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文潔若，翻譯家。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國翻譯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的作品，很多都是經由她之手被引薦給中國讀者。她與丈夫蕭乾晚年合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壇盛事。

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松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后，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么牽累你們。”

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么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面的什么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曬曬太陽。

學者型的翻譯家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的信中寫道：“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贊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

近十年來，研究周作人這個經歷復雜的文化人的論著多了起來。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關系，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頗為頻繁的聯系。我愿把我直接觀察到的和間接聽到的周作人的側面，做些記載。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編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孫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制外的特約譯者。七年間，我曾向周作人組過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詩歌集》、《浮世理發館》、《枕草子》和《平家物語》，均系日本文學史上較為深奧的經典名著，現已出齊。我還請他校訂過一部長篇巨著《今昔物語》，并鑒定過兩萬字的《源氏物語》中譯文校勘記，重譯過十萬字的《日本狂言選》。

八道灣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聯系工作，事先總寫封信，并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不論什么時候去，他的書房里總是窗明幾凈。書桌上只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多年后我曾問過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的妻子張菼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才特別收拾了一下。她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畢必放回原處。她還告訴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達十小時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筆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再下筆。

八旬高齡的周作人給我的印象是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譯完《平家物語》后，日本文學當中他還有一部感興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記》未能開譯，連已動手的《平家物語》，他也未能譯竣。

近幾年來，周作人的遺稿接連問世。《平家物語》在周作人譯了七卷的基礎上由別人續完，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啟明、申非譯。周作人譯的《枕草子》，與王以鑄所譯《徒然草》并為一卷，以《日本古代隨筆選》的書名，出版于一九八八年。《浮世理發館》與經他本人改譯過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語》、《日本古代隨筆選》一樣，作為《日本文學叢書》的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這是他生前最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于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在《冷靜與幽閑——對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寫道：“〔他〕把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與〔中國〕明清俗文學加以比較，并稱贊了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和三馬的《浮世澡堂》與《浮世理發館》的獨創性，說明他最能夠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

看看這位日本文豪對周作人學術的評價，使人感到，作為一位五四時期的翻譯家，他確有獨到之處。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為日本兩大滑稽小說家。前者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諷刺了江戶時代一些人趨炎附勢、阿諛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徑，穿插了各地的風俗奇聞。后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通過出入于澡塘子和理發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人情，詼諧百出，妙趣橫生。

解放后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匯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

我從事編輯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腳的稿子，只得啞巴吃黃連：誰叫自己沒有眼光，竟找了個不夠格的譯者。于是，為了對讀者負責，就硬著頭皮逐字校訂，工作遠遠超過了編輯加工的范圍。周作人的稿子，我也總是搬出原文來核對，但這是為了學習，不僅從未找到差錯，遇到譯得精采處，還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每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后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并在前言后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辟，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為人講究作風，寫文講究文風，從事翻譯，也應講求譯風。周作人對待外國文學翻譯工作，態度謹嚴，仔細認真，是當作畢生事業來搞的。這方面，大有值得借鏡之處。

他擅長翻譯諷刺幽默作品，不但以傳神之筆，譯了日本文學史上這方面的兩部代表作；并曾從古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伊索寓言》以及對希臘諸神進行喜劇式諷刺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的日記里寫作“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他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訂過《明清笑話四種》，該書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問世。在引言中，他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笑話的歷史。

周作人搞翻譯不僅結合研究，而且每譯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記中寫些感想。譯畢《石川啄木詩歌集》，他就表示：“其實他(指石川啄木)的詩歌是我所頂喜歡的，……日本的詩歌無論和歌俳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余韻為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盡可能的給那些歌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

周作人對譯稿十分認真。他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他原希望在書后多加一些注釋，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最后只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他為此十分惆悵，甚至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么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時給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托，曾為從事日譯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譯家蕭蕭校訂過高倉輝的《箱根風云錄》。此書當年在該社出版后，又于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蕭蕭笑嘻嘻地告訴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對人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應下來，還是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然而在名著面前，作為翻譯家他是十分謙遜的。關于《枕草子》，他寫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譯《枕之草子》，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嘗試，后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實，這部與《源氏物語》并稱為日本平安時代文學雙璧的隨筆《枕草子》，周作人譯得非常出色。這段話也說明他對自己的要求嚴格。

日本文學的譯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燭談》一文中介紹了這兩部作品。五十年代譯完它們，他寫道：“我在寫那篇文章二丄十年之后，能夠把三馬的兩種滑稽本譯了出來，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這是我所覺得十分高興的事。”

周作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提及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后改定的遺囑中，關于此稿還寫道：“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并在遺囑前云：“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

世上有幾位翻譯家寫遺囑時，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譯事呢？

悲慘的結局

倘若沒有“文革”這場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權下，老境本來還是平靜的。

從經濟情況來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預付給周作人稿費二百元，而對另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當時則只預付一百元。這數目當然是上級決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進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時期，則只給錢稻孫每月一百五十元。當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錢稻孫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來。

一九六四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當時周作人譯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費標準算，他歷年預支的稿費也大大超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于是，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出版社領導怕我只身去還不足以說服周作人，便先后兩次派一位黨員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說明。這樣，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為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約他翻譯《平家物語》的，他當即答應了。當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語》一、二兩卷的譯稿。次年五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掛號寄來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從他生前最后這個階段的翻譯來看，速度和質量都不減當年。倘若再給他兩年時間，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語》和《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譯竣。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已陷于停頓狀態。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兩位不諳外間事的老人還曾分別寫信來質問此事。我把信交給了財務科，并回信向他們解釋說，這件事我實在無能為力。那陣子，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轟，歷史清白的著譯者尚遭貶斥，歷史上有污跡的更是活靶子。事實上，他們所譯的作品早已被斥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來出版社領導在上級指示下利用他們的專長，組織他們翻譯作品，并預付稿酬，就更被痛斥為“招降納叛”。

“文革”前，領導上常常說：“要趁著周作人、錢稻孫還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譯出來，并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以出版。”為文化積累，這本來是頗有卓見的。“文革”期間，這番話被攻擊成“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準備”，當時社領導統統被關進了“牛棚”。

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后，周家就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那時周和子已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豐一自從于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后，降了好幾級，他的妻子張菼芳也因受家庭的連累，解放后從未加過薪。

六月二十五日，張菼芳陪著她老公公到協和醫院去看病，確診為前列腺腫瘤(五月間因發現尿中有血，也曾去過一次協和，未確診)。周作人不屬于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還是一位好友，盡管自己也不寬裕，卻借給他五十元作醫藥費。不過，大夫說，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會發展。這以后，他再也未去過醫院，所以社會上所傳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說，不確。

“文革”中，周作人當然是在劫難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飯食。

一九六四年，我去參觀過魯迅博物館。那是以宮門口西三條的魯迅故居為基礎而蓋起來的。魯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里，掛著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著遭了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沖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魯母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并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為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及至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吃午飯，他們便把他扣下。當時年已五十四的豐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將們對豐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還有后遺癥，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

周家的后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門就開在后院。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占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縮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干脆臥倒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給他們做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

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

周豐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間房中，有一間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間有門相通。靠東邊的兩間半則是用墻隔死了的，所以紅衛兵便啟開封條，叫他們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許他睡在洗澡間。后院的東墻根下有兩間平房。北邊那間是廚房，南邊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對自己《浮世澡堂》這部譯作表示過滿意，當他進入耄耋之齡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時，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濕，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刻給成群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

不久，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后張菼芳于心不忍，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那里。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由于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松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后，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么牽累你們。”

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么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面的什么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曬曬太陽。天冷后，她還給公公裝上了爐子，并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一九六六年的嚴冬對付過去。

住在小東屋，冬天還能靠爐子取暖，真正難熬的是三伏天。不過，這位知堂老人并未活到那個時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暖瓶開水，就上班去了。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人進的。屋里，只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灶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飯。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給周作人盛來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凈凈，保姆并未發現他有什么異常征候。

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兩間屋里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菼芳奔回家后，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

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過期不取，就照規章予以處理。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東西了，哪里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實，周作人生前對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遺囑中寫道：“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后治事之指針。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

然而，周作人死后，并未“聲消跡滅”。

在五四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個重點。他既從事寫作，又搞翻譯。他不但與魯迅是同胞兄弟，兩人一度還曾并肩戰斗過。他遺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個保存來信的習慣，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萬多封輾轉送到了魯迅博物館，而今均已發還給遺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價值的：如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錢稻孫以及李大釗夫人和子女們給他的信函。當然也不乏敵偽時期周作人為街坊們幫忙而收到的感謝狀。他失過足。我們卻從賈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過許多好事。他無疑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一位悲劇式人物。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①一九六三年我聽說，周作人曾寫信給有關方面，要求著譯均恢復本名。上級囑他寫一篇檢討，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以便取得社會上的諒解。但他寫出來的文章卻通篇都是替自己辯解的話，故未予發表。
②《盧奇安對話集》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本文刊載《讀書》1990第6期

本文選自：黃燦然小站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