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延安發表。中共地下黨員、《大公報》記者楊剛正躲藏在美國女作家項美麗在上海霞飛路的家中，這使得項美麗有機會看到《論持久戰》。幾天后，上海霞飛路、虹橋路一帶洋人的信箱中都收到了一份《論持久戰》的英文版。這背后與一個叫作邵洵美的人息息相關。

被誤解的“紈绔子弟”

當你翻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你總會將注意力停留在，魯迅、徐志摩、沈從文等人身上，但你更深地探究這些聲名赫赫的人物過往經歷時，會發現“邵洵美”這個名字總是繞不過去的。

魯迅，一位被奉為經典的文壇巨匠，在民國時期，魯迅曾多次猛烈抨擊過一個人，說他憑借妻子的財力為自己的文學鋪路，是個不折不扣的紈绔子弟。在魯迅的個人影響力下，使得眾人都誤以為此人只是個無所事事的公子哥。

這個被魯迅譴責的人，正是邵洵美。

誠然，他出身富貴之家，但絕非只知享樂的紈绔。相反，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深受文壇敬仰。郁達夫、沈從文等文學巨匠都對他的詩作贊賞有加，稱他為“唯美主義詩人”。

邵洵美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家庭。他的祖父邵友濂，是清朝同治年間的一位舉人，并曾官居一品；而他的外祖父盛宣懷，不僅是清末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是其妻盛佩玉的祖父。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邵洵美自幼便接受了中西結合的良好教育，成長為一位溫文爾雅、滿腹才情的青年。

在詩壇上，他與徐志摩齊名，被譽為“詩壇雙璧”。單論外貌，他毫不遜色于徐志摩。而在才情方面，即便未能創作出如《再別康橋》般膾炙人口的作品，這并未影響他與文壇巨匠們之間深厚的友情。他不僅與徐志摩交好，還與徐悲鴻、胡適、聞一多、夏衍等保持親密關系。

為人慷慨，急公好義

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得邵洵美對朋友十分慷慨。在英國求學時，他常用自己的錢資助那些經濟拮據的同胞。回國后投身出版事業時，也屢次不計成本地幫朋友出版書籍，以至于將繼承來的家產揮霍殆盡，還不得不典當妻子的嫁妝來支持事業。

從1928年到1950年的二十多年里，邵洵美全心投入到出版事業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通過自己的出版物發表了大量抗戰文章，痛斥日寇及汪偽政府，用這種方式喚醒民眾良知和抗日決心。在這期間，他還冒險出版了《論持久戰》，并夜間駕車將書籍投入租界外國人的信箱中，以此向世界傳達中國人民誓死抗戰的信息。當日本人試圖拉攏他加入偽政府時，他堅定地拒絕了，堅持自己的立場和原則。

邵洵美就是這樣一個急公好義的人，如同古代孟嘗君一般。他喜歡雪中送炭，當丁玲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逮捕時，他四處奔走打聽營救消息，并在得知胡已遇害后捐贈1000元幫助丁玲渡過難關。當楊杏佛被暗殺后，他也在刊物上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夏衍初入文壇生活窘迫，通過朋友找到邵洵美請求幫助出書接濟，而他甚至連書稿都沒看就慷慨解囊500大洋。如此仗義疏財之事，在他的生命中俯拾皆是。

他這一生，不愛財，不求名，只追求自己鐘愛的出版事業。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形勢已是不可逆轉。彼時，許多人選擇遷往寶島臺灣。胡適為邵洵美安排了兩張機票，邀請他們夫婦同行，但邵洵美婉拒了。他說，即便自己能離開，卻無法安置家人和心愛的印刷設備。好友葉公超得知后，動用海軍艦艇護送其全家及設備一同撤離，也被邵洵美謝絕。他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從未做過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因此決定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的到來。

貧困交加，郁郁而終

新中國成立后，各行業百廢待興，需要重新建設。由于邵洵美擁有國內唯一的一臺德國進口印刷設備，昔日好友夏衍找到他，希望能夠轉讓給國家。雖然心中不舍，但邵洵美最終答應了，將這臺珍貴的設備交出。然而，此后的出版事業因資金短缺而不得不中止，他也就此告別了奮斗一生的領域。

隨著時間推移，邵洵美的經濟狀況逐漸惡化。長年的入不敷出，使他的財務陷入困境。這時，一個噩耗傳來：他的弟弟邵云驤患上重病，需要大筆費用住院。在走投無路之際，他想起多年前曾借給美國友人項美麗1000美元。一向他借給別人錢是從來不需要還的，但此一時彼一時，于是他寫信請求她匯款給自己的弟弟救命。然而，這封信卻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

信件被有關部門截獲，有朋友暗示邵洵美交代歷史，邵洵美并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況且此時的他并沒有太多精力，他想或許可以等自己忙過手頭的事情后，再向組織交代。熟料，沒兩天，他便被抓捕入獄，罪名“歷史反革命罪”，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不過話說回來，邵洵美交友甚廣，他曾言：“鈔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這樣的人物性格下，他與杜月笙有過來往，與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李石曾有過交情。還有魯迅對他的嗤之以鼻，一直以來都是他的一塊心病。

在提籃橋監獄，他對獄友賈植芳私下里交談過，他告訴賈植芳：“賈兄，比我年輕，總有一日是要出去的，如果你出去了，一定要為我說說話，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說我是花錢找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在提籃橋監獄，他待了四年。當1962年他獲釋時，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他沒有家可歸，16歲的兒子去了青海支邊，而妻子盛佩玉帶著小兒子去了南京投靠女兒邵綃紅。無奈之下，他只能暫居于大兒子家中，與妻子分隔兩地，由子女分別贍養。

生活依舊貧困，加之疾病纏身，這位昔日才華橫溢的詩人已是滿頭白發、風燭殘年。1968年5月5日，這位富有而又貧窮的人生行者悄然離世，只留下傷心欲絕的妻子和未償清的債務：400余元的醫院欠款、600多元的房租等。在生命盡頭，他留下了一首詩：

天堂有路隨便走，

地獄日夜不關門，

小別居然非永訣，

回家已是隔世人。

17年之后，人們終于還他一個清白，為他平反昭雪。然而，那些曾經熱烈燃燒過的人生歲月，卻早已逝去，再難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