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
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xù)生活的勇氣。
不管怎么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么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
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并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
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tǒng)》。
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 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
“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
有一天,忽然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
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
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并不是我們發(fā)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fā)起的。 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 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么出身?
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里迸出三個字:“狗崽子!”
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
當年我就這么想,現(xiàn)在我也這么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
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
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yè)是《南方來信》。
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
看完以后,心里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tài)了。
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xiàn),我就想象不出現(xiàn)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么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現(xiàn)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里。
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dǎo),還經(jīng)常提到“十六條”。
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guī)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
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
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 “文化革命”里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
至于隊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么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cè)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tài)度。
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里的孩子相當?shù)膮柡Γ坏页掣伊R,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
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么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xù)雙唇緊閉,兩眼發(fā)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tài)度,繼續(xù)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fā)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癥。
有關(guān)癔癥,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
不管哪一種,心里想的和表現(xiàn)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隊時,村里有幾個婦女有癔癥,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貍,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貍的名義要求吃肉。
但肉割來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貍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癥,大家鬧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nèi)。只考慮陽的一面,結(jié)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wèi)毛主席,保衛(wèi)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里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癥。
后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 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
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y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
這一大伙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gòu)(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jīng)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里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
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jīng)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xiàn)場也沒有找到。
根據(jù)一種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里,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
我急于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jié),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jīng)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
總之,此君現(xiàn)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
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guān)緊咬,并且感覺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塊咸咸的東西。
現(xiàn)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jié)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guān)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
這件事的結(jié)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后,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并且被人逮住了。
不知你會怎么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么說,人性尚存。 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
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慮。
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
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fā)狂。
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
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里,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wèi)-兵,品格低劣。
考慮到紅-衛(wèi)-兵也不是孤兒院里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于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yīng)該負一定的責任。
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 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
后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xiàn)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
我的親身經(jīng)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nóng)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yī)院。
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里寬,因為它已經(jīng)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
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
因為有這些表現(xiàn),我以為我們并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nóng)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xiàn)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
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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