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陜西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劉學智撰寫的《中國哲學的歷程》一書英文版在美國出版發行，再次引發了人們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對“中國哲學”特征的關注與思考。

劉學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導，陜西省哲學學會副會長。他自20世紀80年代初從事大學教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著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其研究的范圍較為廣泛，涉及儒、釋、道及關學等多個領域。起初他特別關注的是關于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思考和對中國哲學特征的探尋。30年前，劉教授專著《中國哲學的歷程》中文版出版。

在陜西師范大學劉學智的辦公室，我們開始了與劉教授的訪談。

“人們常說胡適是第一位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人，其實，謝無量早已于他4年前已有《中國哲學大綱》問世。”劉學智介紹說，“30年代至50年代前后，有關中國哲學研究的著作已為數不少，如鐘泰、范壽康、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等人的中國哲學史論著等，其成就卓然。我撰寫的《中國哲學的歷程》，只是在先賢和時賢研究基礎上撰寫的一部特殊形式的中國哲學史而已。”

文 | 鐘一

攝影 | 若琦

01

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談起往事，劉學智的聲音稍顯低沉。“60年代到70年代初那段時間，因形勢所迫，我不得不放下書本，回到家鄉。在農村什么活都干過，為了多掙些工分，還做過掏糞工。但正是在這種處境中，我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的意義，思考人生的價值——它能否幫助我理解生活的復雜性，從而走出人生的困惑！我曾一度陷入茫然。”或許，這句發自內心的詰問，為他以后研究中國哲學埋下了伏筆。

“我的履歷很簡單，履歷表上只有兩行：長安縣細柳中學任教；陜西師范大學學習和任教。僅此而已。”劉學智如是說。

經歷過那個特殊的五六十年代，不過，劉學智認為自己還是幸運的。雖然失去了最佳的學習時機，但畢竟還是趕上了末班車，30歲時考上了大學，與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學弟學妹們同堂聽講。他時不時幽默地自嘲：“說實話，我沒有受過正規的哲學專業訓練，中國哲學基本上也都是靠自學。但幸運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張豈之、趙吉惠、趙馥潔、裴大洋等先生的殷切指導和學術熏陶，我很感激先生們。”

▲劉學智教授

1982年初，劉學智在陜師大學習期滿，留校任教。這一年下半年至第二年，他到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進修。劉學智回憶：“這是我進入中國哲學學習的重要轉折點。當時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大師云集，我曾受到馮契、丁禎彥、曾樂山、施炎平等多位先生的熏陶，那里學術氛圍非常濃厚。”他多次聆聽著名學者馮契先生的演講，還得到馮先生和古籍所潘雨廷先生的當面指導。在與這些學術大家們的交流與討論中，讓他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的認識有了一定的提高，這也為他后來研究中國哲學奠定了基礎。

“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讀書讀到眼睛都模糊了。記得宿舍里有個年紀較大的同學，因我和鎮江師院的一位學數學的同學總是讀書到深夜，打擾了他的休息，常引起他大發雷霆。”因錯失了年輕時讀書的時機，只有“笨鳥疾飛”，別無選擇。劉學智說。

進修回來后，劉學智深度融入陜西學界，以謙誠的態度向張豈之、趙吉惠、趙馥潔、陳俊民、裴大洋、田文棠等先生求教，并得到他們的殷切指導。劉學智說：“我學無常師，但身邊無不有師，這是弱點，也是優點。其弱點是沒有得到專職導師一以貫之地指導，然其優點則是沒有形成門戶之囿，可兼取眾家之長，從不同的老師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啟迪。”

劉學智的求學歷程，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縮影，也是他個人與哲學這門學科不斷磨合、交匯的過程。

02

“中國哲學是以‘境界形上學’為特征的哲學”

在劉學智的學術生涯中，他從早年關于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思考，進入到后來的“理論性”探討，再到如今的“歷史與現實交匯”的整體思考，他的學術思想不斷深入且逐漸趨于成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哲學的研究常囿于“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所謂“對子哲學”的套路，他認為這種傾向事實上把中國哲學的理解簡單化了。當時的許多哲學論文多限于談論某思想家是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是主觀唯心論還是客觀唯心論？這種標簽化的研究方法，顯然受到當時蘇式教科書教條主義方法的影響，顯得非常僵化，缺乏對中國哲學自身特點的把握和思考。

劉學智認為，這些爭論脫離了中國哲學的實際，“哲學不應該是簡單的標簽化，而是要關注中國哲學思想本身的邏輯發展和思維特點。”他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找到自認為合適的路徑，這正是他寫作《中國哲學的歷程》的背景與初衷——他試圖跳出以往的思維框架，從更寬廣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

他認為，中國哲學是以道德理性為本位的，關注的是社會和人生，追求的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身心的適應與和諧，從而其認識論往往被融入道德修養論之中，而沒有形成像西方哲學中那樣發達的對象性認識的傳統，由此所形成的哲學也與西方哲學那種實體的或認知的形上學不同，常表現出價值的或境界形上學的特點。“中國哲學是以價值論為核心，以‘境界形上學’為特征的學問，它通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來幫助人們尋求人生的終極意義。”劉學智概括說。

與西方“主客二分”“天人分立”的思維方式不同，中國人主張“天人合一”“主客統一”“心物合一”等，這種本體論上的“二元同一”“一多不分”特點，使思維超越了對世界本體的邏輯追尋，而代之以直覺體悟式的整體把握。

基于這些認識，劉學智發表了《中國古代哲學沒有不可知論傳統》的論文。該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文匯報》等10多家報刊轉載或轉摘。

以上述看法為基礎，劉學智考察了“天人合一”這一命題，指出“天人合一”有形上、形下之分，這一思想在古代雖然早已有之，但漢唐多傾向于在形下意義上講“天人合一”（如“天人和諧”論）。

劉學智說，宋代之后的理學家則是在《孟子》《中庸》《易大傳》等道德心性論的意義上講“天人合一”“天人一體”。“天人合一”這個命題的最早提出者是張載，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理學家大都認同這一說法，所謂“天人本無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二程）、“人與天地本一體”（朱熹）、“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王陽明），都主張天道性命的“一體”論。歷史上道家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如“道法自然”（老子）、“人與天一”（莊子），但這突出的是“天人和諧”，與儒家建立在心性論基礎的“性道為一”其思維路徑是不同的。在涉及張載哲學時，劉學智認為，張載的哲學不能簡單局限于“氣”論，實際上他是在“虛—氣”論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貫性與天道為一”的“天人一體”的思想體系，這對此后的理學家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中國哲學的歷程》中，劉學智對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的比較研究頗有新意。“我認為，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論其邏輯起點是不同的，這也是他們最終走出不同修養路徑的原因之一。孟子性善論的邏輯起點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認為每個人天生都有一種仁愛之心，這是他主張天賦道德論的基礎。”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等道德都是天賦的，“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由此走向“性本善”論。這樣，人生的修養路徑就是“盡心、知性、知天”，就是“反求諸己”和“求放心”，走出了一條內向性自我反省式的修養之路，把內心本有的善向外擴展，就是“仁民愛物”“仁政”的社會倫理和政治理念。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其“性惡論”的邏輯起點是“人生而有欲”“生而有好利焉”，如果“順是”發展必然走向惡。所以他強調后天的禮法教化，所謂“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

“因二者的邏輯起點不同，于是導致了他們的修養方法和理論路徑也不同。孟子主先驗道德論，荀子主后天教化論。”劉學智說。孟子的說法雖不一定正確，但理論上尚可以貫通；荀子的說法其理論矛盾較多，他強調禮法對人后天道德性的塑造，但他又認為：“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也就是說，圣人與凡人之性是相同的，禮法又是圣人創制的，那么誰來教育圣人呢？這就陷入了難以自洽的矛盾。

03

“儒、釋、道三教塑造了中國哲學的獨特面貌”

后來，劉學智又特別關注儒釋道三教關系的研究，這也促使他思考一個更為宏大的問題——如何從大視野看待中國哲學的發展演變。

為了系統梳理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歷程，劉學智與張豈之先生合作，主編了《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六卷本），該書涵蓋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歷史時期。“我除了負責全書的主編工作，還直接撰寫了《魏晉南北朝卷》（第一作者）和《隋唐五代卷》，每卷大約50萬字，花費了6年時間，工作量非常大。”劉學智說。這兩個時段的學術史涉及儒、釋、道三教，其內容較為復雜，為此他花費了不少精力。

研究佛教則源于一個契機。在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臺灣輔仁大學編纂《哲學大辭書》，聘請他參與佛教方面條目的撰寫，為此他查閱了大量佛教經典。當時沒有電子文本，全靠自己翻閱《大藏經》等佛教典籍。“我為這部詞典撰寫了十多萬字的條目，從而敦促自己對佛教的研習，這為我后來進行儒、釋、道三教關系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劉學智如是說。

通過這些研究，劉學智深深地意識到，如果不研究佛教和道教，不研究儒、釋、道三教之間的關系，就無法深入理解此后中國哲學的發展。“比如張載思想的形成就與道教有很大的關系，朱熹的思想則深受佛教華嚴宗的影響，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則與禪宗有著淵源的關系。魏晉以后的許多思想家，其思想形成大都受到了佛教或道教的影響。”他認為，“儒、釋、道三教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獨特面貌。”

在此研究的基礎上，2006年，劉學智在研究生中開設了“儒、釋、道三教關系研究”的課程，先后發表了《當〈老子〉與佛教相遇——佛教視角的〈老子〉詮釋》《儒道釋交融與理學的形成及特點》《關于“三教合一”與理學關系的幾個問題》《心性論：三教合一的義理趨向》等多篇論文。2011年還成功地申報了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儒釋道三教關系史研究》，該項目已經結項。

在《中國哲學的歷程》一書中，劉學智對中國哲學的發展進程進行了簡明地勾勒，指出從先秦到兩漢，其思想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從“諸子并立”到儒道互補、儒道合流之思想格局轉變的過程。

▲劉學智教授

黃老之學是較早體現道、儒相融和各家思想綜合發展的學說體系；到兩漢時，佛教傳入，道教生長，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則逐漸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和交融發展的思想格局；對于隋唐時期的三教關系，他接受了任繼愈先生的觀點，認為該時期是儒、釋、道“三教鼎立，以佛為主”，到宋明時期，則轉變為“三教鼎立，以儒為主”的思想格局。他指出，這一時期三教關系的發展，是從外在的“調和”走向思想上的深度“融合”；唐宋以降，三教“交融”逐漸走向“三教合一”。

劉學智指出，“三教合一”不是說三教合為一教，而是說儒、釋、道三教在保持各自門戶的同時，不僅相互吸收和相互融通，而且其融通有了鮮明的思想歸向，即歸向“心性”。他常引《性命圭旨》所說：“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心性者，本體也。”也就是說，三教合一，是三教在吸收其他各教義理的同時，都產生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成果，即佛教形成了禪宗，儒學發展為新儒學即理學，道教則出現了全真教。

進而劉學智指出：“若進一步考之，三教發展的動態過程以及各教的較為確定的歸勢，不難發現，自唐以降，佛教由禪宗而革命，道教至全真而轉向，儒學到陽明乃大變，其寓于變革轉化中的思想意趣不越‘心性’二字。‘三教合一’即倫理目標一致，旨趣歸向心性。”他認為，這正說明“主體由外在探索轉向自心識見的趨向帶有某種必然性。”

04

“關學研究是我近十多年來關注的重點”

2008年，總計2300萬字的《關學文庫》出版，劉學智是總主編之一。

關學是陜西歷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重要學派，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關學文庫》是對800年來關學文獻的首次系統整理和研究，是陜西近年來首部大型文化工程，它的出版不僅對傳承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傳承陜西的關學思想文化有重大意義。由于擔任此書的總主編，劉學智對關學的研究更加系統和深入。

劉學智說，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在吸收了佛教、道教發展成果基礎上形成的高級形態。如果不了解理學，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哲學后來的走向和歸宿。而張載創立的關學，則是理學中一個重要的有全國性影響的地域性學術流派。

過去人們常說周敦頤“為儒者宗”，是理學的奠基者，但劉學智通過研究發現，張載其實是理學真正的奠基者、開創者。他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宋明理學的一些基本范疇和重要命題，在張載那里已經提出或見其端倪；理學“性道合一”的心性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張載那里已見雛形；張載批判佛老的態度此后成為理學家的基本理論立場；張載提出的“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人性論和“變化氣質”的工夫論，“德性之知”“見聞之知”“心統性情”“立誠”“盡性”的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也多為包括二程、朱熹在內的理學家承繼和闡發。他認為，事實上，張載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因受歷史上二程弟子的影響，過去是被大大低估了的。

早在1991年，劉學智就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張載的思想不僅僅局限于關于“氣”的討論，其實“心性論”和“性道合一”才是他思想的核心或關注的重點。劉學智認為，要重視古人所說張載“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的體系特點的認識，要重視對張載《橫渠易說》的研究，同時要注意把《易說》與《孟子》和《中庸》的心性論結合起來，關注他所說的“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的命題在他思想體系中的意義。

對于學界曾一度流行的用“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框架來套解中國哲學的做法，劉學智一直持懷疑的態度。他說：“我并不否認歷史上存在‘唯物’與‘唯心’的爭論，但這并非影響中國哲學特征的突出問題。”

劉學智認為，中國哲學更多關注的是價值與境界的問題，他稱之為“價值的形上學”或“境界的形上學”。因此他認為，研究張載的思想，不能簡單地貼上“唯物論”或“唯心論”的標簽，而要深入到他思想的內在邏輯和價值體系。事實上，劉學智對張載及關學的研究一直貫穿這一方法和理念。

05

我們的探討再次回到《中國哲學的歷程》這本書。劉學智說，這本書有一個特點——注意了中國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

比如從漢代哲學對宇宙演化和結構的探討，到魏晉玄學的本體論思考，最后發展為宋明理學的心性本體論體系，他認為理學是把儒家倫理本體化的學說。

該書特別注重以中國哲學自身的思維特點研究中國哲學，注意以中國哲學發展各個時期的哲學問題為主線，既分章爬梳，又渾然一體地呈現中國哲學的思想發展歷程。該書特別注意揭示各歷史時期不同哲學體系之間、不同流派之間以及前后相繼的思想家之間的思想聯系和發展脈絡。

▲劉學智教授

目前，劉學智已年逾七旬，他仍在自己鐘情的領域不懈地耕耘。他正在進行的工作有《關學文庫續編》的編纂；承擔《儒學百科全書》中隋唐卷條目的編纂；在完成了《關學文叢》第1輯的主編工作后，又在進行第2輯的編纂；他還在帶領科研團隊進行《鄉約文獻輯考及鄉約文化與鄉村治理體系建構研究》的國家重大課題的研究。作為一個哲學研究者，看來，忙碌的工作才是他的常態。

監制 | 薛曉燕李志維

審核| 鐘一 碧晗

排版 | 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