充到一萬。

1940年初，豫鄂挺進縱隊宣告成立，原來的“應抗”醫院，也隨之升格為“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野戰醫院”。

栗秀真勞苦功高，自然還是院長。挺進支隊是在夾縫里生存，每天跟日軍打游擊，野戰醫院的地址也不是固定的，搬家是常有的事。這不，1940年剛過完年，栗秀真的野戰醫院又接到上級的通知，搬家到湖北省京山縣石板河畔的趙家沖一帶。

得知消息，剛住進醫院，做過手術的戰士們一肚怨言，嘟嘟囔囔。可是當他們到了新駐地之后，當即眉開眼笑，因為京山山清水秀，叢林遍布，景色宜人，就像人間仙境，在這里養傷再合適不過了。

而且趙家沖緊挨著大山，地處偏僻，距縣城有近百里路，相對來說也比較安全。

不光如此，挺進縱隊宋（河）應（城）路西指揮部當時就駐扎在距此只有20里的八字門，即使發現敵情，肯定會得到預警，也不需要太擔心。

可是，正當傷員們在這里安心養傷的時候，險情發生了。

1940年4月的一天，栗秀真正在忙著跟醫護人員給一個傷兵做手術，一個新四軍小戰士跑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是路西指揮部的通訊員，政委楊學誠讓你們趕快轉移！”

栗秀真聽了不敢相信，這里如此偏僻，再安全不過，為什么要搬家。再說了，醫院搬家可不像作戰部隊，起身就能走。醫院里壇壇罐罐多，有醫療設備，醫療物資，手術床，搬家一次的難度可不小。

“醫院附近出現了一支部隊，還不清楚他們是哪一部分的，為防萬一，上級命令你們迅速轉移應城湖區去。”通訊員說。

栗秀真一聽不再質疑，隨即召開會議，安排轉移。幾個小時之后，準備完畢，這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夜幕即將降臨，正好借著夜色轉移。

正在他們打算起身的時候，警衛戰士前來報告，宋應公路出現很多軍車，來歷不明。

粟秀真不敢大意，就決定推遲轉移，看情況再說。

次日下午，周圍沒有了動靜，栗秀真與指揮部沈德純主任指揮著隊伍上路。可是剛走了不到十里路，又發生了意外。前面路口，出現一群軍人，穿著跟八路軍一樣的軍裝，僅僅是肩章不同，他們是一支國軍。

這伙人在前面設卡攔路，對來往的車輛進行檢查。看到栗秀真他們到來，士兵把槍一橫，攔住去路，喝道：“你們是哪部分的？”

栗秀真一聽此人說的是廣西話，不用說是桂軍，心情便不再那么緊張，至少比遇到偽軍要好。這樣一想，她便上前答道：“我們是新四軍，挺進縱隊醫院的。”

這時候從哨所中走出一個軍官，瞪著眼睛說：“這種危險時候上哪去，你們也太膽大了吧？”

“不知道兄弟此話怎講？”沈德純主任開口說道。

“你們不知道吧，我們正在和日軍交戰，戰場距離這里不到十里路，你們往前走不是送死嗎？”軍官不耐煩地說。

“可我們是醫院，能待在半路嗎？”栗秀真焦急地說。

“這……”軍官猶豫了一下說，“這我也不能做主，等一下我請示一下上峰。”軍官雙手一攤。說完，那名軍官將栗秀真他們帶到位于孫家沖的國軍指揮部。

到了門口，軍官示意栗秀真他們停下，軍官進去稟報。不一會，軍官讓沈德純主任進去，卻讓栗秀真留在外屋。

在指揮部里，沈德純見到一個40歲上下，身穿少將軍服的國軍高官。此人身材魁梧、高鼻闊口，四方臉上一只鷹眼咄咄逼人。

之所以說是一只，因為此人是個獨眼。此人雖然長得霸氣，但是很謙遜，他主動走上前，跟沈德純握手，然后自我介紹道：“卑職乃第94軍（駐地廣西柳州，士兵大多是廣西人）副軍長牟廷芳，奉上峰命令攻打駐扎在應城的日軍，你們是哪一部分的？”

沈德純主任微笑著說：“我們是新四軍挺進縱隊……”

一聽到“新四軍”三個字，牟廷芳臉色大變，眉頭緊鎖，臉上肌肉抽搐，雙手也不自覺地攥成拳頭，額頭青筋突起。沈德純一看心說不好，此人肯定跟新四軍有過節。

還沒等牟廷芳開口，一枚炮彈呼嘯而來，在附近爆炸。雖然距離還有百米遠，但是也讓腳下的大地顫動，真震得人耳朵嗡嗡直響。

炮聲一響，說話都聽不見了，大家不再說話，坐到凳子上等待。炮聲響了十幾分鐘之后停止了，接著是機關槍的聲音——戰斗打響了。

炮響的時候，栗秀真已經被叫到了指揮所，見槍聲響起，她走到牟廷芳跟前大聲說：“將軍，開戰之后，肯定出現很多傷員，要不要我們救治傷員？”

牟廷芳眼一瞪，說：“看你說的，仗還正式開打，你就咒我的士兵受傷？”

栗秀真并不介意他的態度，而是和顏悅色地說：“將軍，要打仗就會有傷員，我們的士兵又不是紅槍會、義和團。”

見栗秀真說話不緊不慢，牟廷芳反而顯得有點尷尬，但仍舊梗著脖子說：“謝謝這位女士的好意，我的傷員不會扔到陣地，我會安排，你們就甭操心了。”

這時候，他的副官走了過來，伏在他耳邊悄聲說：“軍座，我們打了多日的仗，藥品已經告急，能不能讓新四軍賣給我們一些藥品？”

副官的話聲音不大，但還是讓沈德純聽見。沒等牟廷芳說話，他便搶先說道：“我軍的藥品也庫存不多，但可以先給貴軍一些，但我們不會賣，都是中國人，都是打鬼子，收錢就見外了。”

牟廷芳一聽，眼睛瞪得老大，顯然這話出乎他的意料。他不再高傲，而是感激地說：“那太好了。”

說話間，總攻開始，戰況激烈，傷員也陸陸續續被救護隊抬到了到指揮部不遠的一所學校。就在這時候，指揮所里屋的電話響了，牟廷芳對栗秀真他們抱歉笑了笑，到里屋去接。

放下電話，牟廷芳走了出來，對沈德純和栗秀真說了一句話，讓二人意想不到：“二位，牟某想拜托你們一件事。”

這話讓二人感到驚訝，剛才還端著架子、盛氣凌人的少將，為何轉眼間態度大變，判若兩人？

原來，牟廷芳剛接的電話是上峰打來的，要他立刻率部轉移。這一來，傷員便成了問題，根本就無法帶走。

“部隊轉移，傷員不能帶，但是牟實在不忍心撇下他們，弟兄們跟著我南征北戰，是為國受的傷啊。”牟廷芳聲音低沉地說，“貴軍可不可以先幫忙照看一下？”

聞聽此言，沈德純和栗秀真都沒有開口。傷員看樣子有二三百人，新四軍醫院一旦接下這批傷員，那就要給他們處理傷口，做手術。一旦這樣，醫院還如何轉移？

桂軍轉移之后，日軍到這一帶來是板上釘釘的事，新四軍的傷員和醫護人員處境就會非常危險。

這樣一想，二人猶豫起來，許久沒有開口回應。看到二人為難的表情，牟廷芳長嘆一聲說：“二位莫為難，傷員只好丟在這里，生死有命吧。”

聽了這話，栗秀真眼眶濕潤，這些傷員都是抗日健兒，丟在這里不管于心不忍。

這樣想著，栗秀真給沈德純使了個眼色，二人到外面商量了一下，做出了艱難的決定：接收這批傷員。

聽了他們的決定，牟廷芳再次被感動了，他緊緊握住二人的手聲音微微顫抖著說：“卑職謝謝你們了，日后，牟某一定要把你們的義舉向委員長匯報！”

牟廷芳說著，又指著自己失明的那只眼睛說：“實話告訴二位，之前我跟貴軍有深仇大恨，所以才下令攔截你們。”

牟廷芳是貴州朗岱（今六枝市）人，1904年出生，黃埔一期生，他不但深受蔣校長欣賞，也是總教官何應欽的得意門生。

在何應欽的安排下，他在1928年還到日本學習軍事，讓別的同學妒忌，能有這樣機會的人，即使是黃埔生也是千里挑一。

回來后，牟廷芳就開始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進攻蘇區，以報答蔣校長與何老師的“知遇之恩”。

因為屢立戰功，在1936年，牟廷芳被委任為貴州省保安處副處長。上任不久，便迎來一場惡戰，對手是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2、6軍團。戰斗中，牟廷芳沖鋒在前，被子彈擊中右眼。從此，牟廷芳對紅軍恨之入骨，發誓要報仇。

可是當年4月，紅軍就西去離開貴州，牟廷芳雖然不甘心也只能作罷。

轉眼間，時間來到1940年，時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昔日戰場的敵人紅軍和白軍，在國恨家仇面前已經成為友軍。但牟廷芳小肚雞腸，仍然耿耿于懷，不忘報仇。因此，當他聽說新四軍要從自己的地盤經過的時候，就想報仇。

當時國共兩黨正在合作抗日，他再怎么也不敢真正出手，只能借機刁難一下。沒想到，新四軍如此顧全大局，高風亮節，讓他很是愧疚，感到無地自容，對我軍的態度也迅速轉變。

解放戰爭期間，牟廷芳深受蔣介石賞識，擔任天津警備司令部司令官，但是對內戰態度消極，沒有主動進攻解放軍，以至于被蔣介石撤職，1953年在香港病逝，此乃后話。

這批留下的蔣軍傷員人數確實不少，有300多人，這給本來就人力物力資源短缺的新四軍醫院帶來很大壓力。在此情況下，栗秀真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讓正在住院的新四軍傷勢較輕，或者已經快要康復的傷員提前出院，住在老鄉家。

情況緊急，來不及請示上級，栗秀真自己做主，承受巨大壓力。不過事后請示上級之后，上面并沒有責怪她。

栗秀真帶著醫務人員度過了多少個緊張的白天，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94軍的大多數傷兵很快康復。

以前受牟副軍長的影響，很多蔣軍官兵對新四軍充滿敵意，沒少跟新四軍搞摩擦，如今見新四軍醫院的天使們以德報怨，哪怕是鐵石心腸也被感動。

臨走之前，有的士兵來到院長辦公室說：“栗院長，我們想參加新四軍。”

栗秀真聽了連忙笑著解釋說：“我們現在都在國民政府領導下，你們如果參加新四軍，我黨沒法給重慶交代。”

經過一番勸說，栗秀真才讓那些士兵依依不舍離開。

也并非所有傷員都感激新四軍，也有一部分人中毒太深，對新四軍看法不變，說我軍救治他們是有目的，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新四軍為啥對我們這么好？他們就是想策反咱們，誰要是不同意的話，到時候都會被活埋。”傷兵中，一個姓吳的副官說。

1940年7月下旬，是桂軍傷員歸隊的日子，栗秀真設宴為他們送行。聚餐時，發生了意外。酒過三巡之后，有個副官突然掏出一把手槍，打開保險。

在場的人目睹之后，全都看震驚不已：這小子要干什么？幸好，一旁有個國軍士兵反應敏捷，瞬間將其控制，把槍奪下，危機得以解除。

副官為什么這樣做？

審訊他的時候，他說：“我聽到有人說，新四軍要設鴻門宴，在宴會上將我們解決。所以我就偷偷帶了一把手槍，打算萬一到時候，跟你們新四軍拼個你死我活。”

栗秀真聽了哭笑不得：“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常干壞事，認為別人也像自己一樣卑鄙、齷齪。”

那位副官這才知道自己上當，誤解了新四軍，但是他仍舊忐忑不安，認為新四軍饒不了他。結果出人意料，他不但沒有被懲罰，手槍也物歸原主。

他激動地說：“我這輩子啊，都不會再向新四軍開一槍！”

常言道，一時勝負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靠暴力只能取得一時的勝利，真正笑到最后的，是跟正義站在一起的人。

新中國成立后，栗秀真先后擔任湖北省衛生廳廳長、衛生部防疫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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