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個在抗日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將領，他的名字本應與榮耀同在。

然而，卻因與同事的分歧，職位一降再降，甚至錯過了授勛的機會。

盡管如此，他仍然堅定地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位被命運捉弄的英雄，他每次在時光的路口都堅定不移的選擇了自己認為對的道路。

那么他究竟是誰？又為何如此被命運捉弄呢？

黎玉的報國之志

黎玉，原名李興唐，山西人，1916年閻錫山開始了其對山西長達38年的統治。

他曾擁蔣反共，但對山西的治理也曾盡心盡力，尤其在教育方面。

規定一定年齡的孩子必須接受4年義務教育，這些都使得山西一度成為全國模范省份。

黎玉少年時曾在私塾啟蒙，之后在當地的小學和中學讀書，在那個時期，新思想和新文化開始影響中國。

尤其五四運動之后，黎玉和他的同學都受到了影響，他們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

之后黎玉接觸到了更廣闊的知識天地和更新潮的革命思想，開始組織同學們上街游行，下鄉宣傳，以學生會的名義辦壁報，極盡所能地向大家宣傳進步思想。

在早期革命活動中為了團結更廣泛的力量進行革命斗爭，黎玉在在上級的指示下加入過國民黨。

后來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開除國民黨黨籍，并被送到監獄關押，經過組織營救，在第二年才被保釋。

之后幾經周折，黎玉才恢復共產黨身份，繼續參加斗爭，1936年，日軍加大了侵華腳步，在山東活動尤其猖獗。

當時山東的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侵華的威脅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日活動，但同時也存在著對內鎮壓我黨和愛國進步力量的行為。

1956年山東的黨組織受到嚴重挫折，在當地無人可用的情況下，在河北開展地下工作的黎玉臨危受命，前往山東恢復和重建黨組織，并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

全面抗戰時期，日軍占領了山東濟南，黎玉組織武裝起義，隨后，積極參與建立八路軍山東縱隊，發展抗日武裝力量，使山東的抗日武裝力量發展到幾萬人之多。

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評價，毛主席都對其贊不絕口，并在一次會議上號召其他省市向山東學習。

黎玉命中克星

在此之前，黎玉曾與羅榮桓、陳毅、徐向前和粟裕等多位將軍合作過，大家共同默契抗日，然而1945年黎玉遇到了自己的命中克星——饒漱石。

饒漱石是江西人，家境殷實，受正規教育一路考到上海大學，1927年曾參加上海武裝起義。

在早期革命期間曾多次赴蘇聯學習，1936年起先后被派到美國、法國，分別參與輿論方面的工作。

1939年饒漱石回國，任中共東南局副書記，之后因工作調動去了東北。

這期間，華東局的領導工作主要由黎玉負責，1947年饒漱石返回山東，當時黎玉已經在山東工作有10多年。

也就因此，饒漱石發現黎玉在山東的工作、威望都比自己要深得民心，有一種被架空的錯覺，這也為之后，他們不和埋下了隱患。

同年，山東的土地改革隨著戰爭的白熱化而加速推進。

黎玉在山東工作日久，他在土地改革中強調保護富農的利益，認為這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也是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措施。

然而，饒漱石和康生對山東的土地改革實踐提出了批評，認為存在“富農路線”的傾向。

黎玉因此被扣上錯誤的帽子，工作受到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他的朋友曾勸他親自向中央解釋。

但黎玉知道中央對此事已有定論，因此只能在相關會議上作自我批評和檢討。

而饒漱石則乘機收攬人心，將山東政務實權都抓到了自己手中，更是在建國后乘機調到中央工作，政治生涯更上一層樓。

饒漱石到中央后，出于個人野心和權力欲，他開始和時任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合作，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錯案。

1953年兩人的惡行暴露，高崗在事情敗露后就自殺了，之后饒漱石沒有被判處死刑，而是被開除出黨，并剝奪了其政治職務。

他在監獄度過一段時間后被保釋，于1975年去世，享年72歲。

黎玉赴上海從零開始，開啟新篇章

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這座遠東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黎玉也根據組織安排，離開了工作十三載的山東，到上海工作。

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參與和組織對上海國民黨政權機關和公共設施的接管工作，確保政權平穩過渡。

當時，上海因戰爭經濟遭受重創，一些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分子試圖利用新生政權面臨的困難，為自己謀利。

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黎玉和其他工作人員夙興夜寐，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市場、打擊違法行為。

1950年初，上海社會秩序得到了明顯改善，市民的生活逐漸恢復正常。

1952年“五反”運動，進一步清除了舊社會的經濟積弊，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上海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由于之前土地改革時期的影響，黎玉卻在“三反”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職位被一降再降。

但黎玉依舊繼續兢兢業業地繼續為人民服務，可他身上始終背負著沉重的包袱。

他在負重前行，也始終相信，總有一天，會沉冤得雪，這一等就是30年。

1986年，黎玉接到了來自中央的下發平反通知，為他恢復了名譽。

事實證明，當年饒漱石和康生對黎玉的批評并沒有具體的政策和實踐依據。

大喜大悲下，年過八旬的黎玉身體終于不堪重負，第二天他就住進了醫院。

這份遲到的通知似乎來的有點晚，但又好像剛剛好，它是對黎玉革命生涯的一種肯定和交代。

兩個月后黎玉沒有遺憾的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