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兩期發表了《揭秘：牡丹江畔的里法頭、南泡子和那些湖的來龍去脈（之一）》和《揭秘：牡丹江畔的里法頭、南泡子和那些湖的來龍去脈（之二）》得到很多朋友的肯定和留言，大家對牡丹江的南泡子、里法頭這個話題都很感興趣，我那就繼續發有關南泡子第一次和第二次治理的老故事。

挖呀挖

　　（文/陳達）新中國建立后，牡丹江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當中，全市企事業干部職工義務獻工先后修建了牡丹江大堤，擴建了海浪河大橋的北端，持續數年有10萬以上的民眾參加春季植樹綠化活動。

　　1956年春，全市人民響應毛主席提出的“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偉大號召，積極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從3月28日起全市職工共同奮戰，齊心協力去消滅“南泡子”這個衛生死角，這是針對“南泡子”的第一次治理。

（宣傳畫）

　　活動從3月28日至4月24日持續了27天時間，全市職工干部耗費人力31232個，外運土方63530立方米，直接將挨近人家的南泡子部分填埋。同時，還用工733個，完成了4處污水排放口的堵塞。昔日臭名昭著的臭水泡（南泡子），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一勞永逸地被抹掉。

　　然而，首次治理南泡子行動雖然解決了“臭水溝”不再臭的老問題，但排澇通道及滯蓄空間被壓縮導致的排水等級降低，也帶來了市區南部排水不暢的“內澇”新后果。

　　雖然在1957年市政公司鋪設了新安街（西四條路）至牡丹江排放口和鐵南區排水干管，其實際排水效果并不令人滿意。但逢大雨、暴雨來臨，因降雨無法及時過流，在鐵南區低洼地段即產生大片較深的積水，形成的城市“內澇”直接影響了城內交通和人們的生活。

（泡子治理）

　　1966年，“南泡子治理大會戰”再次在牡丹江市展開，這次整治的目標定位在提升城市環境面貌和生態水平，著重解決與牡丹江相關的水的污染、水的破壞、水的浪費，水的供給不足等人水之間的矛盾。

　　當時，正值“文革”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條件極為艱苦，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牡丹江市人民依然滿懷熱情、頂著酷暑嚴寒，日以繼夜地奮戰在臭氣熏天的建設工地。他們通過汗流如雨的埋頭苦干，將1956年被填入南泡子的6萬方泥土又重新挖掘出來運到郊外，使得原來的河道和6處污水排放口也得到重新恢復。

　　1949年至1966年，牡丹江市區人口從11萬人，猛增至近40萬人，許多地方私建亂建嚴重。隨著南泡子周圍建筑物的增多和建筑占地面積的擴大，導致南泡子可挖掘的規模縮小。隨之而來的是，它的調節雨水和污水的功能也大不如前。

　　盡管這次會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們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但治理的效果并不如預期。1967年的一場小規模暴雨，就導致了南泡子附近1000多戶居民被淹，這反映出治理工程方面的不足。

　　面對第一次治理南泡子遺留下來的慘痛教訓，對南泡子的再次整治無疑是在“亡羊補牢”，這個教訓無疑在提醒我們歷史留給人類試錯的機會不多……

（臭水溝，來自網絡）

　　在隨后的文革十年動亂期間，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浪潮，將南泡子問題拋在了一邊，直接忽視。

　　這期間，日益增加的牡丹江城市人口已多達50萬，牡丹江人的生活空間也在擴展。1976年牡丹江日報社家屬房蓋在了南泡子的“泡子沿”，8歲孩童王鳳斌也隨家遷居于此，直到今天即將在報社印刷廠退休的王鳳斌，仍安居在南市街97號的世紀家園小區。他親眼見證了南泡子近五十年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在王鳳斌的眼中，原來的南泡子是一條承載著污水的溝渠，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惡臭，仿佛是被“泡子沿”散發出臭氣所阻隔，大安路也在這里戛然而止。

　　污水渠連接著幾個同樣散發著臭氣的大泡子，它們是城市下水道和工廠廢水的匯聚之地。在這些大泡子中，污水和穢物經過沉淀分離，剩余的污水則順著南泡子的河道，緩緩流入牡丹江。

　　每當大雨傾盆，南泡子里的污水、雨水的混合物泛濫，經常會溢出河道，如脫韁野馬肆意橫流，有時甚至淹沒到家門口。王鳳斌記得，有幾次家里還進了水，清理起來極其困難，那種惡心的感覺至今仍記憶猶新。遺留在家中的異味，即使打開門窗通風，也需要一個多星期才能逐漸消散。

　　南泡子周遭的環境臟亂不堪，水面上漂浮著各種垃圾，一潭死水散發著陣陣惡臭，讓人望而卻步。有人曾形象地將“南泡子”比作牡丹江的“龍須溝”，這個比喻生動地描繪了這片區域曾經的荒涼與污染。

（未完待續……下篇文章將介紹南泡子第三次治理的故事，如果您怕走丟就請關注本網易號“牡丹江筆談”。）

（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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