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

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

不管怎么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么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

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并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

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

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 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

“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

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

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

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并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 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 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么出身？

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里迸出三個字：“狗崽子！”

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

當年我就這么想，現在我也這么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

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

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

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

看完以后，心里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

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么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里。

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

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

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

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 “文化革命”里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

至于隊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么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

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里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

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么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癥。

有關癔癥，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

不管哪一種，心里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隊時，村里有幾個婦女有癔癥，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貍，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貍的名義要求吃肉。

但肉割來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貍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癥，大家鬧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只考慮陽的一面，結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里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癥。

后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 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

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

這一大伙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里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

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

根據一種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里，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

我急于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

總之，此君現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

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并且感覺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塊咸咸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

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后，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并且被人逮住了。

不知你會怎么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么說，人性尚存。 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

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慮。

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

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

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

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里，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

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里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于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

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 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

后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

我的親身經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

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里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

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

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并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

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未完，待續）

（源自電子書《沉默的大多數》，作者王小波。轉載僅供分享與交流，如涉侵權，煩請聯系曉崇刪除。如有需要《沉默的大多數》電子書的朋友，可以在文后留言索取）

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