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約翰·肯尼迪就古巴問題，首次與軍方、CIA等勢力召開會議。CIA局長艾倫·杜勒斯非常篤定地向總統保證：只要讓他的部門主導接下來的行動，只需略施小計，管叫那卡斯特羅老兒拱手而降，古巴不戰自潰。

安插間諜，收買內奸，扶持反對勢力乃至傀儡政權，最終推翻一個國家的合法政府——這是神通廣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引以為傲的伎倆。

別看這幾招如今看來說不上有多高明，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里，不知有多少國家，好端端地就毀在了美國人手里。

見總統依舊舉棋不定，時任美國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陸軍上將萊曼·蘭尼茲爾趕緊站出來幫腔作勢，稱方案通過了評估，可行度極高。

肯尼迪終究是招架不住，在文件上簽了字，可結果卻讓他大失所望——付出的信任與期待，最終換來的卻是一場名為“豬灣行動”的馬戲團表演。

“盡管中央情報局要為此次行動失敗負主要責任，但肯尼迪總統也不能完全擺脫干系。”——《新聞周刊》

好事的美國媒體一點都不打算給總統留面子，豬灣行動不但讓CIA和美國顏面掃地，更是令肯尼迪的政治聲望大受折損。您以為對于當時美國高層的利益集團而言，這局面已經是輸得不能再輸了？實則恰恰相反。

軍方大佬臉上陰云密布，心里實則樂開了花：沒想到吧，劇本就是這么寫的。

于是，美國歷史上最大之一的陰謀論就這么誕生了。

如今提起肯尼迪，有不少人挺為這位美國總統感到惋惜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年輕有想法，不像過去那些老政客，個個自詡政治老手，做起事來卻四平八穩，瞻前顧后束手束腳。

有關肯尼迪的傳聞有很多，據說他曾試圖從某神秘利益集團手中奪回美聯儲。

人們相信倘若肯尼迪沒有死于刺殺，如今的美國恐怕將大有不同。然而這其中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有想法并不等同于有能力，某種意義上講，肯尼迪比起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其實并好不到哪兒去。

肯尼迪政治生涯的起點很高，本該有不可估量的未來。

肯尼迪家族是美國數得著的名門世家，本身就是傳統的統治階層的一部分；肯尼迪“根正苗紅”，在他上臺伊始，各大勢力給出的姿態是相當積極的。

混政治場的尤其講求個人情世故，即便嫌棄對方，起碼面子上也得過得去，友好地打個招呼，只求對方在自己施政初期不要找麻煩。

肯尼迪的做法卻很“低情商”，不但拒絕了右翼政客、軍方等勢力拋來的橄欖枝，后來更是提出了“公平施政”的口號，實則將這些問題公開化，弄得大佬們灰頭土臉，倒是自己賺了個“清高”的美名。

對對對，就你肯尼迪清高，真了不起。

因而從始至終，肯尼迪也沒能建立足夠穩固的權力根基以支撐他的“宏圖偉業”。而另一方面，他所表現出的政治手腕也遠沒有傳聞中那么強大。

我們不妨舉個例子。

上世紀50年代末，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背景下，歐洲各國紛紛實行資本管制，大力囤積美元；而美國為了維持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核心地位，就不得不想辦法保持美元的幣值，結果造成了黃金等財富的大量流出。

上述狀況使得美國本土經濟的低迷，就業率不斷上升，而肯尼迪政府則拿出了積極的內外政策，對內頒布《地區再發展法》，依靠聯邦政府資金援助高失業率地區；對外聯合英法等歐洲國家建立美元防御體系。

這一系列措施的動靜著實不小，高舉“凱恩斯主義”大旗，豪擲重金，充分展現了聯邦政府的決心。結果卻相當尷尬：不僅相關問題沒能得到明顯有效的解決，反倒在降低失業率這一點上，被美國審計總署查出“地區再發展管理局數據造假”的問題，所創造的就業量被夸大了1.28倍。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肯尼迪的能力與他的雄心壯志是不相匹配的。

而在古巴問題上，他一開始的表現也大抵如此：希望用犀利的手段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實則雷聲大雨點小，懼怕造成難以控制的后果。

因此，CIA提出的“鬼鬼祟祟”的做法，某種意義上講是非常符合肯尼迪期待的，只是按照陰謀論的觀點，他沒有料到這只是“誘餌”。

許多年后，當年的一部分人檔案得到解密，有學者從蘭尼茲爾親手寫下的報告中發現了令人震驚的內容。

“……（指CIA的行動方案）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值得懷疑。”

也就是說，在軍方大佬看來，“豬灣行動”計劃是肉眼可見的失敗的。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如此，軍方為什么推波助瀾，說服肯尼迪去批準一個注定失敗的計劃呢？

他們想要把“諾斯伍茲”計劃搬上臺面。

這個名詞在資料中出現的頻率很低，但據說肯尼迪第一次聽說時被嚇了一跳，斷然拒絕，后來不惜與軍方分道揚鑣。

那么何為“諾斯伍茲”計劃？

19世紀末期，停靠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國海軍重型巡洋艦“緬因”號突然發生爆炸，由于事發突然，艦上官兵來不及反應，最終無一幸免。

經過調查，美國方面堅稱這是西班牙人搞的鬼，繼而發動了美西戰爭。1898年10月12日，落敗的西班牙不得不在《巴黎合約》上簽字，從此以后，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等地區落入美國掌控之中。

顯然，美國賺翻了。

一直以來有學者主張，當年西班牙人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和機會在“緬因”號上搞事，這起慘案其實就是美國人自導自演的；后者的動機，無非想要掠奪利益且做到“師出有名”。

而“諾斯伍茲”計劃便是在此基礎上做了理論化的總結：犧牲一小部分“自己人”的利益乃至生命，釀造禍端并栽贓給敵對國家，挑起戰爭，最終獲得巨大的國家利益。

這與我國的“苦肉計”有些類似，區別在于一個不過是做做戲，另一個卻是真的草菅人命。

當然，美國政府斷然不會承認如此罪惡的東西，該計劃是否真實存在，至今仍有爭議。

研究者普遍認為，“諾斯伍茲”計劃是在艾森豪威爾總統時代基本成型的。

進入60年代，美國社會中的極端反蘇思潮趨于消亡，相反，有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為蘇聯制度可能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可即便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于1961年卸任后，以軍方元老為核心的極右翼勢力依舊在政壇中呼風喚雨。

他們還暗中組建小團體，自詡“愛國者”，宣稱為美國國家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敢再挑起一次世界大戰。

1959年初，古巴革命戰爭接近尾聲，由美國一手扶持的巴蒂斯塔政權倒臺，古巴一夜染紅，如一顆釘子一般直刺資本主義陣營的心臟。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蘇聯所帶來的威脅都變得溫和無比。

在做過充分的嘗試后，軍方大佬一致認為：只有借助美軍強大的軍事力量，發動大規模戰爭，徹底摧毀紅色政權的生存土壤，古巴問題才能真正解決。

公然入侵一個國家，粗暴地推翻其合法政權，任何一位總統都不敢承擔這種行為所帶來的風險，而軍方所要做的無非兩點：其一，為挑動戰爭找一個合適的借口；其二，逼迫總統下決心。

蘭尼茲爾上將與同僚們商定的計劃是這樣的：在美國本土策劃針對平民的軍事襲擊，造成流血傷亡，偽造成古巴方面制造的恐怖主義活動。

在1961年1月25日那次敲定CIA行動方案的高級會議之前，軍方曾隱晦地向肯尼迪講述了這套方案，而肯尼迪震驚于“拿本國百姓的鮮血換取國家利益”的殘暴做法，斷然拒絕。

于是，蘭尼茲爾配合杜勒斯唱雙簧，趕鴨子上架，逼迫肯尼迪批準一份注定失敗的行動方案；到時，肯尼迪會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便不得不求助于軍方。

果然，“豬灣行動”失敗后，指揮權由CIA移交給了美國國防部，后者在短期內制定了許多方案，例如在美國本土制造炸彈襲擊，在古巴上空擊落美國客機，或者在位于古巴境內的關塔那摩美軍基地中制造騷亂等。

然而出乎軍方意料的是，肯尼迪馬上又不老實了。

1962年2月底，因“行動進展緩慢”，美國軍方被要求放棄計劃，改為專心收集情報，負責向軍方傳達這一指示的行動顧問，正是肯尼迪總統的親弟弟、時任司法部長的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這意味著總統慫了，放棄了對古巴問題的“堅決”立場。

此后，肯尼迪多次駁回了國防部的方案與各種建議，并在3月正面否決了“諾斯伍茲”計劃，并直接將蘭尼茲爾解職——想要戰爭？不可能。

這可不單單是得罪了軍方，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些舉措更可能促使國防部與CIA乃至更多勢力結盟。如此一來，肯尼迪的處境便可想而知。

其實客觀而言，肯尼迪的做法，客觀而言是出于良知與理性的選擇，值得被稱道，但從政治角度來講卻非常冒失，無異于自絕后路。

另一方面，他也的確撞到了“壞時候”。

上世紀60年代，諸如CIA這樣的權力機構正處于迅速膨脹階段，速度之快連普通民眾都肉眼可見。這些部門逐漸脫離了總統的控制，成為國家幕后利益集團的“私軍”。

有陰謀論者相信：所謂“諾斯伍茲”計劃也是那些真正的決策者提出的，看似勢力深厚的美國軍方，實際上也只是“發言人”。

單從此事來講：無論出于良知，還是擔心自己的政治聲望遭受折損，肯尼迪輕易將計劃否決的做法顯然沖撞了幕后集團；而縱觀其總統生涯，他總是不合時宜地顯露強勢，更是引起了那些“大人物”的仇視。

你區區美國總統，想憑借一己之力從我們手中奪走對這個國家的掌控權，想什么呢？

無論如何，這種想法一旦產生，肯尼迪日后的悲劇下場便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