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節選自：阿西莫格魯《宏觀經濟學》

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MIT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獲得這一獎項，表彰其“對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

阿西莫格魯是MIT經濟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在阿西莫格魯與戴維·萊布森、約翰·A.李斯特合著的《宏觀經濟學》（第三版）中，三位經濟學家確立了優化、均衡和實證這三個關鍵概念，用以解釋人類的各種行為。優化幫助我們理解個人和企業如何做出最佳選擇，均衡展示了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主義則利用數據來檢驗和支持理論。讀完本書，你將發現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學會分析和預測他人的行為，從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

在這本書中，還提出了如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變得像美國或西歐國家那樣發達？為什么有著基本相同的地理位置、完全相同的氣候，有著同樣的病害環境的國家，回采用了迥然不同的經濟組織方式？

繁榮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為什么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積累了更多的實物資本，投入了更多的人力資本，以及研發和應用了更為先進的技術？畢竟，如果投資于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采用尖端技術能夠顯著提高 GDP，那么世界上所有國家不都希望這樣做嗎？為什么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變得像美國或西歐國家那樣發達？

這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使我們認識到，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差異只是影響經濟表現的直接原因。因為它們雖然將高水平的繁榮與高水平的生產投入相關聯，但沒有對這些投入的水平為何如此之高做出解釋，所以我們稱它們為繁榮的直接原因。為了弄清一些國家無法或不愿在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上進行數量不等投入的原因，我們必須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因果關系可能非常復雜，有時我們必須深入表象之下，方能理解某些現象的真正成因。我們把這些潛在因素稱為繁榮的根本原因。所謂繁榮的根本原因，就是導致繁榮的直接原因存在差異的實質性因素。繁榮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之間的關系見圖 8.1。

關于引發貧困和繁榮的根本原因，即為什么世界上較貧窮國家的技術水平更為低下且沒有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上實現與富裕國家同等水平的投入，現已存有諸多不同假說。但為了方便研究，我們可以將這些假說分為三類，即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制度假說。我們接下來將介紹這些假說，并討論它們是否與實證證據一致。

地理假說

我們稱之為地理假說的一類觀點宣稱，地理、氣候和生態差異是全球發展不平衡的終極決定因素。根據該假說，一些國家的地理、氣候或生態環境極為不利，且超出了國家的控制能力。有些國家所在的地區大部分土壤不適合農業生產，白天溫度過高。有些地區則因為缺乏可通航的河流，運輸成本高得離譜。一些人認為，這些條件使得當地國家不太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積累或有效地利用生產要素。

古往今來的許多重要思想家都支持地理假說。法國著名哲學家孟德斯鳩便是這一假說的眾多支持者之一，他認為氣候是人們工作努力程度的關鍵決定因素，進而也是繁榮的關鍵決定因素。

他寫道：氣候有時會極度炎熱，使身體完全喪失力氣。這種疲頹甚至會影響精神；人們沒有好奇心，沒有高尚的事業，沒有慷慨的情懷；一切志趣都是被動的；懶惰在那里成了幸福......人們......在寒冷的氣候中會更有活力。溫暖國家的居民像老人一樣膽怯；寒冷國家的人們則像年輕人一樣勇敢。

這一觀點的另一個重要支持者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為了讓廣大學生了解經濟學原理而撰寫教材的經濟學家。他說：活力部分取決于種族特性，但就目前能夠得到的解釋而言，這種特性似乎主要取決于氣候。

這些強調氣候會影響工作努力程度和活力的觀點已經過時（有時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是其他版本的地理假說仍然很受歡迎。今天，許多人認為，地理特征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可用技術，特別是農業技術。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在其學術著作中一直強烈支持這一觀點。例如，他向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的那些頗有影響力的政策建議就是以此觀點為基礎。他認為：最晚至現代經濟增長的時代開啟之際，溫帶地區的技術具備了比熱帶地區的技術更高的生產力。

杰弗里·薩克斯等人還認為，世界上許多地區，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之所以在經濟發展上處于劣勢，是因為瘧疾和登革熱等傳染病更容易在這些地區傳播。嚴重并廣泛傳播的疾病確實可以摧毀一個國家的大量人力資本。

如果地理位置是決定一國能否走向繁榮的主要根本原因，那么世界上的貧窮國家就無法期待生活水平能取得重大改善。起碼根據這一派的觀點，這些國家將永遠處于劣勢，我們也不用指望它們能趕上世界其他地區并能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發展。

并非所有持地理假說者都同樣悲觀。某些觀點認為，大規模投資于運輸技術或對疾病的根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些地理劣勢。

文化假說

經濟表現存在差異的另一個潛在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別。根據文化假說，由于特定的共同經歷、宗教教義、家庭紐帶的強度或不成文的社會規范，不同的社會對激勵的反應是不同的。根據該假說，文化被視為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偏好與信仰的關鍵決定因素，而這些文化差異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表現。例如，有些社會崇尚鼓勵投資、勤奮工作和積極采用新技術的價值觀，另一些社會的價值觀則可能助長對技術的恐慌和質疑且排斥勤奮工作。

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最著名的關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他認為西歐工業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教。在他看來，新教世界觀是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為它促進了勤奮工作和儲蓄（從而也促進了投資）。

文化假說的另一個常見版本是將英、美兩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與西班牙和葡萄牙民族的伊比利亞文化進行對比，前者被視為有利于投資和新技術的采用，而后者則被認為缺乏活力，人們的思想更為封閉。許多社會學家試圖從這些方面解釋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的差異。

20 多年前，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創造出“文明的沖突”一詞，并用其描述他所認為的 21 世紀的決定性沖突——西方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沖突。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亨廷頓支持文化在塑造繁榮中發揮核心作用的觀點。例如，他對為什么韓國在 20世紀增長迅速而加納卻未能如此的解釋，就體現了他的整體理念：文化是很大一部分原因。韓國人崇尚節儉、投資、勤奮、教育、組織和紀律。加納人有不同的價值觀。當然，一個社會的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會發生變化，盡管它們變化得很慢。

制度假說

造成各地繁榮程度差異的第三個潛在根本原因涉及制度。制度即管理一個社會組織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包括其法律和規章。例如，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主要因強調制度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制度的定義如下：制度是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它是人為設計的、塑造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各種約束。

這個定義體現了制度的三個重要元素：

（1）制度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決定的；

（2）制度會對行為施加約束；

（3）制度通過影響激勵來塑造行為。

首先，制度是人為設計的。與基本上不受人類控制的地理和變化非常緩慢的文化不同，制度是由人為因素決定的。也就是說，制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產生自社會成員對互動組織方式所做出的選擇。

其次，制度對個體行為施加約束。從積極的一面看，制度限制了個體偷竊他人財物或賴賬不還的行為。從消極的一面看，制度可能會阻止人們進入就業市場或創辦新企業。

這種約束不是絕對的。世界各地每天都會出現違反法律和規避規則的行為。例如，2010年，蘋果公司沒有獲得在中國臺灣銷售 iPad（蘋果平板電腦）的許可證，因此在當地銷售 iPad 屬于違法行為。然而，通過網上拍賣，人們卻可以用 1 000 多美元的價格買到里面恰好包括一臺“免費”iPad 的 iPad 保護套。

懲罰或獎勵某類行為的政策、規章和法律自然會對行為產生影響。例如，盡管一些公民可以繞過禁止使用某些技術的法律，但這樣的法律仍然會抑制對這些技術的采用。這一觀察將我們引向諾斯定義中的第三個重要元素——制度影響激勵。制度對個人施加的約束——無論是正式約束（如禁止某些活動）還是非正式約束（通過習俗和社會規范限制某些類型的行為），都會塑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并影響激勵。在某種意義上，與其他可能的根本原因相比，制度與激勵之間的關系更重要。

制度假說堅稱，人類在社會組織方式的選擇上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塑造了社會中個人和企業所面臨的激勵，是造成社會繁榮程度不均的根源。例如，當市場將個人分配到其具有最高生產率的職業時，當法律規章鼓勵企業投資實物資本和技術時，當教育體系成全并促進人們投資于自身的人力資本時，經濟體將產生更高的 GDP 并實現更高度的繁榮。

綜上所述，制度假說依賴于以下推理鏈：

（1）不同的社會通常具有不同的制度；

（2）這些不同的制度創造了不同類型的激勵；

（3）這些激勵會影響社會積累生產要素和采用新技術的水平。

“一個社會的繁榮程度取決于其制度”的觀點并不新鮮，它至少可以追溯到“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強調了市場的重要性，正是市場通過“看不見的手”的運作造就了繁榮。斯密同時警告說，對市場的約束（例如對貿易的限制）則可能會破壞這種繁榮。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制度假說并不相互排斥，但它們之間存在競爭性。因為如果各國 GDP 的大部分差距真的都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那文化或制度假說就會變得無足輕重。

那么，在這些寬泛的解釋中，哪一種假說能夠最大限度地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繁榮差異？

經濟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產出

的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的對比說明了一個普遍的原則：包容性經濟制度促進經濟活動發展、生產率增長和經濟繁榮。產權是這一原則的核心，因為只有那些產權能夠得到保障的個人才愿意投資并提高生產率。一個農民如果預期他的產出會被剝奪（意味著被偷、被搶走或者以稅收形式被全部征收），就沒有什么工作的動力，更不用說有任何投資和創新的動力了。攫取性經濟制度正是以這種方式扭曲了激勵機制。當農民、交易員、商人和工人沒有產權時，他們的投資和生產就沒有動力。最重要的是，當私人合同的價值不過是一張紙，或者某些合同協議被徹底禁止時，企業將無法建立起有效開展業務所必需的信任關系。最后，由于攫取性經濟制度設置市場進入壁壘而不是創造鼓勵進入的環境，這種制度往往支持無效率的企業，既妨礙了有創新思想的企業家進入合適的行業，又使得勞動者無法從事最適合他們技能的職業。

圖 8.4 有助于說明為什么攫取性經濟制度會抑制經濟活動。在該圖所呈現的一個假設經濟體中，我們根據潛在企業家進入行業并開始創業后的回報，按降序進行排列。圖中所示的創業回報曲線描繪了這些回報。圖中 軸表示回報，軸表示擁有給定（或更高）回報的企業家人數。

要理解這個圖，請考慮圖 8.4（a）中的點 。其 軸表示對應的創業回報為 75 000 美元，軸則表示有 500 名創業者的回報至少達到這一水平。當我們考慮一個創業回報較低的點，比如 點，它對應的創業回報是 25 000 美元，那么自然會有更多的企業家所獲創業回報至少能達到這一水平，在該圖中，點對應的企業家數量為 900 個。這是因為，除了有 500 名所獲創業回報不少于 75 000 美元的企業家，還有 400 名所獲創業回報為 25 000~75 000 美元的企業家，所以所獲創業回報至少達到 25 000 美元的企業家總數是 900 名。這一推論直接意味著創業回報曲線是向下傾斜的——當我們考慮較低的創業回報時，會有更多的企業家所得能至少達到這一水平。

水平線表示創業的機會成本，它假設所有潛在創業者的機會成本相同。這可能是他們選擇另一種職業所能賺到的錢。

圖 8.4（a）考慮了潛在企業家是否選擇成為企業家的一般問題，這是由一個人的創業回報是否高于他的機會成本決定的。考慮圖 8.4（a）中的企業家，倘若其創業回報由點 給出（我們稱其為企業家 A），因為這一點在機會成本線之上，這個人從創業中獲得的回報（75 000 美元）大于他的機會成本（在圖中為 50 000 美元）。因此，他將選擇成為一名企業家。相反，如果企業家的創業回報由點 給出（我們稱其為企業家 B），他不會選擇成為一名企業家，因為這一點在機會成本線以下，創業的回報（25 000 美元）低于他的機會成本（50 000 美元）。這個推理表明，只有當創業回報達到 1 點或以上時，才會有潛在企業家選擇創業。在這一點上，創業回報和機會成本都是 50 000 美元，對任何新增的創業者來說，此時進入或退出創業并無差別。因此，點 1 確定了我們經濟中企業家數量的均衡水平。

攫取性經濟制度是如何改變這幅圖的？首先考慮產權不受保障的影響，圖 8.4（b）對此進行了研究。在產權不受保障的情況下，企業家將無法獲得其創造的所有收益，政府或其他集團可能會沒收企業的收益。例如，假設不受保障的產權意味著企業家 A 只能從其創造的 75 000 美元的收益中保留 25 000 美元，其余的 50 000 美元將被沒收或用于行賄。所有的企業家在產權不受保障的情況下所獲的回報都比本來應該獲得的回報要少，因此創業回報曲線將左移。

企業家 A 的案例還說明了攫取性經濟制度如何影響經濟體的企業家總量。此人最初的創業回報為 75 000 美元，高于機會成本。但由于產權不受保護，他只能獲得 25 000美元，這比其機會成本 50 000 美元要低，圖中代表企業家 A 境況的點現在變成了 '，位于機會成本線下方。

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這種移動，新的均衡將出現在點 2，選擇成為企業家的人數減少了。企業家減少意味著創業企業減少、技術應用減少、教育回報和資本積累減少，

GDP 水平也因此會降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攫取性經濟制度通過不受保障的產權所產生的影響之一，就是降低了企業家數量和 GDP。

除了不受保障的產權，攫取性經濟制度對經濟活動的扭曲還表現為推高與供應商簽訂合同、借款以及通過法院維持商業約定的成本，或使這些活動變得更難以進行。例如，如果一位企業家能夠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合適的供給，那么他將賺 75 000 美元。但如果沒有法院為其合同提供支持，他就無法達成獲得供給所需的交易，而這種法律支持的缺失也將使他的創業回報減少 50 000 美元。如圖 8.4（b）所示，這些影響也會使企業家回報曲線左移，同樣會減少經濟體中的企業家數量和 GDP。

最后，攫取性經濟制度還會制造進入壁壘，阻止獲利企業的創辦，并可能促使企業家放棄創業，轉而從事其他非生產性活動（例如，加入地下經濟）。因此，如圖 8.4（c）所示，這些因素增加了創業的機會成本。使用與圖 8.4（b）中相同的數值，我們可以看到，在沒有進入壁壘的情況下，只要創業回報超過 50 000 美元，潛在企業家就會選擇創業。但是，如果每個企業家還必須花 25 000 美元來獲得執照，那么只有回報超過 75 000美元時，潛在企業家才能從創業中獲利，現在機會成本曲線已上移。我們將這額外的25 000 美元解釋為機會成本的增加，因為這是創業者在進入市場之前必須支付的成本，這使他們次優選擇的相對價值提高了 25 000 美元。因此，圖 8.4（c）同時顯示了攫取性經濟制度的兩個可能影響。

（1）通過制造不受保護的產權和限制法律支持，降低創業的盈利，從而使創業回報曲線左移。

（2）通過設置進入壁壘，使企業的進入成本更為高昂，從而使機會成本曲線上移。由此產生的均衡點為 E3，它對應著更少的企業家數量。如前所述，處于點 E3 的經濟體，擁有的企業家數量更少，其繁榮程度將低于處于點 E1 的經濟體，因為隨著潛在企業家數量的減少，投資、商業創造和技術發展受到抑制，經濟體的 GDP 水平也相應更低。

我們還應注意到，除圖 8.4 所強調的以外，攫取性經濟制度對創業還有其他影響。實施攫取性經濟制度的社會也不太可能發展出向創新型企業家提供信貸所必需的金融市場，從而進一步降低了企業家數量。它們還可能給企業家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為創業活動增添新的障礙。

包容性經濟制度和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首先引發了紡織行業的一系列重大創新，然后擴展到了其他行業，并最終導致了眾所周知的蒸汽機革新，為現代生產以及鐵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長期以來，經濟史學家一直在爭論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其他歐洲國家或中國，以及為什么它始于 18 世紀下半葉而不是歷史上的其他時期像工業革命這樣復雜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進程很少有單一的起因。經濟史學家對其發生的原因和地點提出了許多解釋。然而，雖然這些解釋各不相同，但其中許多解釋要么基于英國相對包容的經濟制度，要么干脆把這一制度當作已知前提。這是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包容性經濟制度，那么我們幾乎無法想象工業革命會在英國發生。商人為了利潤而研發和應用新技術是工業革命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如果產權得不到保障，商人就不會主動去尋求和從事這樣的創新。反過來說，因為英國已經擁有一個非常發達的市場體系，所以創新變得有利可圖，那些能夠采用新技術來提高紡織行業與其他行業的產品質量并且降低成本的人可以進入更大規模的市場，并獲得可觀的利潤。

此外，英國的專利制度也讓新技術的發明者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有形資產，還可以保護他們的創意產權。事實上，對創意和創新的保護就像對其他經濟資產的保護一樣，是英國進行創新和技術變革的一項主要推動力。

與 18 世紀的許多國家不同，英國允許企業相對自由地進入不同的行業。雖然不同的利益集團會試圖阻止競爭對手進入，而且有時也會得償所愿（比如羊毛制造商暫時說服議會禁止棉花進口），但這些進入壁壘往往只是暫時性的。依據國際標準，英國逐漸為其潛在的商人創造了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英國社會的這些制度特征是工業革命的關鍵先決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經濟制度也得到了適當政治制度的支持。在這些經濟制度建立之前，英國就進行了諸多重大的政治改革，尤其是 1688 年的光榮革命引入了君主立憲制，并對君主的政治權力施加了相當大的限制。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工業革命的基石，而由光榮革命所確立并在隨后百年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制度是包容性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保障。

我們現在可以為本章開篇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答案：為什么很多地區仍舊不發達？答案就是，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國家創造財富的根源，因為當市場參與者不被過度的管制干擾，不會因攫取性經濟制度所帶來的未來不確定性而喪失積極性時，他們就會致力于工作、投資、創新，就會創造出一個互相成就的充滿活力的經濟體。雖然即便是在擁有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中，運氣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個人命運產生影響，但一套保護生命和財產的廉潔司法制度以及一個包容冒險和試驗的環境，才是為國富民強提供經濟和社會激勵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