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的舞臺上，市場信心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貨幣政策的微調，還是財政政策的刺激，最終成敗的關鍵往往取決于市場信心的變化。可以說它不僅影響投資、消費和生產的行為，還決定了市場波動的幅度。市場信心如同無形的手，支配著經濟體內的每一個齒輪。如果沒有信心，經濟政策如同空中樓閣，再完善的設計也難以落地執行。

市場信心：經濟活動的驅動力

什么是市場信心？市場信心不僅僅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經濟體中每一個參與者心理預期的綜合體。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將市場信心比作“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指出人類的經濟決策往往受到情感和非理性因素的驅動。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著作《非理性繁榮》中，也曾詳細分析了市場信心與經濟泡沫之間的關系。他指出，投資者的過度樂觀或者悲觀，往往會導致市場的劇烈波動。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并不僅僅是金融工具失效的問題，更是信心崩塌的結果。信心的喪失使得市場參與者開始恐慌性拋售，導致資產價格急劇下跌，最終釀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衰退。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在次貸危機之前，房地產市場被過度樂觀的信心所驅動。房價不斷攀升，銀行放松了信貸審查，無節制地發放貸款，投資者蜂擁而至。然而，當市場開始質疑這些高杠桿的房地產投資是否可持續，政策收緊，房價有所下滑時，信心迅速崩塌，結果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瀕臨崩潰。由此可見，信心不僅是市場的潤滑劑，更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核心變量。

在全球經濟高度互聯的今天，市場信心的穩定尤其重要，一旦發生明顯波動，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影響到金融市場、消費行為、企業投資，甚至國家甚至國際的經濟秩序。

信心流失已成為經濟下行的主因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上升，許多國家的市場信心出現波動，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企業主和消費者信心受到重創。疫情爆發初期，市場普遍恐慌，企業無法確定未來經營環境，消費者對收入預期下降，導致整體經濟活力急劇萎縮。

中小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它們的信心變化直接影響著就業和消費。以2022年為例，當時中國的中小企業在封控措施和供應鏈斷裂的雙重打擊下，經營面臨巨大困難。盡管政府出臺了一些紓困政策，如稅費減免和信貸支持，但由于企業主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許多企業選擇“冬眠”——減少投資、裁減員工，甚至關閉業務。這種心理預期導致了市場投資需求的持續下降，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

信心的流失不僅影響企業主，同樣對普通消費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疫情期間，許多家庭面臨收入減少的困境，一些人甚至失去了工作。這導致消費信心大幅下降，人們開始減少不必要的支出，以應對未來可能的不確定性。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說”指出，消費者的消費決策不僅基于當前收入，還基于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如果未來收入預期不樂觀，消費者會傾向于儲蓄而不是消費。

中國的消費疲軟在疫情后表現得尤為明顯，盡管有些地區出臺了發放消費券和購買補貼等措施，但居民的消費欲望始終未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這背后的核心原因，正是消費者對未來收入的信心嚴重下滑——消費信心的低迷直接拖累了整體經濟增長。

?救市力度不足，影響了市場信心的提振

如何增強市場信心，往往是政府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曾指出，政府的干預在經濟中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市場失靈時，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穩定市場預期，進而增強信心。這一理論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救助行動中得到了充分驗證。

2008年后，各國紛紛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通過財政支出、貨幣寬松等措施，恢復市場信心。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便是其中的代表，通過大規模購買債券，美聯儲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進而提振了投資者信心。這一系列政策不僅幫助美國走出了衰退，也讓全球市場恢復了活力。

對于中國而言，如何引導市場信心同樣是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在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時，一些市場主體對未來的發展喪失了信心。中國政府盡管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經濟，但市場信心的恢復卻比預期更為困難。這反映出當前救市政策還存在一些盲區，特別是在溝通和執行層面，仍有許多待改進空間。

首先，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市場主體的困惑。例如，在疫情防控政策調整的過程中，部分地方政策出現反復，這導致企業主和消費者對未來政策走向產生疑慮，甚至不信任政府，這進一步抑制了投資和消費。這種政策的“不確定性溢出效應”正是市場信心難以恢復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政府在推動經濟恢復的過程中，更多依賴于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手段，而忽視了對于市場預期的有效引導。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那樣，市場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言行一致。如果政府的政策執行不夠透明和連貫，市場主體就會更加不安，進而導致信心持續低迷。因此，政策的制定不僅要注重經濟指標的短期波動，更要注重長期的信心積累。

最后，針對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政策扶持仍然存在不足。許多小微企業在面對疫情沖擊時，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和政策支持，導致它們難以快速恢復生產。政府的紓困政策往往集中在大型企業或重點行業，而對于那些最容易受到沖擊的中小企業，扶持力度顯得不足。這種“政策覆蓋不足”導致了許多中小企業的信心遲遲無法恢復，甚至產生了對繼續發展民營經濟思路的懷疑。

?日本的信心重建：值得重視的國際經驗

要恢復市場信心，不僅需要通過傳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投資與經營活動，還需要更加重視溝通和預期管理。例如，在疫情后的復蘇過程中，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六穩”和“六保”，試圖通過明確政策導向，增強市場主體的信心。但由于政策的系統性、及時性和力度存在缺陷，未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在討論中國市場信心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日本如何走出“失落的二十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市場信心崩潰，導致長期經濟停滯。為了恢復信心，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規模財政刺激和貨幣寬松政策。然而，盡管這些政策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但由于受傷嚴重，市場信心并未得到根本性恢復。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認識到，單純依賴經濟刺激政策無法徹底解決信心問題。于是，他們轉向了結構性改革，如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改善勞動市場效率等。這些長期政策雖然效果緩慢，但逐步恢復了市場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所以目前的經濟景象已經大為改觀。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言，“結構性改革是提升市場信心的基石，它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動力。”

中國增強信心的基本路徑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說，“經濟學不僅僅是關于資源配置的科學，它也是關于信任和合作的科學。”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只有當市場參與者對未來充滿信心，經濟的引擎才能平穩運轉，社會也才能夠享受持續的繁榮。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救市措施必須科學、系統、有力度。

第一，必須通過立法手段，穩定市場主體的情緒，重建對未來的信心。要通過法制建設，讓大家相信中國會繼續改革開放，會繼續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確保民營企業作為重要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也明確國家對合法私有財產的永久保護。進一步明確這些基本內容很必要。

第二，提高政策透明度與一致性。政府應加強政策溝通，確保政策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減少不確定性對市場主體的負面影響，絕對性避免出現互相矛盾、互相摩擦的政策。同時，政策的執行應當更加穩定，避免出現頻繁調整的情況。

第三，加強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政府應進一步優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措施，特別是在融資渠道、稅收減免等方面要提供更加精準的幫助。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的恢復將直接影響到整體經濟的復蘇。

第四，推動結構性改革。在短期政策之外，政府應更加關注長期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改善營商環境、推動數字化轉型、推動人工智能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等。這些措施將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第五，重視對消費信心的培育。政府在出臺經濟刺激政策時，應更多關注居民收入預期的提升，如通過增加就業、改善社會保障等方式，增強消費者對未來收入和生活穩定性的信心，從而帶動消費回升。

第六，加強國際合作，改善國際投資與貿易關系。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市場信心的波動也與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僅需要關注國內商業環境與政策問題，也需要在國際層面加強溝通和協調，拆除貿易與投資壁壘，樹立友善、合作形象，推動市場信心的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