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成都大規模拆遷的消息，傳遍了互聯網。

“我家賠了5千萬”，“我家拆遷拿到900多萬”，“我拿了17套房，還有三年房租”……被潑天富貴砸中的各路“川爺”，在網上曬出自己的天價拆遷款，真真假假，但總歸是讓外人好生羨慕。

輿論亢奮的背后，是這樣一套邏輯脈絡——川渝地區，作為全國經濟第四極，在新一輪的國運之戰中，被委以重任，成為產業轉移的重要大后方。在國家戰略的重點扶持下，四川砸下2.15萬億大興基建，成都拉開大規模城市更新的序幕。

面對外界傳言，成都官方回應稱，“全部是謠言，沒有一個是真的”，真相顯然不是網傳的那樣。

有人拿了17套房，有人賠了5000萬，這些不真實的天價賠償案例之外，寫滿“拆”字的成都拆遷地圖，也在網上爆火開來，就連資本市場也被撩撥了起來。

10月16日上午，A股成渝板塊爆發，成都路橋、中建環能、重慶港、華西證券等20余股漲停。

看著那些一夜暴富的拆遷段子，廣大四川網友，滿是拆遷拆到自己頭上期待，他們對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遷的想象，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市場的興奮背后，確實有一些政策背景為之背書。

過去幾年來，川渝地區多項國家戰略疊加，經濟發展迅速。

2020年初，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之外，成渝地區經濟第四極的地位得到坐實。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推動內循環和區域協調發展，在中西部建設產業備份成為重要工作。

就在前不久，國務院發布發布了《關于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指導意見》，旨在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

在此背景下，川渝地區作為全國經濟第四極，扛起戰略腹地建設的大旗，并為此大興土木，似乎是順其自然的事。

今年4月，《四川省國土空間規劃（2021年至2035年）》獲批。隨后不久發布的《2024年四川省加快前期工作重點項目名單》則提到，擇優篩選納入330個擬在未來2至3年開工的重大項目，估算總投資達到2.15萬億元。

今年6月，《2024年城市更新行動評審結果公示》，成都成為15個入選名單的大城市之一。好巧不巧，就在國慶前，《成都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也獲得批復，賦予成都更高的城市定位。

有國家戰略加持，有新一輪基建投資的背景，成都自身又正好趕上國土空間規劃批復、城市更新啟動的關鍵節點，這一系列偶然因素疊加下，大基建、大拆遷的消息自然一點就燃，就連資本市場也連帶引爆。

網絡段子中那驚人的拆遷補償數字，似乎讓“國運”的宏大概念，瞬間變得具體了起來。

但很遺憾，所謂四川大基建，或者成都大拆遷，完全就是一場誤會；在全面過緊日子的當下，堪稱天價的補償，明顯不切實際，拆遷一夜暴富的時代重新到來，只不過是一廂情愿的想象罷了。

首先，中國的城鎮化，哪怕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也已經進入到了中后期，過了大拆大建的階段。

2021年8日，住建部發布《關于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其中明確要求，嚴格控制大規模拆除、增建和搬遷。

比如具體提到，不大規模、成片集中拆除現狀建筑，原則上城市更新單元（片區）或項目內拆除建筑面積不應大于現狀總建筑面積的20%。

這一紙文件的出爐，標志著城鎮化正式告別大拆大建的階段。

拆拆建建都是GDP，能帶來土地財政收益，利好房地產，但大拆大建傷筋動骨，容易使城市失去原有特色和記憶；另一方面，它會變相抬高房價，增加生活成本，增加財政負擔，產生新的城市問題。

因此，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頻繁的大拆大建就不再適宜。

事實上，在《2024年城市更新行動評審結果公示》中，成都以及上海、杭州、武漢等入選城市，城市更新的重點內容，是地下管網更新改造、污水管網“廠網一體”建設改造、市政基礎設施補短板、老舊片區更新改造等。

這些城市更新的內容，更多是對現有的城市設施優化提升，是做存量優化工作，而不是拆房子、建房子，或者大規模修建公共基礎設施的增量工作。

而且，國家的戰略腹地建設是事實，四川被委以重任也是事實，但2.15萬億大基建項目空降四川，這里面有太多的誤解。

其一，它不是年度任務，而是包含了未來幾年的項目安排；其二，四川是人口大省，不管是和往年縱向對比，還是和其他省份橫向對比，這樣的投資規模不算夸張。

以河南為例，今年年初，河南曾公布2024年的第一批重點建設項目名單，第一批省重點建設項目共520個，總投資也高達2.1萬億元左右。

至于產業轉移，本身就是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再快也不可能快到政策文件一出臺，馬上就啟動拆遷工作的程度。

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遷的消息，進行辟謠并非難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這股輿論亢奮情緒背后，對大興基建、大拆大建的強烈的社會心理預期和依賴，也即，認為經濟一旦陷入低迷，就該瘋狂砸錢大興土木。

不可否認，大規模的城市更新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活動，諸如城中村改造、道路與橋梁建設、高鐵及地鐵的修建等，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不少中西部省份受益于此。

以成都為例，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成為全國人口流入的重要區域，既得益于產業轉移的助力，也離不開高鐵等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的積極影響。

數據顯示，六普到七普間，成都的十年人口增長接近600萬，大量人口流入，自然會產生城市更新、基礎設施建設的迫切需求，成都當前推進的“東進”戰略正是基于這一背景

問題在于，包括成都、深圳、杭州等在內的主要人口流入城市，近兩年的人口增長速度已顯著放緩。展望未來，人口緩慢增長或將成為常態，以往那種大規模拆除與重建的模式已不再符合時宜。

一方面，城市更新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優化；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存在著邊際遞減的效應，高鐵站、高速公路修得太多，也會出現過剩風險，勞民傷財，加重債務隱患。

以前，不管大城市還是小城市，都熱衷于大興基建，城市擴張建設攤大餅，確實有真實的建設需求在里面，但不可忽視的是，頻繁的拆拆建建動作，往往也是基于房地產、土地財政等層面考慮，有政績驅動的因素。

現在，房地產行業已步入存量時代，試圖通過大規模拆遷來人為創造購房需求，從而推動行業復蘇，這一策略已經是“此路不通”。

有的地區新城變閑置的“鬼城”，有的地區重金打造的高鐵站點閑置停擺，還有的地區地鐵公司員工工資發放困難，此類教訓比比皆是。

在地方財政重負之下，依賴大規模投資建設來刺激經濟增長的策略，已不再是屢試不爽的“萬能鑰匙”。

為了控制債務風險，今年年初，國務院發布了《重點省份分類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管理辦法（試行）》，要求天津、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重慶、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12個債務較高省份，除了一些基礎性的民生工程之外，全面暫緩基建項目。

此次熱議的四川并不在其中，不過，告別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與大拆大建的模式，已成為全國范圍內的發展趨勢。

尤其是四川，還是重要的轉移支付接收大省，要控制債務風險，其自身發展也不能寄希望于國家政策大包大攬地支持。

所以，對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遷，還是少一些一夜暴富的期待，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一遇到經濟下滑，就期盼著通過大規模投資和拆遷建設的強力刺激措施來提振，一看到大拆遷和大規模基建項目就過度興奮，這種依賴性和短視心態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