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紅嘴鷗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的司法社工張宜鵬介紹，作為青少年保護的社工，他們需要努力和孩子溝通，耐心等待她們的沉默，反復跟孩子們強調，她們的想法都是重要的、是值得被尊重的，從而給孩子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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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歲的小夢再次離家出走。被警察找到后，她堅持不見家長、不回家，只接受見社工。警察把小夢送到了張南南所在的社工機構。張南南安排一位女社工與小夢同住，提供24小時陪伴。

小夢是一個反復離家出走的少女，也是一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張南南是齊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與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2022年9月，張南南接到當地檢察院的委托，為小夢提供被害人救助，包括心理支持服務、復學等服務。案發時，所有人都不知道，由于長期缺失監護，小夢此前遭受過多次性侵。

在這一次離家出走后沒多久，小夢就執意要跟網戀男友回家。張南南聽說后，便打印了一本《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預防犯罪的資料，拿著睡袋，陪著13歲的小夢來到她的網戀男友家。

張南南詢問網戀男友，是否知道小夢未滿14歲。男生先是驚訝，后又說可以等。張南南讓男生把她帶來的資料全部看完。三天后，兩人分手。

“未成年人保護就像搭積木，一塊位置缺失，就會滿盤皆輸。”有司法社工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2023年數據顯示，5年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訴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萬人。僅2023年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萬人，占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63.5%。

公益組織“女童保護”發布的《中國兒童防性侵十年觀察（2013-2023）》指出，過去十年，我國兒童性教育、性侵預防等項目取得較好的進展，但被性侵兒童的救助和權益維護方面，卻存在空白地帶。

有專家指出，未成年人被侵害后期救助極為復雜和敏感，不僅涉及法律層面的保護，還包括心理疏導、醫療援助和社會服務等多方面的綜合支持。隨著我國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逐漸完善，在保護鏈條上，不僅有公安、檢察官等力量，還有社工等社會組織。他們嘗試陪伴孩子們，重新與正常的生活鏈接。

▲齊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與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張南南接到委托后，到被害人家中進行走訪。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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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的傷害

小夢第一次離家出走是在12歲，出走后接近一個月，她的媽媽才從外面趕回報警。警察找到小夢時，發現她與一位成年人同居，并被性侵。

辦案人員對小夢展開詢問，等了快一天的時間，她一句話都沒說。小夢的父母早年離異，父親再組家庭長居外省，母親外出務工，她一直由姥姥姥爺照顧。

在辦案檢察官介入勸導下，小夢最后終于愿意透露自己的被害經歷，但她的狀態讓檢察官很擔心，檢察官當即委托社工對小夢展開被害人救助工作。

張南南在接到檢察院的委托后，立刻與小夢和她的父母取得聯系。第二天，張南南就和小夢見了面。隨著交流的深入，張南南感受到了小夢的內疚和憤怒，她小心翼翼地向小夢了解這種感受背后的原因。

小夢說，“如果這個人該抓的話，那些混蛋不更應該被抓起來嗎？”張南南心里一驚，她猜測小夢遭遇的傷害遠不止于此，隨即報告給檢察官。

在小夢看來，那位施加侵害的成年人會照顧她的生活、給她買吃的、帶她出去玩，反而成了“關心”她的人。

無法在家人面前說出的傷痛，小夢在社工面前慢慢說了出來。

小夢第一次是被所謂的“男朋友”強制發生性行為，那時小夢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該和誰去說。

第二次是在朋友家打牌，被多人強制發生性行為。那些男生，都是附近街區的未成年人。被傷害后，她本能地逃離了熟悉的街區，后被那位成年人收留。

隱蔽性強是兒童性侵案的特點之一。學界的共識是，大量的案件因受害人沒有報案而隱蔽著。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曾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其“隱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進入司法。

監護缺失，有時候也是侵害發生的背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少年工作系教授何玲曾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分析了近年來的性侵兒童案件成因，絕大多數都是因監護缺失導致的施害者臨時起意，而非有計劃的蓄意犯罪。

針對小夢提到的兩次傷害，如果繼續調查，意味著還要進一步的取證。張南南提到，理想狀況是一次性取證，但有時候被害人不會一次性講出所有的受害經歷。司法社工參與后可以緩解孩子的緊張感，給予情緒支持，用符合孩子年齡階段特點的表達方式引導孩子提供信息。

在詢問階段，張南南提到，如果用“為什么你沒有報警？為什么你沒保護好自己？為什么是你？”這樣的句式，會使很多未成年人覺得是自己的錯，從而不敢說出自己遭遇的侵害。

昆明市紅嘴鷗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的司法社工張宜鵬介紹，作為青少年保護的社工，他們需要努力和孩子溝通，耐心等待她們的沉默，反復跟孩子們強調，她們的想法都是重要的、是值得被尊重的，從而給孩子們信心。

她曾遇到一個案例，女孩冬冬被母親的男友猥褻，因擔心影響家庭關系，她一直隱忍不發。直到有一次母親和男友吵架，冬冬才告訴了母親。在氣頭上的母親報警，但由于時間太久、證據不足，最終難以立案。而心情平復后的冬冬母親開始懷疑冬冬是否胡編亂造，也并沒有和男友分手。張宜鵬介入后發現，冬冬甚至產生了輕生的想法。她不斷告訴孩子，沒有立案也并不代表是自己錯了、對方沒有問題。

▲齊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與研究中心的司法社工張南南和馬金梅對被害人家屬開展家庭教育指導。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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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家庭

在長期服務中，張南南開始了解到，小夢家庭監護缺失且監護不當。小夢的媽媽總是用錯誤的方式去管教孩子，而爸爸則常常只是口頭關心。多年來，小夢的姥姥姥爺負擔她所有生活照護，父母很少提供撫養費。

隨著案件調查一起出現的，不僅有小夢媽媽的指責，還有附近鄰居的流言蜚語，“一個未成年少女，跑去和陌生人住一起”“一天到晚不回家，在別人家到處留宿，成什么樣子。”

小夢時常告訴張南南，比起謠言，最讓她受傷的是她媽媽。有時候深夜，小夢會撥來電話，讓張南南聽她媽媽所謂的“教育”，大多是“你這么點大你就干出這些事情來”“行為不檢點，讓我們在村里也抬不起頭來”等類似的話語。

在一個“熟人社會”的社區，小夢的親戚們紛紛上門“出主意”，施害人的家屬們也“想來求得諒解”。這無疑給小夢再次造成傷害。張南南去小夢家總是看到小夢躲在小房間，門窗緊閉，一個人對著墻發呆。張南南不得不為小夢申請了三周的臨時監護，帶著她住在所在機構的員工宿舍。

張南南還發現小夢媽媽在金錢方面“不對勁”，她將這些發現告訴了檢察官。檢察官約談了小夢媽媽和更多親人，才得知她揮霍了本該用于小夢上學和治療的司法救助金。為此，檢察官為小夢變更監護權，由小夢的姥爺負責監護。

張宜鵬也在走訪冬冬的家庭后，評估到母親監護存在缺失。當地檢察院隨即向冬冬的父母發送了家庭教育令。

在未檢檢察官封雪的觀察里，涉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其案發原因很大程度要歸咎于被害人的家庭監護缺失，比如家長是否關注到孩子情緒上的變化，是否傾聽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等，是否了解孩子接觸的人和信息。其次，性教育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精神科主任崔永華教授曾提到，“對于孩子來說，發生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圍人對這件事的態度和應對方式。”父母一定要及時向孩子傳遞出：這并不是你的錯，爸媽會保護你不再受到任何傷害，你依然值得所有人喜歡。

事實上，在缺乏外界專業幫助的情況下，不少父母自身也往往很難消化和理解事件所帶來的傷害，甚至產生應激反應，更不用說給被害兒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幫助。

張南南遇見過一個女孩，侵害發生后，女孩的父親和侵害者打了一架，直到有朋友告訴他，他才知道侵害事件得報警。

深圳福田區啟航公益服務中心的社工王琴提到，社工們常常會在晚上接到案件委托的電話，這時往往是家長已經下班，全家人洗完澡準備睡覺，孩子在心理上做好準備，才告訴父母。

“沒有告訴家人”也是未成年遭受侵害后常常會出現的狀態。張宜鵬分析，孩子這時候的心理會非常復雜，比如兒童及其家庭嚴重缺乏性知識；恐懼受到報復、恐懼累及家人、恐懼破壞親屬關系；來自社會文化對性污名化而導致的兒童羞恥感；缺失及時性的支持和幫助；兒童嘗試揭露受到的家庭負向反饋等。家庭和社會無法給她們保護，所以她們沒有勇氣站出來。

當一些較小的小孩遭受侵害時，父母的處理方式則直接決定孩子的記憶和感受。

3歲多的西西平時跟著媽媽，偶爾會交給爺爺奶奶照顧。一天晚上睡覺前，媽媽發現孩子的貼身秋衣穿反了，奶奶也很疑惑，說孩子并沒有睡午覺。一番詢問下，孩子說鄰居大爺摸了她。原來，西西被鄰居大爺以帶出去玩為借口，帶回家中實施了猥褻。

西西的奶奶得知后非常自責，在家以淚洗面。張南南受到委托后介入，她告訴西西的家人，孩子長大之后會怎么想，取決于現階段家長怎么做。

黃燕也是深圳福田區啟航公益服務中心的司法社工，她提到，要用小孩能聽懂的方式告訴她“什么是猥褻”，比如哪些是隱私部位，不能讓別人摸，遇到別人的觸摸或一些感到不舒服的動作，應該拒絕或者告訴家長。如果父母還是難以說出口，也可以由社工來和孩子溝通。一直瞞下去，可能孩子長大了之后，除了自己被猥褻的創傷以外，還會因為回避的態度，覺得這是一個不能談論的事，是自己給家里丟人。還有一些孩子在目睹家長一次次情緒崩潰后，反而責怪自己說出了真相，讓自己最愛的人痛苦。

▲司法社工走進學校，進行防侵害教育講座。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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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雜又立體的需求

在為小夢提供臨時監護期間，系統性的救助也在同步進行。由檢察院牽頭，聯合公安、民政局、教育等部門，迅速為小夢改了名字，并聯系到一個距離她家較遠的新學校。

張南南和檢察官把小夢送到學校，為小夢選擇了有心理學專業背景的班主任。在他們看來，比起成績，這位班主任更重視班級的友善氛圍，更有利于小夢的健康成長。

為了讓小夢更快適應新學校的環境，張南南和檢察官還去小夢所在年級開展欺凌預防課，小夢可以和同學介紹“來講課的老師是我們家熟人”，讓她在后續的人際交往中更有底氣。

“圍繞孩子的需求”是唯一的目的，封雪強調。事情發生后，心理疏導是第一位，其最佳時機就是在傷害發生之后越早越好。避免可能出現的來自家庭的負面評價導致孩子離家出走、甚至輕生等情況。在被害人救助中，不僅僅需要關注孩子，還要關注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以及隔代撫養的祖輩。

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復雜且立體，理想的全流程被害人服務，是從案發后的“一站式”取證開始，覆蓋后續的全部流程。

張宜鵬提到，今年6月，昆明市紅嘴鷗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發布《昆明市司法社工參與“一站式”服務指引》，能夠讓未成年被害人一次性完成含詢問、人身檢查、生物樣本提取等偵查取證活動，并聯動多部門和專業社會力量同步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心理疏導、法律援助、親職教育、社會功能修復等綜合服務。

王琴曾作為“合適成年人”陪同參與綺綺的第一次詢問。綺綺是留守兒童，到深圳跟父母過暑假，被陌生人搭訕后帶走，發生了侵害。

她驚訝地發現綺綺熟練使用“生殖器、下體、性器”等名詞描述自己的遭遇，對于“性”，綺綺有著不符合年齡段的認知。“很冷靜”的綺綺和“覺得天塌了”的父母形成鮮明對比。

隨后王琴在跟綺綺的溝通中了解到，她對性知識的了解全部來源于“露骨的網絡小說”，因此綺綺并不覺得“發生性行為”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王琴運用認知行為療法、性教育工具包等專業方法，嘗試引導綺綺改變既往形成的錯誤性觀念。王琴還為綺綺的家庭鏈接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幫助該家庭緩解經濟困難，同時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經過社工的介入，綺綺的生活逐漸恢復正常、順利進入初中。隨著綺綺的情況越來越好，王琴逐步降低跟蹤頻率。

愈合創傷和激發內在動力，是被侵害兒童需要處理的課題。王琴說，有一些創傷嚴重的孩子會直接影響社會生活，她們不敢一個人待著、不敢一個人出門，一定要父母陪在身邊，也不再能適應學校的生活。黃燕提到，保障基礎生活是被害人救助的初級目標，個人的內在成長則是更為高級的服務目標。

孩子們也能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黃燕曾遇見過一個“抗逆力”很強的女孩。15歲女孩佳月，因為網絡交友線下見面時被侵害，自己報了警。黃燕在一站式取證中心見到佳月時，能察覺出她的難過，同時也感到她身上有著“積極”的另一面。

但立案調查之后，舉證卻很艱難。案發地點沒有監控，嫌疑人也不承認，由于證據存疑，案子最終沒能推進到庭審環節。

隨后佳月確診了抑郁癥，并休學一年，其間黃燕持續在跟蹤。佳月告訴她，“那件事發生得很突然，父母沒有教過，學校也沒有教過。”佳月還告訴黃燕，她想要上高中，如果一直沉浸在傷痛中，對自己是不利的。

黃燕感受到了佳月改變的意愿，為她聯系了心理醫生等資源。直到佳月復學后，她告訴黃燕，老師和同學們對她此前的抑郁癥都有不好的評價，但她覺得那是別人的問題，不是自己的問題。黃燕驚喜地在佳月身上看到了反擊能力和不斷向好的跡象。

▲社工利用人偶講解性安全教育，機構的墻上懸掛著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應該掌握的性教育知識。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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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與生活鏈接

在新學校就讀一年后，小夢因為抑郁癥再次休學。由于班主任的心理學背景，小夢處于崩潰邊緣的情緒狀態和自殺念頭得到及時發現和提報。

在長達近兩年與抑郁癥的對抗中，小夢僅配合藥物治療不到半年，便開始拒絕服藥，后面更是拒絕去看心理門診，社工只能定期會談做好心理支持服務。社工們為小夢領養了一只小狗，不僅能增加她日常活動量，還能增強其感情羈絆。

但小夢的學業中斷了，即便是張南南告訴她，以她的成績和能力，完全可以上職校，小夢還是表示自己并不想去。

這讓張南南感到非常挫敗。關于“小夢沒有回歸學校，是不是就是救助失敗？”張南南請教了多位督導。督導向張南南提了兩個問題“怎么理解回去上學這個目標的？不回學校是不是等于沒有達到服務目標？”督導還告訴張南南，不能再因為過度卷入而延遲結案。

張南南瞬間意識到，服務邊界不清，會限制小夢能力和優勢的發展，削弱小夢的成長動力。

張南南開始和小夢約定，如果想接受心理咨詢服務，張南南會做資源鏈接，如果不想，她也不會再高頻率地跟著小夢，但以后遇到任何困難隨時可以聯系自己。之后，張南南對小夢結束服務。

司法社工們努力的目標，是為了讓孩子們重新回到正常的人生軌道上。

張南南提到，每一次互動，都是在給孩子示范如何平等、尊重、安全地與人相處，只要保持正常的溝通聯系，保持關注，孩子就能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獲得療愈，重建孩子內心的秩序和安全感。

在辦案中，封雪發現，未成年性侵案件基本上都有滯后性的特點，因此長期的心理疏導和跟蹤是必要的。孩子在成年前由于性心理的不成熟，在成年后會引起強烈的心理問題，尤其是由監護人實施侵害的案件中，過早產生的性侵害不僅是身體上的傷害，還沖擊了倫理道德等思想層面，導致孩子在安全感和自我認同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這要求社工服務的時間足夠長。而長期服務直接指向的問題是，資金從哪里來？

社工機構屬于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盡管能得到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運營費用，例如場地租金、人員雇用、差旅費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資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內，但在實際情況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務往往會持續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案件審理結束后的干預，同樣重要。

首都師范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教授、北京青少年社會工作研究院執行院長席小華曾把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支持的主體分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兩個維度。前者由政府組織、司法機構、學校等提供支持，后者來自家庭成員、親屬、非親屬關系人以及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相關社區、社會工作組織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中，封雪從工作中感受到，未檢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已經展開。

2018年，共青團中央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簽署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的合作協議，由共青團培育、扶持青少年社工服務機構，協助檢察機關組建合適的成年人隊伍、開展訴前社會調查、建設未成年人觀護基地，促進專業化辦案和社會化服務有機銜接，成為共青團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和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

慈善機構則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6月，愛佑慈善基金會聯合全國各地12家在司法社工領域從事未成年人專業服務的社工機構，共同發起“云開計劃——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務聯合行動”。這項計劃是由基金會出資資助社工機構接到的個案委托，項目也面向公眾籌款，還會開展社工培訓等活動。張南南、王琴等人所在的機構都是云開計劃的參與機構。張南南提到，云開計劃的寬容度相對較高，根據個案的服務項目和時長進行撥款，能夠有效地拓寬社工工作的范圍。

結案后，張南南還是會定期問問小夢最近的狀態。小夢明白張南南的擔心，她的朋友圈從來對她開放，偶爾路過社工機構時，小夢也會留言打招呼。

如今，張南南覺得小夢漸漸找到了生活的掌控感。她會定期去夜市擺攤，賺點零用錢，偶爾還會去寵物店幫忙。

今年年初，傷害小夢的嫌疑人都得到法律的制裁。小夢得知后給張南南發消息，“身后有你們，讓我給足了自己勇氣。”

（小夢、冬冬、西西、佳月、綺綺為化名，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部分信息已做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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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聰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越

聯合出品丨新京報 騰訊新聞

值班編輯 古麗 王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