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愛藏心底 處事人低調 苦難自承擔

——追憶我的爸爸媽媽

（劉洪進 ）

頭腦里留下媽媽的印象，是我8歲那年。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發(fā)動起來，到處都在成立紅衛(wèi)兵組織，我覺得很好玩，便申請加入紅衛(wèi)兵，沒想到批準了，成為當年都鎮(zhèn)灣區(qū)最小的一個紅衛(wèi)兵。

正當高興之際，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外婆家來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外公曾祥太見我愣愣地看著，說：“快叫媽，這是你媽。”我很不情愿地叫了一聲“媽”，聲音小得剛剛能聽到。

媽把我一把攬入懷里，眼淚汪汪的，說：“都不認得媽了，長高了，長高了，我接你到古坪去讀書……”

第二天清早，我跟著媽媽，向一個陌生的地方走去。臨行前，外婆眼淚直流，我也一步一回頭，走到一里多遠的狗達橋，我還在往后張望，這時，早已看不見外婆了。不想離開外公外婆家。

我出生后，斷奶時便寄養(yǎng)到清江岸邊的外婆家，在這里，我學會了第一支歌：“公社吔，是個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媽媽青年照片

在這里，學會了自己做竹筒槍；在這里，學會了游泳；在這里，學會了做小木車。外婆這個地方，叫馬連長灘，外公曾祥太是生產(chǎn)隊長。那時，太爺爺和太婆婆都還在世，白天，太爺爺隔三差五到清江河里釣魚，我是小跟班，負責往家里提魚……

我在這里度過了快樂的童年。

命懸一線，死里逃生，父愛藏于無形

這日，我一路跟著媽媽沿清江河往下游方向走，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個叫都鎮(zhèn)灣的地方，還在這里住了一夜。晚上，一個身材矮瘦的男人來到我們住的地方，說：“這里不能呆了，你們明天就到古坪去。”媽說：“這是你爸爸，快喊。”我望著爸爸，沒有喊。爸爸并沒有生氣，他輕聲說：“跟著媽到古坪，好好讀書，要聽媽的話。”我點點頭。

第二天，我與媽翻山越嶺，走了約60里山路，來到了媽媽工作的地方——古坪公社。

原來，媽媽在古坪供銷社上班，她叫曾素琴。供銷社，就是賣百貨日雜生產(chǎn)生活品的。在這里，我見到了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我們4兄妹第一次團圓了，有了玩伴，我高興了，離開外婆家的失落感也漸漸淡忘了。

在古坪大約過了半個月，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來古坪了。第二天上午，我從外面玩了一會兒回家，正見媽媽在掏爸爸的衣兜，爸爸說：“我就是搖錢樹，也被你把錢搖光了，你也留幾片葉子，讓搖錢樹還多搖幾年。”

見我進了屋，媽媽停止了掏衣兜。爸爸從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鋼筆，遞給我，說：“你與紅英明天到峰巖婆婆家去。”我們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只有點頭的份。

后來，我才知道，爸爸那時已是都鎮(zhèn)灣區(qū)副書記，每月工資達到了72元，這個工資收入在當年是非常高的了。爸爸是在古坪公社書記的位置上提升上去的，媽媽卻留在了古坪。

第三天清早，我們兄妹起床，已不見了爸爸的身影。吃過早飯，我與大妹妹劉紅英在一個陌生人的帶領下，來到了約80里開外的爺爺婆婆（爺爺叫劉名權，婆婆叫高登秀）家——都鎮(zhèn)灣峰巖大隊的萬人坑，當時叫翠峰5隊。

爸爸青年照片

我們開始在大水田上學，我讀二年級，妹妹讀一年級。這年放暑假，不知是哪根筋作怪，我突然想到都鎮(zhèn)灣集鎮(zhèn)上去玩，或許是想去吃點好東西，因為峰巖的生活確實是太差了。

來到了都鎮(zhèn)灣集鎮(zhèn)，爸爸不是開會（后來才知道是在被批斗），就是在下鄉(xiāng)，根本沒時間陪我玩。我便一個人跑到清江游泳，在這里，我結識了街上的幾個小朋友。有一天，爸爸回家給我?guī)Щ匾桓避娖澹⒔涛以趺聪拢芸欤揖蛯W會了。

第二天，爸爸又下鄉(xiāng)去了。我便找清江河邊游泳玩熟悉的幾個小朋友下軍棋，或相約在清江去游泳。有一天，一個小朋友找我借軍棋，我便把軍棋借給了他。其間，我又到古坪看了媽媽，還有弟弟和小妹。又玩了三四天，才隨媽媽一起來到了都鎮(zhèn)灣。

回到都鎮(zhèn)灣，我便去找街上的小朋友，想討回軍棋，那知，這個小朋友不承認了，軍棋借走了不還我，我很生氣，便罵了一句：“你是個強盜！”

就這一句罵，引來了大禍，這個小朋友很快糾集了20多個小朋友，他們拿著棍棒，打上門來了。我們住在都鎮(zhèn)灣區(qū)公所一棟土房一樓，房子在靠里一間。小伙伴們的叫罵聲不斷傳進屋里來：“打倒劉定煥，揪出狗崽子！”“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我嚇得不敢出門，爸爸媽媽問了事情前后經(jīng)過，媽媽覺得這禍是我闖下的，要把我推出去交給這群拿棍舞棒的小伙伴去斗爭。爸爸連忙勸止，說：“現(xiàn)在到處都在武斗，這些孩子都找不到輕重，這個時候出去，不是被他們打死，也會被他們打殘。”

正在難解難分之際，住在爸爸隔壁的陳伯伯出面了。陳伯伯叫陳伯平，他是區(qū)革委會的一個官，也是紅衛(wèi)兵的一個小頭目，但他私下對我爸爸很關照。這時，陳伯平戴著紅袖章，走出門外，對著這群小伙伴吼道：“都滾回去，這里不是你們?nèi)鲆暗牡胤剑哔Y派是我們斗的，不是你們的事。”

小伙伴們一哄而散，為這件事，我一直記住這住身材魁梧，虎背寬肩的伯伯， 是他幫助我們度過了這一次難關。也感激我爸爸的勸阻，沒有把我交給這群拿棍棒的小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峰巖去了，我當時發(fā)誓，再也不到都鎮(zhèn)灣去了。

那時，讀書沒有什么作業(yè)，回家后也是無所事事，我與妹妹便站在操場坎邊看大人們做農(nóng)活。峰巖，滿山是青石，聽大人講，原來住房周邊都是森林。1958年我出生的那年，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山上大樹都砍了煉鐵，最后，鐵沒煉成，樹都砍沒了，現(xiàn)出了青石的奇形怪狀。

在峰巖，我們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叫劉維珍，維珍與“偽政”有些同音，我與大妹妹沒事時，就站在坡上扯起嗓子喊：“打倒偽政，偽政在過去欺負貧下中農(nóng)！”

哥哥也不生氣，在一起勞動的社員們聽到我們叫喊，都笑成一片。

1982年全家福

在峰巖，哥哥教我們學會了拉二胡，我很快學會了拉《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不識譜，全憑記憶拉歌。在峰巖，也算過得無憂無慮。

然而，好景不長，下半年，我突然病了，吃不下飯，渾身無力，臉色蒼白，爺爺婆婆都嚇壞了，這里又沒有醫(yī)院，也沒有像樣的中醫(yī)，便要哥哥把我們兄妹送回了古坪。

在古坪，媽媽給我找了一個中醫(yī)，開藥吃，沒有效果，我的病越來越嚴重，肚子上還長出一個硬結，不多天，我就起不了床了。

媽媽慌了，每見到我，就直落淚，我雖然還能看清媽媽落淚，但已經(jīng)不能說話，這天，她請人帶信，叫爸爸快來。當晚，爸爸就來了，收拾了一些換洗衣服，第二天，找鄰居借來一個木背架，用綁腿（一個裹腿的長布條）把我綁在背架上，身體瘦矮的爸爸，背著我走在爬山下嶺的小路上，直到走出了劉坪，才找到一輛貨車，帶著我們繼續(xù)往前走。

剛到都鎮(zhèn)灣集鎮(zhèn)，我們的貨車就被人攔住了。有數(shù)十個戴紅袖章的紅衛(wèi)兵，團團包圍著貨車，這時，一個大塊頭高喊：“劉定煥，你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想跑，快下車…….”

我媽在車上哀求：“我兒子病危了，能不能讓他爸把兒子送到長陽縣醫(yī)院再回來接受批斗？”大塊頭說：“不行，就是天王老子死了也不行！”

爸爸臉色很難看，臉仿佛一下都變黑了，他看了我一眼，一滴淚掉了下來，但還是慢慢地下了車，紅衛(wèi)兵前呼后擁，把爸爸帶走了。

來到長陽縣人民醫(yī)院，醫(yī)院會診后，對我媽說：“這個孩子我們救不活，你快把他送到宜昌大醫(yī)院去吧。”

我媽通過縣城的熟人給都鎮(zhèn)灣造反派打電話，把醫(yī)院的診斷結果告訴了造反派，讓他們放爸爸來長陽。不知是造反派良心發(fā)現(xiàn)，準了爸爸的假，還是爸爸想辦法逃出來，反正就在當天，爸爸又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我很快被送到了宜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診斷為：胸膜炎。

經(jīng)過搶救，我終于活了過來，醫(yī)生說：“這個病，按現(xiàn)在醫(yī)療水平，只有1%的人能夠救活。”我算是個幸運兒，就是那個1%的人。

我的一歲半照片

我脫離危險后，媽媽就回古坪上班去了，病房的我由爸爸照看，大約10天后，我已可以下地走路了，想吃東西，想要爸爸帶我到宜昌街上去玩。

在宜昌的大街上，只見臨街道兩邊的房子，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全被石頭砸得七零八碎的，每個高樓房頂，都堆滿了麻袋，如戰(zhàn)壕的掩體，我問：“爸爸。這房子上堆這么多麻袋做什么啊？”爸爸說：“是武斗用的，里面都是石頭。”

有一天，醫(yī)院突然通知我們，叫我們到外面去躲一躲，說有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要沖擊第一人民醫(yī)院。病房里有一個巴東的“當權派”躲在這里住院治傷，后來得知爸爸也是“當權派”，便成為好朋友。這天夜里，同房的巴東人把我們帶到二馬路一個船員家躲了一夜。

轉眼過了近2個月，我因吃了可立松、魚肝油等藥物，已長成個小胖子，天天想吃洋芋（土豆）。這一天，我又拉著爸爸，要他帶我到街上去買洋芋，那時，宜昌的洋芋都賣到了1元一斤，在當年，已相當貴了，但為了滿足我，爸爸沒有惜錢，總是給我買。

就在買洋芋后回醫(yī)院的途中，我爸被兩個人攔住了。這兩個人是都鎮(zhèn)灣區(qū)的造反派，他們是專門來找爸爸回去接受批斗的。爸爸說，孩子病了，在住院，這兩人不信，跟著我們來到醫(yī)院，要求醫(yī)院迅速辦出院手續(xù)，說：“這是我們當?shù)刈畲蟮淖哔Y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躲在外面已快兩個月了，現(xiàn)在終于找到了。”

這時我才知道，爸爸是逃跑出來的，那個年代，逃跑是有風險的，為了我治病，他豁出去了，如果說他不讓媽媽把我推給拿棍棒的小伙伴讓我感動過，那么，這次，是我心里的第二次感動。

醫(yī)院的醫(yī)生說：“辦出院手續(xù)有些復雜，你們明天再來吧。”等兩個造反派走后，醫(yī)院快速給我們辦了出院手續(xù)，一個醫(yī)生說：“你們現(xiàn)在就可以走了。”

當天下午，我們就離開宜昌，取道朱市街來到長陽縣城，爸爸把我托在幺爺爺曾祥超家，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沒有告訴我他要到那里去。

在幺爺爺家住了約一周時間，我媽媽就來了，她找縣城的一個中醫(yī)開了好幾副“磨藥”（打成粉的藥），帶我回到了古坪，媽要我與大妹妹都喝“磨藥”。要大妹妹喝藥，也許是為了預防吧。

“磨藥’很苦，很難下咽，再苦再難喝，我還是堅持喝。妹妹卻不愛喝，每次喝藥都要我離開。后來才發(fā)現(xiàn)，她把”磨藥“用勺子倒進了地板的洞眼里。我知道后，并沒有告訴我媽，有時實在不想喝了，我也學著妹妹把”磨藥“倒進洞眼里。

再經(jīng)磨難，長大成人，父與我仿佛只有點頭之交

那個年代，生活很差，每個月只能吃一次肉，如果來了客人，才會弄點帶肉的葷菜，因此，我們兄妹天天盼來客。如果媽媽忙，我們就在古坪公社食堂里吃飯。

讀3年級這年，有一次，我餓昏倒在路上，一個好心的農(nóng)民把我背到古坪公社所在地。當時，公社食堂正在開晚飯，炊事員給我打了一兩苞谷飯，一碗懶豆腐（類似豆?jié){），我三下五除二便吃下去了，飲事員見我餓，又添了第二碗，第三碗，我一連吃了8碗（8兩），才放下筷子。

有一年，媽媽也被集中到都鎮(zhèn)灣區(qū)辦“學習班”，家里只留下我們兄妹4人。這一天，一個幺姑爺爺從巴山前來看我們，我非常高興。

掛在灶上方樓板釘子上有一塊臘心肺，見來了客，我便把這個臘豬心肺取下來，清洗好后，我便找到幺姑爺爺，要他晚上來家吃晚飯。

幸福一家人

放學時，我與大妹妹劉紅英被學校留住排練文藝節(jié)目，我便安排弟弟劉紅衛(wèi)、小妹妹劉紅兵（后改名劉玉鳳）先回家把飯蒸好，我回來后再炒菜，說今天要做豬心肺吃。

弟弟和小妹妹還在讀一年級，他們聽說有肉吃，都非常高興，回到家就開始忙起來。當我與大妹妹回到家，我傻了眼，灶膛里塞了滿滿的一灶白炭（木材燒制的炭）。那時，白炭很貴，為了節(jié)約，每天放學回家，我們都要往家里撿柴，媽媽按撿柴多少，給每人獎3分至1角錢。這么一灶白炭，要花很多錢啦。

我慌忙把燒紅的白炭從灶堂退出來，用水淋熄，重新加入柴火，好不容易將飯菜弄熟，去叫幺姑爺爺來吃飯時，幺姑爺爺說：“已經(jīng)吃了，你們還真是很啊（厲害），媽媽不在，還會弄飯。“客人沒有來吃，我們4兄妹美美地吃了一頓。

這一年，學校動員學生都到山上采油筋條葉，說是石油開采用的。按采交油筋條葉的多少，撿查勞動態(tài)度，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有任務。

我與大妹妹都是三年級以上的，我們不想落后，這天，我與大妹妹劉紅英來到山林中采油筋條葉，發(fā)現(xiàn)一棵三人多高的油筋條樹，因樹太高，采不著，我便和妹妹分工，我負責把樹頭搬下來，妹妹在后面采。

誰知，搬倒的樹枝，正碰著了一個馬蜂窩，成群的馬蜂向我與妹妹飛來。我聽當?shù)卮笕酥v，見到馬蜂，不能動，一動，馬蜂就會蟄你。我高喊：“妹妹，不要動，否則，它們就會蟄我們的”。

馬蜂個頭都很大，每只都有寸余長，很快，成群的馬蜂飛到了我和妹妹的頭頂，并開始攻擊我，我老老實實地不動，希望不動，能讓馬蜂不發(fā)現(xiàn)。

可現(xiàn)實不是這樣，馬蜂還是在不斷蟄我。現(xiàn)在很危險，后面是被捅的馬蜂窩，前面是一大蓬荊刺。我痛得實在受不了，也顧不得聽大人的話了，也顧不得前面的刺扎人了，鼓足勇氣，沖了出來，妹妹也跟著我沖了出來。這才擺脫了馬蜂的追擊。

我們兄妹帶著滿臉刺破的血口子和難受的痛疼，回到家中。媽媽見我們這個樣子，也嚇壞了，回到家，我已感到頭發(fā)昏，頭部鉆心地痛，真想用刀把這顆痛疼難忍的頭砍下來。

媽媽聽說奶水可以治療馬蜂蟄傷，剛好，供銷社坎下有個農(nóng)婦生了小孩，便找這個農(nóng)婦要了半碗奶水，擦在馬蜂蟄過的傷口上。

經(jīng)清點，我被馬蜂蟄了7箭，頭右部有4箭，頭左部1箭，臉上一箭，肩上一箭。早聽老百姓講，馬蜂蟄7箭就要死人，我當時想，這次莫不是要被馬蜂蟄死哦。

或許是人奶和清涼油起了作用，過了一周時間，我的頭痛便消失了，臉上被刺劃破的傷口也開始結疤，我媽說：“你的命真大啊，這已是你第三次闖鬼門關。難怪算命先生說你今后是個搞大事的人。”

我小時候長得有幾分漂亮，眉目清秀，細皮白肉。當有人夸我時，媽媽總是很高興，說：“都說我這個兒子長得跟寶塔糖（一種治蛔蟲的藥糖，形如寶塔而得名）上的畫一個樣，他將來是個搞大事的人。”

我在樂園讀小學獲得的獎狀

媽媽這個話說多了，我自己也覺得我將來長大了會干大事。剛好，讀5年級時，我被選為紅小兵連長，成為學校學生中最大的“官”，不久，還入了團。心想，這可能就是搞大事的預兆吧！

可是，我讀小學時，我的作文水平始終提不上來，在讀4年級的時候，有一次爸爸回來了，我寫了一篇憶苦思甜的作文，要爸爸給我改，爸爸改好后，我認真謄寫了一遍，發(fā)現(xiàn)文章很長，文中有好些文言，字我都不認識。這篇作文交上去后，被語文老師當著范文在學生中讀。

教語文的老師叫劉竹英，是我的幺姑婆婆，她在讀這篇作文時，望了我好幾次，我心慌的不得了，生怕她在課堂上說出這篇作文不是我寫的，還好，作文念完了，并沒有說出這篇作文的疑問，我才放心了。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學過文言文。有了這次經(jīng)歷，我的語文成績直線上升，作文也越寫越好了。

1970年9月，媽媽被調到樂園公社響潭元供銷社。我們兄妹4人也來到了響潭元中小學讀書，我讀初一下學期。這時才知道，爸爸已調到樂園公社任書記。

因平時與爸爸接觸少，他很忙，偶爾見一次面，也說不上幾句話，在我的心中，爸爸只能算個認識的人，談不上有很深的感情，即便他在都鎮(zhèn)灣紅小兵追打我時救過我，在我病危時背我走過山路，在宜昌第一醫(yī)院精心護理過我。

1972年，鄧小平復出后，學校開始抓教育質量，開始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因此，我的初中讀了二年半。1973年7月，經(jīng)貧下中農(nóng)推薦和考試相結合，我來到了榔坪十中讀高中。

從樂園到榔坪十中，要走60多里山路。身體瘦弱的我，背著沉重的行李，十分難行。在我初中畢業(yè)前，樂園公社修通了公路，開始有拖拉機在路上跑，我們經(jīng)常爬拖拉機，一次又一次被趕下車，我們一次又一次往車上爬，完成不顧危險（據(jù)說樂園公社第一批開拖拉機的司機都翻車死了），因為這段路太難走了。

我們每兩周放假一次，回家拿吃的，換洗衣服。有一次放假回家，爸爸拿來一支步槍，要教我們兄妹打槍。因在榔坪十中搞過軍事訓練，雖沒有玩過真槍，但也聽說過一些“三點成一線，指向瞄準點”的打槍要領。

爸爸媽媽退休前合影

我很興奮，在樂園公社不遠的壇子樹邊，爸爸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在前方豎了一張靶，我第一個臥倒瞄準，按要領放了一槍，沒想到，打中了，還是個8環(huán)。接下來是大妹妹劉紅英打，她膽小，不敢打，我搶著說：“我打。”我又把大妹妹的一發(fā)子彈打了。

令我吃驚的是，弟弟劉紅衛(wèi)，小妹劉玉鳳，竟然也敢打槍，雖然都打脫了靶，但他們還是把子彈射出去了。這是在我的記憶中，爸爸第一次陪我們兄妹4人一起玩，還是玩真槍。

在榔坪十中讀了一年書后，爸爸調到榔坪區(qū)任區(qū)委書記（后又任大公社書記），媽媽隨后也調到榔坪供銷社賣貨，從此，我再也不用背很重的東西走60里山路了。

爸爸媽媽很少管我們，除了吃飯穿衣，很少聽到他們給我們講大道理，也沒有給我們講過故事，更不跟我們講他們大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媽媽上班就站柜臺，爸爸當干部，很少在家，即使回家，不是開會，就是批閱文件，聽取干部們的工作匯報，或寫各種工作報告，或接待老百姓的來訪，他也沒有時間與我們兄妹講話。

在外人眼里，我是個聽話的孩子，我屬于悶著調皮的那種。在剛讀高中時，我的班主任王正源老師很喜歡我，他知道我在樂園響譚園中小學是學生會主席，招生時，他負責樂園片區(qū)的招生，因此，有心要培養(yǎng)我當學生會干部。

可是，還沒脫孩子氣的我，有一次犯了一個錯誤：學校早上要跳廣播體操，我在最后一排，在最后的“跳躍運動”時，我不知是哪根筋發(fā)歡，亂舞狂跳起來。哪知，被語文老師鄭修梓在臺階上看到，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讀毛主席語錄《反對自由主義》，直到讀得差不多背誦，才讓我回教室。

高一當學生會干部的事泡湯了，直到讀高二時，才被選為班上的團支部宣傳委員。這年下半年，學校組建文藝宣傳隊，排練節(jié)目參加全縣中學生文藝匯演。有一天，我中午睡午覺睡過了頭，排練節(jié)目遲到了。給我們排節(jié)目的是個實習女老師。

當時，正在教唱一首新歌，別人已學了近1個小時，我到場后，老師教了兩遍，便點我唱，她作夢都沒想到的是，這首歌我卻完整地唱完了。那時，我對音樂有天生敏感，革命樣板戲——京戲的新歌我都能跟著唱，實習老師教的這首歌，聽了兩遍我自然會唱了。

我（左）高中畢業(yè)時與同學合影

從此，實習女老師對我另眼相看。每次上臺演出，我都很緊張，臉繃得很緊，實習女老師說：“你不要緊張，上臺后，你張著嘴笑就行。”果然，每次一上臺，我就張著嘴笑，在全縣中學生文藝匯演，榔坪十中取得了好成績，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勞。

因為演出，我沒有參加高中畢業(yè)考試，在要畢業(yè)時，我又患上了一種特別的病，就是渾身的每一個關節(jié)都疼，抱括手指關節(jié)和腳指關節(jié)，直到疼得手不能拿東西，腳不能走路。

同學們把我送回榔坪區(qū)公所的家。我們住家附近靠山的一棟房子里，住著一個老中醫(yī)，叫秦世烱，他給我開了一副中藥，沒想到，關節(jié)疼一副藥就喝好了，老中醫(yī)秦世炯說：“你這是痛風，如果治遲了，人會癱的。”痛風病好后，我又要秦世炯為我開了一副藥，加強一下藥效，防止復發(fā)。此后，痛風病一直沒有復發(fā)過。

高中畢業(yè)后，面臨著知青下鄉(xiāng)。在爸爸調任榔坪區(qū)委書記上任前，他專門來到合作醫(yī)療創(chuàng)始人覃祥官家中，商議決定，把當年榔坪十中畢業(yè)的三個干部子弟送到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4小隊（竹園荒）安置。一個是我表哥曾愛群，一個是我老師康保民的兒子胡斌（隨母姓）。

正當我們做下鄉(xiāng)準備時，1975年8月9日，天降大雨，洪水猛漲。這天，我起得很早，見洪水上了街，我便與高中同學裴剛來到河邊幫助老百姓趕豬。這時，不斷有房屋倒塌的撕裂聲響起，慌亂間，我一腳踩到一根倒地的木梁上，兩根鐵釘穿過球鞋，直入腳底。

正在這時，我媽媽在遠處喊：“洪進——，我們供銷社這邊都進水了，要幫助去搶貨物，你快喊紅英她們起來，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拖著受傷的腳，一步步往我們住的地方走。我們住在榔坪區(qū)公所食堂坎下，是一棟土木結構的瓦房。到達住房，洪水已淹過墻腳，我推開門，趟著兩尺多深的水，我連喊帶扯，把劉紅英、劉紅衛(wèi)、劉玉鳳都叫了起來，之后，又把表哥曾愛群叫醒，跑出房外。

弟弟妹妹爬起來，發(fā)現(xiàn)鞋子都已被水沖走，都打著赤腳，急急忙忙趟水往屋外面跑。妹妹弟弟跑出來后，我準備進屋再搶一些東西出來，被老百姓阻止了，說：“這是土屋，墻腳一泡軟，就會倒塌，千萬不去冒險。”

好心的鄰居還拿來鞋子，給我的弟弟妹妹們穿上。

果然，不到10分鐘，我們的這棟房子便倒了，之后，一個大浪襲來，屋架也被大水卷走。

我們一家在榔坪區(qū)政府的一間辦公室暫居，因與爸爸的聯(lián)系中斷，我媽媽特別擔心，當夜，一家人都久久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幺婆婆劉竹英在幼兒園帶我的女兒

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見爸爸從鄉(xiāng)下回來了，他渾身是泥，臉上也是泥，他見到我，邊走邊問：“你們都沒事吧？”我說：“還好，就是我的腳被鐵釘子扎破了。”爸爸說：“你快去找炯醫(yī)生弄藥，怕得破傷風。”

邊說邊走，爸爸說著話，腳步卻在快步往區(qū)會議室方向去了。這里，全區(qū)所有干部職工共200多人，正在等他結束群龍無首的局面，部署抗洪救災事宜。

機緣巧合，參加工作，父親把我當貴客

當年的9月，我與曾愛群、胡斌三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來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大山之中——樂園公社杜家村，開始了當農(nóng)民的生涯。我們開始被安排在生產(chǎn)隊保管室一間偏房內(nèi)，后來，政府撥款600元，建了一棟三間土墻瓦屋。

白天，我們與農(nóng)民一起出工，晚上，睡在房子里聽風，竹園荒海拔高，很冷，風也很大。下鄉(xiāng)的兩年多時間，我們的爸爸媽媽都沒有來看過我們，我們也沒有回過家，春節(jié)也在竹園荒度過。這要是放在現(xiàn)在，都不能想象。第二年，我們知青小組就被宜昌地區(qū)評為先進知青小組。

轉眼兩年過去了，1977年下半年，宜昌地區(qū)文化工作隊在樂園杜家村組建了業(yè)余文藝宣傳隊，準備參加全縣農(nóng)村文藝匯演，我被吸收為隊員，白天參加勞動，晚上到大隊部排練，直到深夜12點左右才摸著黑走回家。

節(jié)目排練結束，我回了一次榔坪，找爸爸媽媽要點錢到縣城參加匯演。剛走到榔坪區(qū)辦公樓側門口，只見爸爸與一個高個子中年男人在講話。我叫了聲：“爸爸！”

爸爸答應了一聲，便對一旁的男人說：“這是我的大兒子，在樂園下鄉(xiāng)”。他回過頭望著我說：“這是李伯伯，快叫李伯伯。”

我叫了一聲:”李伯伯好！您在這里忙什么呢？”原來，這個男子叫李昭群，是長陽縣公安局局長，李昭群笑著說：“我們在榔坪招警察。”

我從小的理想就是當兵，我喜歡槍。聽說招警察，可以掛槍，馬上來了勇氣，我說：“招警察啊，把我招進去嘛！”李昭群的小車司機李長雄在旁插話說：“這小伙子長得帥，是個當警察的料子。”李昭群也笑著說：“好啊，如果真想去，下午到區(qū)衛(wèi)生院體檢。”李長雄說：“下午我們來叫你。”

我笑著答應了一聲，便高高興興去找媽媽拿錢去了。吃中飯后，一直等到下午三點多鐘，還不見有人來叫我，我馬上跑到區(qū)衛(wèi)生院，正遇到了李昭群伯伯，李昭群要李長雄找來一份體檢表，參加了體檢。體檢完，我就趕回樂園了。

文藝匯演從鄉(xiāng)村巡演開始，先到長陽縣，再到宜昌地區(qū)，再到湖北省武漢，我參與演出的節(jié)目——山歌劇《一口新柜》，一路凱歌，連續(xù)獲得了三個一等獎。為了匯演，我進公安局的事也因無人替換而泡湯。

從武漢回來，路過長陽縣城，我在縣城玩了兩天，住幺爺爺家。

一天上午，我正在長陽廣場閑逛，突然見到了縣公安局的司機李長雄，他見到我，馬上走過來，說：“公安局正在找你，你快去找一下朱明股長。”

我馬上來到公安局，找到了朱明股長，他說：“我們單位又爭取了一個招工指標，你馬上回樂園去，我們要派一個干部去樂園考察你，如果政審合格，我們再通知你來上班。”

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高興得都快跳了出來，笑著點點頭。第二天，我就回到了樂園。公安局派出了黃家珍（樂園人）到知青點考察，老百姓對我交口稱贊，查了我的祖宗三代，都是貧農(nóng)，政審順利過關。

我在公安工作

得到上班通知，已是1977年12月底。因有一些行李，生產(chǎn)隊長劉維能便派了一個社員送我，臨別時，只見幾個在旁的農(nóng)民都在流淚，我也流淚了。他們對我們知青太好了，每年春節(jié)前吃年豬飯，他們每家每戶都要請我們，我們從來沒有償還過他們的人情，他們還是對我們好，我真舍不得他們。

到榔坪后，向爸爸媽媽告別了一聲，要了點錢便來長陽縣公安局上班了。這一干就是12年，就在我調入公安局的第二年初，爸爸媽媽也調入長陽縣城工作，爸爸任民政局長，后任統(tǒng)計局長，媽媽任長陽縣土產(chǎn)門市部主任。

由于我與爸爸工作都忙，即使在一個城里，平時也很少見面。只到我結婚，老婆生了小孩，才在爸爸媽媽家住了一個月，這也是我這一生中第二次與爸爸天天能見面的一個月（第一次是小時候在宜昌住院）。愛人張大萍當時在長陽縣婦聯(lián)工作，孩子滿月后，我們就搬到縣委會住去了。

自從參加工作后，每次回家，爸爸都像對待珍貴的客人一樣，給我端茶遞水，也問一些我工作上的事，每次見面，也說不上一百句話。后來，我離開公安局調到長陽廣播電臺、縣委宣傳部，之后，又調到《宜昌日報》社（后更名《三峽日報》）。

發(fā)現(xiàn)“天書”，淚如泉飛，父親的形象變偉岸

直到有一天，聽到媽媽去世的消息。那時，我只是一個普通記者，在報社連個車也沒借到，我乘著班車趕回長陽。媽媽停放在長陽縣人民醫(yī)院，我趕到縣人民醫(yī)院，見到媽媽躺在一個很窄的行軍床上，像睡著了，我不敢相信，她已經(jīng)離開了我們，我站在遺體面前呆住了。這時，有個人提醒我：“你快下跪啊！”

我撲地一下跪下來，眼淚串線地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甚至覺得媽媽會馬上醒過來，她才58歲，她還可以上街賣瓜子，還可以上車幫我賣車票，還可以給我講她算命的故事。媽媽最后土葬在龍舟坪后山一個山坡上。下葬那天，我哭得一塌糊涂，幺叔劉定玉提醒我：“你是老大，你不能光哭，要幫忙料理事情。”但我還是忍不住。

媽媽的去世時間是1996年12月11日，這時，我已在報社工作了兩年。媽媽去世后，我仿佛一夜之間長大。幺叔的提醒，讓我知道自己是老大，有時要當家作主想事情。

爸爸（中）媽媽（左）二姑（右）退休生活照

2005年6月15日，我媽媽去世后第9年，爸爸劉定煥也因心臟病突發(fā)離開了人世。爸爸媽媽都是因心臟病而去。媽媽倒在賣瓜子的街上，爸爸死在上街買東西的路途。有人說：“你的爸爸媽媽是不愿拖累兒女啊。”

安葬爸爸，完全由統(tǒng)計局領導操心，子女們負責陪親友和參與一些接待性的工作。在金子山靈堂，共來了三班響匠：有賀家坪的，有都鎮(zhèn)灣的，有龍舟坪的；長陽縣直各單位和親友們共送來了100多個花圈。第二天上午下葬，就連老縣長劉光容也到場了。

從聽到爸爸去世消息，到安葬完畢，不知為什么，我至始至終沒有流一滴眼淚。細算起來，爸爸與我天天見面的時間，如果按24小時算一天的話，總共加起來還不到兩百天，說的話也不到1000句。

他在世時，一不談他工作上的事情，也不給我們講故事或大道理，就連在文化大革命當走資派的故事，他也從不跟我們提及。其實，我們兄妹都想聽聽，在那個動亂年代，我們想知道他是怎么熬過來的。

文革期間，記得有一次，我走在都鎮(zhèn)灣老石板街上，見到過一幅漫畫，上面畫著一個小丑躲在廁所糞板底下，上面正在往下掉屎團。小丑身上寫著：“走資派劉定煥。”

兩個姑媽和幾個叔叔，都講過一些爸爸文革時躲亂的事，我一直想聽聽他親自給我們講一講這段歷史。但爸爸總是笑，說“沒有說場，一言難盡。”

安葬完爸爸，回到爸爸的住房，發(fā)現(xiàn)了爸爸寫的遺囑和他自己寫好的《追悼詞》，我讀完他寫的悼詞，我又一次感動，他為自己寫的悼詞，與統(tǒng)計局寫悼詞相差無幾。他是怕死后我們子女操心啊！

在爸爸的一份遺囑上寫道：“現(xiàn)存折上還有存款2萬元，你們兄妹四人平分，房子作價10萬元，你們共有。”

這筆存款，是父母一輩子積累下來的，媽媽退休時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06.3元；爸爸退休時，退休金每月也只有650.51元。媽媽退休時55歲，退休金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于是在工商部門申請擺攤賣瓜子。爸爸一輩子廉潔，也沒有在富裕的單位任過職，能積攢兩萬元錢，已是非常吃力了。

我是老大，分配父母財產(chǎn)時，兩萬元存款，四兄妹平分了，他生前住的房子和一個地下室。我首先提議，我不要我的一份房子，送給弟弟劉紅衛(wèi)。當時，他有兩個孩子，家庭困難一些，當我放棄房屋繼承權之后，大妹妹劉紅英、小妹妹劉玉鳳也一樣放棄了房子的繼承權，都送給了弟弟。

爸爸土葬在金子山

轉眼到了2022年8月，這時，距爸爸去世已過去了17年，離媽媽去世已過去了26年，我也退休在家，已經(jīng)是個64歲的老人了。退休后，我在宜都市紅花套鎮(zhèn)漁洋溪邊安居。

就在2022年8月，長陽都鎮(zhèn)灣峰巖村李廷貴與我聯(lián)系，要我寫一個關于劉定煥的簡歷。我翻箱倒柜也沒有找到資料，又跑到長陽金子山爸爸的墳前，把墓碑刻的文字整理成簡歷，算是交了差。

我記得爸爸去世時，還有很多書和文字資料的。爸爸去世數(shù)年后，我弟弟劉紅衛(wèi)便搬了新家。弟弟在數(shù)年前也去世了。

經(jīng)打聽，大妹妹說爸爸的遺物，都收在統(tǒng)計局分給爸爸的地下室里。我來到地下室，里面沒有燈，我又找來幫手幫助照亮，發(fā)現(xiàn)這里已是白螞蟻的窩，許多書籍都被白螞蟻啃得面目全非。

在一個關閉的大木箱子里，我發(fā)現(xiàn)了爸爸的幾本詩稿，還有一些舊書。便帶回家，因地下室空氣不好，又漆黑一片，我只在大木箱的上層找了一下，便回宜都了。

當我與大妹妹說起爸爸的詩稿一事時，大妹妹劉紅英說：“爸爸還寫過一本小說，我看過，有15萬多字，”我一聽，馬上來了興趣，我再次專程來到長陽，在縣城買了個頭燈，又訂做了兩個帆布口袋，決定這次一定要把爸爸的書稿遺物和舊書全部帶回宜都。

還是在這個大木箱子內(nèi)，我把木箱中所有東西都拿出來了，凡是舊書和文稿資料都放入帆布包內(nèi)，收了兩大包，提回家后，一邊擺在太陽底下曬，一邊慢慢翻閱爸爸的書稿。

這一翻不得了，大妹妹所說的小說，原來是一本《回憶錄》。這書由丁一口述，劉定煥整理的第一人稱寫成的《回憶錄》，記寫了1927年至1997年共70年間丁一的所見所聞。但里面的故事事件都沒有真人名和地名，如一部“有字天書”。

除《回憶錄》外，還有爸爸歷年來的工作報告、有關文件、工作總結、往來書信等裝訂資料。

在舊書中，有兩本《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組織史資料》（簡稱《組織史》），我對照《組織史》和《長陽縣志》，以及爸爸自己填寫的《工作簡歷》結果發(fā)現(xiàn)，《回憶錄》中的丁一，就是我爸爸劉定煥本人。

爸爸自選詩集孤本

我一邊讀著《回憶錄》，一邊到爸爸工作過的地方進行采訪，爸爸的形象在我心中漸漸豐滿起來，高大起來，熟悉起來，變成了一個有肉有血有愛有恨的偉男子。

在讀到他為躲國民黨抓兵拉夫，每晚都躲進巖洞睡覺時；在讀到文化大革命受到造反派毒打他幾次昏死時；在讀到“七五八型”榔坪洪災記實，他帶著一群干部不懼生死英勇抗災和逃難時，我的眼淚都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

他在文革的一段回憶錄中寫道：“一伙對黨和社會主義懷有仇恨的人，借文革之機，將仇恨都發(fā)泄在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身上，他們對丁一實行了駕土飛機、彎腰90度，拳打腳踢等幾十次所謂的批斗大會，各種殘無人道的體罰有24種之多（列舉刑罰），一伙暴徒辱罵和強加在丁一身上的罪名有數(shù)十種之多，如反革命、大壞蛋、兩面派、陰謀家、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地富反壞右的總代理、吸人血的魔鬼……”他兩次被打昏死過去，幸有好心人機智營救，讓爸爸躲了起來，才免于被折磨致死。

爸爸媽媽，你們安息吧，只怪兒子不孝，你們在生時，沒有很好地與你們溝通，也沒有好好孝順過你們，這是我的罪過！在此，我給你們道歉！

回想起小時候媽媽說我長大要搞大事，如果論當官，我是一事無成，從1991年4月任長陽新聞科長，成為副科級別的官，到退休，我還是副科級；

爸爸《回憶錄》手稿

如果把寫作當作大事，我倒還有幾分成績。我的新聞稿件上過《人民日報》、《經(jīng)濟日報》、《光明日報》，上過新華社、中新社，以及國內(nèi)國外一些大媒體，數(shù)年被評為新華社“全國十佳通訊員”，撰寫杰出人物事跡200多個，有許多人因此而成為全國、全省勞動模或全國先進工作者。

我不敢說我寫的人物文字有多好，但從寫人物的數(shù)量上來講，我敢斗膽地說一句，在宜昌地區(qū)還沒有人與我比數(shù)量。然而，我卻沒能給你們寫一段文字。

有這些成績，也是我小時候爸爸給我改稿而激發(fā)出來的寫作熱情，如果這些算大事，那我就沒有辜負媽媽您對我的期待，以我的能力，也算交了一份您滿意的答卷。

媽媽，您在聽嗎？您聽到了嗎？！

如果不是峰巖村要寫村志，也許爸爸這些珍貴的資料，都會被白螞蟻啃咬干凈，爸爸的故事，長陽有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也許永遠見不到天日，或許是老天有眼，讓我發(fā)現(xiàn)了這些資料和文字。

爸爸留下的這些文字，讓我知道了爸爸為什么不給我們講故事的原因，消除了我們的許多疑慮。有些故事，還真是不好講的，涉及的事，都是一些敏感的事情，涉及的時代，是敏感的時代，涉及的人，都是變革或動亂時代中形成的恩恩怨怨。

看了爸爸的《回憶錄》和他所寫的工作報告和一些文史資料，我敢負責任地說：“我爸爸是一個正直的人，是一個忠實于黨的好黨員，是一個從來不弄虛人假而敢于說真話的好干部，是一個一輩子廉潔奉公的人，也是一個值得我們子孫后代好好學習的人……”

作者：劉洪進 202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