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8日，時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打電話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兩人在電話里大吵了一架。然而，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掛斷電話后，閻紅彥竟服藥自殺了，年僅57歲。

那么，陳伯達究竟在電話里和閻紅彥說了什么？為何掛斷電話后，閻紅彥會選擇自殺呢？

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聊一下閻紅彥與陳伯達之間的“宿怨”。

閻紅彥，瓦窯堡人，1909年出生，15歲參加紅軍，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西北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其戎馬一生，戰功赫赫。

1933年5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馮玉祥任總司令，而后，該軍一舉收復多倫等四個縣，成為當時一支比較強悍的抗日武裝力量。

然而，向來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卻一方面配合日軍“圍剿”抗日同盟軍，切斷交通，斷絕糧草；另一方面又加緊對馮玉祥的部下進行拉攏和分化瓦解。在此情況下，同盟軍很快便遭到失敗，馮玉祥也被迫下野。

為了保留這支抗日武裝，中共河北省委在同盟軍中的黨的前委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在我黨影響下的部隊一萬余人，同前委一同撤往張北縣。時任騎兵連連長閻紅彥奉命率部抵達張北后，先是被編入第十八師，不久后又調歸同盟軍北路軍總指揮吉鴻昌部，并改編為特務連，仍由閻紅彥任連長。

這年8月27日，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去向問題。會上，閻紅彥主張將部隊拉到陜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

事實上，從當時的局勢來看，閻紅彥的這一主張是可行的，這樣既能保存現有武裝的有生力量，同時又便于領導和指揮。然而，這一主張卻遭到了陳伯達的反對，他當即指責閻紅彥是“大西北主義”，并主張我黨應該退出同盟軍。

在1933年初被派到吉鴻昌部工作之前，陳伯達剛從“北平軍人反省院”出獄沒多久，對部隊的整體情況，甚至連當前的整體斗爭形勢都不太熟悉。因此，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向來剛直的閻紅彥更是直接起身離開了會場。

第二天，前委領導對閻紅彥進行了批評，并要他作出檢討，結果遭到了閻紅彥的拒絕。毫無疑問，閻紅彥也為他的剛直付出了“代價”，不久就被撤銷了職務。自此，閻紅彥與陳伯達之間的“梁子”算是結下了。

但閻紅彥畢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撤職后沒多久就被啟用，而他也沒有辜負組織上的信任和期望，在這之后的革命斗爭歲月里，閻紅彥憑借著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從一名基層軍官，成長為了統帥數十萬大軍的高級將領。

新中國成立后，閻紅彥更是深受重用，先后擔任過四川省委副書記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四川省委書記、四川省副省長兼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等職。1955年9月全軍“大授銜”期間，時年46歲的閻紅彥還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新中國首次授予的五十余名開國上將之一。

閻紅彥在四川工作8年多的時間，為四川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59年8月，知命之年的閻紅彥履任新職，調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

閻紅彥將軍性格直率，且一心為民，在來到云南工作后不久，他就發現了“公共食堂”的弊端，于是，他頂著巨大壓力，堅持為民請命，建議中央解散公共食堂。他的諫言受到了毛主席的贊揚，不久后，云南農村便解散了公共食堂。

后來，關于階級斗爭的文件傳達下來后，閻紅彥卻表現得不以為然，他不僅在省委干部會議上公開表示：“云南不要再搞階級斗爭”，在后面下發全省的文件中更是明確提出：“云南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不得不承認，閻紅彥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確實大膽。

毫無疑問，文件下發后，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滿，當然，這也為他后來的結局埋下了伏筆。不久后，中央就派彭真來云南調查。但彭真理解閻紅彥，因此就沒有為難他，反而巧妙地保護了云南省委和閻紅彥等人。

當然，閻紅彥也沒有辜負組織上的期望，在他的領導下，云南的經濟情況逐漸趨于好轉，糧食產量日益提高，全省鄉鎮市場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1966年后，陳、林、江等人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干部開會，“揭發批判”鄧公，并指責他在淮海戰役期間“動搖”“想要撤退”。怎料，閻紅彥卻當即站出來揭穿說：淮海戰役中，前委一直和第三縱隊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當時，閻紅彥正擔任第三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閻紅彥的發言，讓陳、江等人很是難堪，于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便點名閻紅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自此，閻紅彥的處境變得越發艱難。

閻紅彥從北京回到云南沒幾天，云南的“造反派”們便在陳、江等人的指示下，沖擊了云南省委，占據了省委辦公大樓，還抄了閻紅彥的家。

為了保護閻紅彥，葉帥專門從北京打電話給時任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讓他一定要想法設法保護閻紅彥的人身安全。秦基偉不敢怠慢，當即便將閻紅彥夫婦秘密送到了昆明的一個軍事基地給保護了起來。

然而，造反派們并未因此善罷甘休，他們找不到閻紅彥，就四處張貼大字報，試圖將他逼出來，但此舉未能奏效。

1967年1月8日凌晨，陳伯達一個電話打到了云南省委辦公廳，點名要找閻紅彥。

閻紅彥剛接過電話，就聽到陳伯達厲聲咆哮道：

你為什么要躲起來？為什么不敢見革命群眾？斗一兩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沒有問題。不要見不得風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見面！這是中央的決定……

閻紅彥戎馬數十載，什么大風大浪沒有見過？他絲毫不理會陳伯達所言，當即回懟道：

你能代表中央嗎？我就不承認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況，只知道亂發號令……

那時的陳伯達已經貴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革命小組組長，可謂位高權重，閻紅彥區區一個省委書記就敢這樣頂撞他，他著實沒有想到。于是，兩人在電話里大吵了一架，最后狠狠掛斷了電話。

放下電話后，閻紅彥心亂如麻，他深知自己和陳伯達這一吵，他肯定不會放過自己。盡管自己在的地方很隱蔽，很安全，但他們遲早都會找到這里，將他和妻子帶去批斗……他不愿忍受屈辱，更不愿自己的家人因此受到牽連，當然，最讓他憂慮的還是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他決定了，他要以死抗爭。

于是，在寫下“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的遺言后，閻紅彥便吞下了事先準備好的安眠藥，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時年57歲。

然而，閻紅彥去世后，江、陳一伙卻下令不準為他開追悼會。但即便如此，昆明的黨、政、軍干部和群眾，還是自發組織起來，為老書記舉行了莊嚴而隆重的追悼儀式。

直到1978年1月后，閻紅彥將軍的骨灰才被移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這年2月，云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通知，為閻紅彥將軍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