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書接上回。

呂奕拿到小洞天金礦，沒有采過里面的一塊石頭。我剛開始很不理解。“金礦在那兒放著，抱塊石頭出來就能賣錢。放著不采多浪費。”后來，金礦老板張睦和林勝對我說：“這一看就是個玩資本的，拿到金礦，他不會開采，只會去抵押融資。采礦很麻煩，投資大，風險也高。不采放著，拿去融資，沒有成本、沒有風險，還不上錢了，把金礦甩給金融機構就行。”“反正錢，呂奕是通過融資拿到了。至于甩出去拍賣了，金礦到底能拍出多少錢來，與呂奕無關。”

哦，這原來是，先詐騙張睦和林勝的，再詐騙國家和社會的。純純的空手套白狼，一件兒東西兩頭騙，賺個盆滿缽滿，還不擔風險不擔責。

沒開采就好。沒開采，我們就可以“毛都不少”的原樣拿回來。

這篇稿子，談談收復小洞天金礦的司法過程。

一、左右為難的海南法院

再審的案子，沒人愿意管。小洞天金礦案移送海南后，海南法院承辦人立即打來電話，說“這個案子，怎么移到我們這兒來了？和我們沒有關系啊。”我給她說：“北京法院說，渤海信托是海航控股。還說凡是涉海航的案子，都由你們集中管轄。所以，沒有經過我們同意，就把這個案子塞給了你們。”

“我知道北京法院說的是假話。渤海信托那么大一個金融機構，全國各地都有官司。他們的案子，在南京能審、在西安能審、在石家莊也能審，有的還可能在西藏審。怎么就唯獨小洞天金礦的案子，不能在北京審了？”

給海南法院說這些話，既是實際情況，更是提醒海南法院要慎重，別輕易趟了北京法院的渾水。

海南法院聽后說：“那等我們合議一下，形成意見后，再聯系吧。我們也給領導匯報一下，看能不能再給他移回去。”

我知道，這個案子，沒有新的事實發生，是不可能再移送回北京了。北京法院移送海南是“依職權”移送過去的。依職權是啥？說白了，就是可以不經過管轄異議的司法程序，不經雙方當事人提出意見，也不征求被移送法院意見的情況下，任性的為所欲為。

這種移送，海南法院還必須得接著。即便滿肚子苦水，滿腹的牢騷和抱怨，也不能再移回北京。否則，來回移送的過程，就變成了“踢皮球”的耍賴過程。北京法院說“我不管”，海南法院說“我也不管”；北京法院說“反正我要移給你”，海南法院又說“反正我也要給你移回去”。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移來移去，案子永遠進入不了實質審理程序，受害的只有老百姓。

不能再移回去，算是對依職權移送的唯一制約。硬著頭皮接下來，是海南法院唯一的選擇。

2022年1月，海南法院又打來電話，說“你們增加了渤海信托為新的被告，需要補交訴訟費。算了一下，呂奕與渤海信托的合同金額是10億，訴訟費需要交500萬。”

“能不能緩交或者減免，等判決結果出來以后，再確定由哪方交或者補齊？”

“你們寫一個書面的申請吧。”

經由這通電話，我知道，海南法院準備對這個案子進行實質審理了。“硬著頭皮也要審下去。”

二、左右為難的金礦老板

我把海南法院已經接下小洞天金礦案，并準備進行實質審理的情況，給張睦和林勝說了。他們問我：“你覺得放在海南好，還是移回北京好？”

我說：“就目前情況看，肯定是放在海南好。至少在這個案子上，海南沒有任何人與呂奕有過勾聯，放在那兒審，能擺脫不當干擾。”

.“那就在海南審吧。補交500萬訴訟費，怎么辦？能不能緩交或者減免？”

“先寫個書面的申請。這個申請，首先要把案件基本情況做個大體的匯報，指出來此前哪兒判錯了，說出來我們很無辜。然后再提減免或者緩交的請求。”

“減免申請有必要寫那么復雜嗎？說說咱們資金周轉困難的事兒不就行了？我怕這樣做，人家法院不滿意。”

“不管他滿不滿意，要在任何司法過程，每頁紙的司法文書中，都不斷給他們強調小洞天金礦案的案情。這么做，有兩個方面的好處：一個是說明我們確實很冤，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讓海南法院不斷預熱案情。”

“海南法院不了解這個案子的情況嗎？”

“那看跟誰比。和北京法院比，差遠了。”

“不了解案情，他們會不會被對方蒙蔽了，稀里糊涂把這個案子給判了？而且這個案子涉及到這么多的交易環節和交易主體，隨便找一個環節，說我們證明惡意串通的證據不足，那案子不還是弄個半熟，金礦不還是拿不回來嗎？”

“你這真是久病成醫。說的一點毛病也沒有。民事案件中，讓我們證明對方有惡意串通，其實很難。我們又不是他們肚里的蛔蟲，他們怎么商量、怎么串通的，咱怎么知道？你有一點證明上的瑕疵，法官想枉法，就可以說你個證據不足。”

“那咋辦？”

“先交減免申請，請法庭去合議，也讓他們給領導報告報告。時間拖的越久越好，拖的越久，呂奕爆雷的可能性越大。等呂奕爆雷了，一切就都好辦了。”

“反正我們這個案子，在遇到你以前，每天傳來的都是壞消息。這眼看著成死案了，死的透透的了，你把他給救活了。我們就聽你的，按你的意見辦吧。”

“你這么大的事兒放我身上，我一定會盡最大努力。”

提交申請后，時間到了2022年3月。不出意料，“談錢是對成年人最大的尊重”、“對錢，誰都不含糊。法院也不例外。海南法院駁回了減免申請。

法院打來電話說：“你們的申請，我們看了，不符合減免條件。我們給你們郵寄了補交訴訟費的催款函，如果你們限期不交，我們就按撤訴處理。”

“天上從來不會掉餡餅，但會掉陷阱。”“除了陷阱，從天上掉下來的，還可能有橫禍！”這也就是俗稱的“飛來的橫禍！在與海南法院糾纏訴訟費的過程中，林勝給我打來電話。

那時已經到了2022年5月份。凌晨兩三點鐘，我睡的正香，微信語音像午夜兇鈴把我吵醒。我總結過一個規律，深更半夜發微信的，一般是“有局”，打電話來的那就是“有事兒”了。

我接通電話，林勝說：“你在北京嗎？我有很緊急的事情，需要馬上見你。有事見面說。”

“好，我也正想見你。半小時到。”

見面后，林勝丟了魂似的對我說：“剛才公安刑警隊打來電話。說有幾個村民鉆小洞天金礦里面偷挖濫采，有兩個人沒能出來，砸死在里面了！”

“什么！先有劉眾被判無期徒刑，再有兩條人命命陷深坑！這個金礦，到底還要有多少人命往里填！必須在短期內，盡快的讓他們把這個案子審下來，明確了歸屬以后，如果判給咱們，咱們正式接管，把安全防護做好。如果不判給咱們，就別讓那幾個看礦的婦女跟著裹亂了，把金礦交給呂奕，我們認輸。”

林勝說：“那咋才能盡快判下來？這法院又不是誰家開的，咱們想快就能快得了？”

“我有辦法。你等著吧。”

三、一點都不為難的我

此前，與資深法官在一起聊天。他們說：“怎么才能把案子辦公正？”“這很簡單，把案子當成別人家的事，別當成自己家的事辦，就公正了。”這是至理名言。法官應當如此，律師也應該這樣。律師就像醫生一樣，嘎別人腰子的時候，都很有決斷。但嘎起自己腰子來，都難免左顧右盼、無法痛下下手。這會導致病情惡化。“該嘎得嘎、當即立斷”，就是好醫生；“能收能放、收放自如”才是好律師。這個“收放”的過程，就是取舍的過程。當成自家事，對自己的利益，很難收放自如。當成別人家事，整個人就清醒多了。

我在前一篇稿子中，曾經對小洞天做過嚴肅的承諾。“保證你回來”、“一根毛都不會少。”林勝這又來問我，怎么能讓司法程序更快？這兩個事兒實際是連在一起的。

一方面，這么重大的案件，海南法院熟悉案情、審理案件，需要有一個很長的周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海南法院與這個案子此前的錯判也沒有任何關聯。海南法院不欠我們的，真正進入實質審理程序，不斷的催海南法院盡快判決，沒有底氣，也沒有抓手。移回北京，既省了熟悉案情的預熱過程，又可以拿此前錯判、以及由錯判而導致的訴累和重大損失，不斷催促盡快判決。

咋做到？

“來吧，渤海信托兄，你憋那么久了，出來冒個泡吧。”

“哥，在呢，在呢。有啥事兒？”他笑瞇瞇的、歪著頭、腆著臉對我說。

臉剛露出來半個，就被我用去年麥收前剛洗的臭腳，一腳踢了回去。

“撤回對渤海信托的訴訟！”渤海信托已經出具了書面說明，證明此前的質押是假的。留著他在司法程序內，主要就是讓他來到庭說明假質押和假交易的情況。同時為司法程序內的案件來回移轉留好余地和空間。上述這些方面的考慮，與500萬的訴訟費，特別是與不斷往金礦里塞的人命相比，可以忽略不計。

撤回對渤海信托的訴訟，省了我們500萬，同時也讓海南法院解了套。由此，海南失去了對小洞天金礦案的任何管轄連接點。同時也因出現了新的事實，案子經由海南高院與北京高院協商管轄，最終移回到北京法院。

四、左右為難的北京法院

在最高法院發回重審的時候，我就早早的給張睦和林勝說：“這個案子必贏。自己給自己打官司，還有不贏的？”他們都不理解。“怎么就叫自己給自己打官司了？”我給他們繪聲繪色的解釋說：“此前的交易中，對方是劉眾。劉眾既參與了整個交易過程，又代表了對方全體。我們說自己有理，現在劉眾翻供了，也說我們有理，他們是惡意串通。那這就不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打官司嗎？”

現在想想，當初能有這個想法？這不傻嗎？

再審的案子，對手不僅是被告，更是此前錯判的法官和暗中隱藏的力量。

就以劉眾翻供的證言為例。法院想讓你贏，很簡單。“這交易雙方都承認你們有理，這種官司還有什么可打的？”要想不讓你贏，也很簡單。“不是劉眾說了就算的。劉眾的證言只是一個證據，法院要綜合全案證據，進行系統的審查和判斷。”

然后再從所有證據中，找出對我們不利的點，拼接起來，硬編出一個新故事。“雖然劉眾提供了書面證言，意圖證明各被告間存在惡意串通。但由于蘭尉高速明確否認惡意串通，同時又提供了劉眾與呂奕此前有嫌隙證據。據此，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有惡意串通，同時也更進一步證明了蘭尉高速系善意取得。”

法院這種既可以左也可以右的做法，以及我們的上述推測，均有個前提，就是呂奕沒出事兒。

案子通過兩地高院協商管轄，移回到北京法院的時候，已經到了2022年5月份。這時候，恰巧呂奕出事兒了。

樹倒猢猻散。呂奕出事兒了，劉眾在監獄里、還翻供了，呂奕的其他白手套不是跑了、就是進去了，根本不會有人出庭應訴，更不可能有人來搶金礦。更重要的是，此前隱蔽在幕后，暗中幫助呂奕的力量，現在也都極盡全力，與他切斷關聯。

“本來是三個人的好戲，呂奕卻死在了序集。留下我和法院，四目相對，相望兩懵逼。”

但庭還得開。開庭前，張睦和林勝問我：“我們還要不要去？”我給他們擺擺手說：“別去了，去了也沒用。多一個人參加，法院就多一分顧慮。本來想掏心窩子說幾句緩和話的，你們一去，反倒是不好說了。”

開庭過程中，我也認為法庭很為難。一方面要把金礦判給我們，另一方面要說服我們改判后，不折騰不告狀，不啟動追究此前錯案責任的程序。更重要的是，還要在庭審活動和判決書的說理中，幫助此前錯判擺脫責任。

我屢次說，律師不要批評公檢法的專業性。如果你認為他不夠專業，是因為你沒有與他們心照不宣而又心領神會的溝通本領。

在北京法院重新審理過程中，法官就專門提出兩個很“棘手”的難題：

一是，劉眾此前是交了3000萬定金的。合同如果判決無效，定金怎么辦？

我說：“定金問題，被告均未到庭，也沒有提出反訴。不應在本案中審理和解決。”

法院很強硬，語氣堅定而又帶有批評的說：“不是說被告不提，我們就可以不判了！我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依職權做出裁判！”

我說：“可以。但如果法院這樣判，我們會單獨就定金部分提出上訴，也會同時提出我們的損失賠償請求，要求法院一并算賬。看看這些年，我們的資金占用成本有多高、小洞天金礦的閑置損失有多大。如果超過3000萬，請法院另判賠償。”

二是，小洞天金礦是國有企業，此前轉讓應該有正式的審批程序。法院要求提供審批程序的證明。

我說：“這與本案無關。”

法官又語重心長的批評說：“不是你說有關就有關，你說無關就無關的。這得讓法院判斷！”

我說：“不會提交。這就像孩子長大了、殺了人，法院現在要提供出生證明。證明不了，就說殺人無罪！殺人是不是犯罪，與殺人犯是不是私生子沒有任何關系。”

我不會提交這個證據，有也不會交。交就上套了。法院是想用這種手段威脅我們，“你們也不是一點毛病沒有”，判給你們，就別再找茬。你們的毛病，法院這兒都捏著呢？

我作為千年的老狐貍，對這套聊齋把戲早看的透透的了。呂奕不出事兒，我們就是“東北人吃面條，沒有剩蒜（勝算）”。只要呂奕出事兒，我們就是上海人扒米飯，全是剩蒜（剩算）。對法院的這兩個要挾，根本無需理會。

張睦和林勝問我：“你就不怕法院給咱暗中使個絆子？”我輕蔑一笑，伸出標志性的手勢比劃比劃，說：“我希望他判給對方。“

”你看他能不能判的出去，對方已經沒人理，沒人來接金礦。連判決都沒有人接，沒人執行，判給對方，就是讓金礦像野地一樣荒著。你看他會不會這么做？”

有這個毫無懸念的結局墊底，咱們有什么可怕的？

五、毫不為難的勝訴結果

最終結果出來了：被告所有轉讓金礦的合同一撤到底，判決還要求他們配合辦理股權變更登記，金礦又原封不動回到了張睦和林勝手里。從經濟賬上盤算一下，呂奕騙走小洞天金礦的時候，黃金價格可能只有300多塊錢一克，現在金價已經漲到了700多塊錢一克。整整翻了一番。誰說呂奕一點“好事”不辦？這不就是通過實際行動，結結實實的為張睦和林勝守了一次財嗎？

寫到這里，程序走完了，故事也講完了。但有幾句話，我還是想用通俗易懂且形象生動的語言講一下：

第一句是，高質量的庭審不具有觀賞性。

我常給助理說：“真正辦大事的談判和對決，都不具有觀賞性。”你去看看中美貿易談判，再去看看談幾十個億生意的大買賣，都不具有什么觀賞性。不僅不具有觀賞性，外行可能都看不懂。

“誒，你看那個人怎么那么弱勢，處處示弱？”“誒，你看這個人怎么說話聲音那么小，一點氣勢都沒有？”“誒，怎么感覺你說話說一半藏一半，沒有直抒胸臆，也沒有慷慨激昂？”

這都是外行可能有的疑問。

但真正的高手是舉手投足都是戲。外行人是看不懂的。

相對而言，什么樣的事兒有觀賞性？醉漢罵街、潑婦罵架……

我做律師前，看到一些律師組織圍觀庭審，還感覺挺有號召力的。

做律師后發現，表演型庭審才有觀賞性。這不，那個白發老頭建議默哀，同時徐昕又卡點暈倒了。

第二句是，不要和司法程序硬杠。

他手里拿著刀槍棍棒，掌握著國家機器，辦公室的抽屜里放著公檢法的印章和印泥。硬杠你杠不過他。

面對司法蠻橫，怎么辦？講智慧、講策略、用技巧、用手段，來回迂回。就以小洞天金礦案為例：

法院想打我、威脅我，我竄的比兔子都快，躲的遠遠的，然后回頭來，撅起腚、弓著腰、雙手舉在兩耳旁，左右搖晃著腦袋磕，做個鬼臉說“嗚啦嗚啦嗚啦……打不著、打不著，就是打不著……”

等到近身肉搏的時候，他揮拳過來，我蹲下身子躲過去。然后那根兒雞毛當作令箭，撓他胳肢窩。

再到了最關鍵決定勝負的時候，我躲過他的明槍暗箭，然后貓步遛到他身后，雙掌合十，豎起兩根并攏的食指，“deier～，戳他屁眼兒。”

法院作為頂尖高手，能不知道你這些損招的厲害？能不清楚，你有多壞和多強的殺傷力？

第三句是，沒有致命的本領，就不要說出要命的狠話。

我常給助理說：說話和辦事分三個層次：低層次是事軟話硬。說話很硬氣，辦事軟塌塌；“事前拍胸脯、事后拍大腿“。中層次是事硬話硬。事兒辦的漂亮，說起話來也硬氣。高層次是話軟事硬。話說的很謙虛，但事兒辦的很扎實。我能力不濟，脾氣不好，也沒有什么雅量，頂多能達到第二個層次。

但即便這樣，也比那些自封“天團”而實為“地板”表演型律師強很多。整天嘴上嘟囔的全是“法治“、“理想“、”主義“這些大口號，實際干的全是破壞法治、謀取私利的勾當！“都來看，都來看，我組織你們來看哈。我們刑辯天團，要在鄭州中院上演會戰大戲了啊！“然后，上滿發條、卯足了勁兒、到了法庭，”嘎嘣，我給你們現場表演個節目：默哀和暈倒。“

人都讓你們丟盡了，也給別人留點兒！

（未完待續。文中人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