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樁兇案把河南弄得滿城風雨，上級領導甚至被逼得下了“格殺令”：所有參與抓捕行動的人員，只要遭遇可疑狀況可立即開槍，無需打報告。

怎料這道命令反倒讓8萬多名軍警、民兵個個杯弓蛇影，以至于在設卡盤查路人時，只要對方反應稍慢，行動人員便毫不猶豫地開槍，因而造成不少民眾傷亡。在最后的殲滅戰中，武警戰士甚至對兇犯藏匿的、坐滿乘客的大巴車展開火力覆蓋。

對方何方神圣，竟能帶來如此之大的壓力？

此案其實可以用這么一句話來概括：人情社會，其實是最冷酷無情的。

本文主角名叫趙曉東，家境優越，其父母在河南省淅川縣政府任職，級別還不太低，是實打實的二代。他自身能力尚可，工作態度認真，做事踏實，仕途也順風順水，入職兩年后便當上了淅川縣共青團委常委和團學生部長，前途無限光明。

然而，趙曉東有致命的缺點——為人太過耿直，遇事好較真，脾氣還比較暴躁。他不止一次因工作當眾正面懟領導，搞得大家下不來臺。

哪有領導喜歡如此“不長眼”的下屬？趙曉東是愣頭青，不懂人情世故，領導可個個都是老江湖，礙于其父母的面子，總是主動退讓。

這不，趙的父母年歲已到，縣領導班子換屆后退居二線。昔日被他得罪的領導立馬磨刀霍霍，打算找個機會狠狠出一口惡氣。

事情的直接導火索發生在1987年初，當時淅川縣采購了一批沙發，舊的藤椅沙發便閑置下來，趙曉東見這些物件還不錯，便想搬回家自己用。此前他得勢，這當然算不了啥事兒，可他于當年1月4日深夜去搬東西時，出岔子了。

趙曉東剛要把東西搬出大院，縣委徐副書記突然出現，厲聲呵斥他侵吞公家財產。隨后趕來的行政科長王明理，也不由分說地指責趙曉東“盜竊公物”，犯了原則性錯誤，揚言一定會把事情鬧大，讓他成為“反面典型”。

趙曉東百口莫辯，一言不發地離開了。眼看他灰頭土臉的狼狽模樣，兩位領導十分得意，殊不知，其中有極為反常的一點被忽視了——平時一言不合就開懟的趙曉東，此刻為何甘心沉默受氣，如此馴服？

要得罪一個人很簡單，問題在于這個人是否得罪得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回到故事的最開始。

“一人參軍，全家光榮”，但在二三十年前，有些人是帶著非常不光彩的目的報名入伍的。

時值“嚴打”，許多犯了事的年輕人面臨牢獄之災甚至是極刑，他們便想了個法子：要么靠家里人走關系，要么花錢向上疏通，想方設法混進部隊，這樣一來公安就不好追究了。

這些流氓地痞自然不會服從管束，將混社會的那些歪門邪道帶進軍營，不但影響了部隊的整體風氣，其中一部分人混得是如魚得水，反倒有不少好兵受到影響，始終得不到重視和提拔。

對此，趙曉東深有感受。

18歲那年，趙曉東報名入伍。他對待訓練一絲不茍，很快便練就過硬的汽車駕駛技術。軍車駕駛員，屬于技術兵種，對軍事能力并沒有非常高的要求，但他也主動接受嚴格訓練，將槍法練得出神入化，還受到團級表彰。

按說到了這一步，即便趙曉東不積極逢迎，花錢打點，哪怕在平日里對上級客氣一些，入黨提干恐怕也是板上釘釘的事。哪知他對人情世故這一套壓根就嗤之以鼻，反而經常因各種問題頂撞長官。上級對他的印象很糟糕，直到退伍，趙曉東仍是個大頭兵。

混一個圈子，自然要遵守其規則，這是社會教給每個人最重要的一堂課。

隨著父母退居二線，趙曉東失去了庇護，打擊接踵而至：此前有個年輕女同事跟他不干不凈，姑娘的丈夫突然跑到單位大鬧。此事不久，趙曉東便受到處分，丟了職務，再后來又發生了“盜竊公物”這檔子事。

看著徐副書記和王科長一連“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嘴臉，趙曉東心里清楚，自己這是被算計了。領導不但要落井下石，更要斬草除根。想到自己當下的處境，他萬念俱灰，與此同時，心里浮現出一個可怕的念頭。

當天凌晨4時許，縣委副書記黃明揚正在睡覺，突然一記悶棍砸在他腦門上。

在當時，我國各個單位幾乎都有配槍，趙曉東喜歡射擊，經常從單位借槍出去過癮。一來二去，槍在誰手上，藏在什么地方，他都十分清楚，輕車熟路地搜出由黃明揚保管的64式手槍和90多顆子彈。

縣委干部們家彼此離得都不算遠，趙曉東旋即就來到行政科長王明理家。門剛一打開，還不等王科長做出任何反應，他抬手一槍便將其擊倒，隨后又連開數槍，王科長當場殞命，其妻子也奄奄一息。

隔壁的徐副書記被槍聲驚醒，這家伙非常謹慎，感覺情況不對，立馬從后門溜了，跑到縣公安局避難。

沒找到徐副書記，趙曉東便拐了個彎，把平日里積怨很深的縣外貿公司秦經理夫婦做掉，最后在縣政府大院里放了把火，逃之夭夭。

淅川縣是個人口僅有幾十萬的小縣城，鬧出這么大個事，對于當地警方而言無異于一場地震。警方立馬成立專案組，勢要盡快將兇犯緝拿歸案。然而接下來，案情的進展卻是荒誕至極。

事發后，警方采用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四處抽調人手，把整個縣城搜個底朝天，令兇犯無所遁形。各級部門出動的總兵力高達8萬余，小小縣城內設卡多達421處，幾乎走十步就能看到警察。

然而警方忽略了這么一種可能：趙曉東在作案當晚便已逃到周邊縣市了。

不過趙曉東的操作也好不到哪兒去：出逃次日，他便給一位身在淅川的寇姓好友打了電話，詢問其家人是否安好。離譜的是，趙曉東講述了自己的處境，包括他當前所處位置。

掛掉電話，寇某便把情報上報給了公安部門，哪知專家居然覺得毫無價值，不予理睬。

無獨有偶：1987年1月13日，逃到南陽市的趙曉東給另一名朋友寫了封信，該朋友也是第一時間報了案。這次警方依舊不為所動，理由是他們認為這是趙曉東的伎倆，想要分散警方注意，使抓捕行動流產。

筆者此前寫過不少類似案件，情節過程如此奇葩卻是頭一回，只能感嘆警匪棋逢對手，各有千秋。

抓捕工作遲遲不見進展，警方這邊再出昏招：考慮到兇犯曾是一名優秀戰士，手里有槍，槍法如神，威脅巨大，上級部門領導遂下達“格殺令”，要求各行動單位提高警惕，遭遇異常狀況，發現可疑人員，無需向上請示，可直接開槍。

實際上，在該指示下達之前，個別行動人員就已經是這么做的了。

例如在1987年1月12日，一輛卡車在經過哨卡時，執勤的武警戰士閆向陽揮動手電要求立即停車。司機沒能反應過來，減速慢了一點兒，閆向陽竟直舉槍就射。好在子彈只是打中卡車司機腰部，并不危及性命。

然而有了可“先斬后奏”的“尚方寶劍”后，情況便迅速惡化了，類似事件的數量陡然增加。

就在指示下達當天，行動軍警就打死無辜群眾1人、重傷1人，死者鄧良還是縣政府的職員，真的是無妄之災，何其倒霉。

與此同時，在逃往洛陽市的途中，趙曉東又犯了個致命錯誤，直接暴露了行蹤。

1987年1月17日凌晨，他在趕往汽車站途中遇到一名農民。對方一眼就認出趙曉東是逃犯，立馬與其扭打在一起。趙曉東開槍還擊，打傷了農民的肩膀。怎料此前殺人不眨眼的他，這一次卻沒有選擇把農民滅口。

隨后，農民便把趙曉東的行蹤報告給了公安部門，刑偵專家這一次總算水平在線，做出了正確推斷與部署，從各單位抽調武警、刑警、民警40人，組成行動小組鎮守大橋，駐扎在附近的一支武警部隊也接到命令，隨時準備出動協助行動。

我方牢牢掌握先機，本以為計劃周密，一切安排妥當，怎料整個計劃堪稱千瘡百孔，過程更是如同鬧劇，簡直讓人不忍直視。

首先，這個行動組的大部分人成員是從洛陽市吉利區臨時抽調來的刑警，其中絕大多數甚至連嫌犯長什么樣都不知道。

其次，該行動組成分混雜，成員來自多個部門，武警有武警的現場指揮，刑警和民警也有各自的領導，各自為戰。一到午飯時間，大伙兒不約而同全去吃飯休息了，趙曉東現身時，橋上一共就剩4人執勤，險些就讓兇犯闖關成功。

除此之外，在明知道兇手極其危險、很容易打草驚蛇的前提下，警方又以極起業余的方式犯了一個巨大錯誤——他們從淅川縣政府找來一名與趙曉東比較熟的干部，讓他登車辨認。后來，干部在認出趙曉東后當場大喊大叫，逼迫趙曉東當場開槍拘捕。

總而言之，在無數錯誤的積累下，慘劇上演了。

1987年1月17日13時15分左右，縣干部在兩名警官的陪同下登上一輛客車，認出趙曉東后立刻用手指著他，不斷大喊“人在車上”。干部隨即跳車逃跑，趙曉東眼看暴露，抽槍率先發動襲擊，一名刑警躲閃不及中槍倒地，另一名武警戰士則退出車外鳴槍示警。

趁著雙方交火的間隙，客車司機跳窗而逃，趙曉東便進入駕駛室發動大巴，嘗試強行沖卡。警方援兵及時趕到，以1輛郵政車、2輛汽車做掩體，阻斷了歹徒去路。無奈之下，趙曉東只能停車，單槍匹馬與68名行動人員展開周旋。

趙曉東不愧是天生當兵的好苗子，心理素質過硬，身陷重圍也好不慌亂，不但槍打得準，手雷也扔的準：隔著數十米，武警中隊長朱迪軍被一槍打中胸部，生命垂危；而趙曉東僅用一枚手雷便炸毀郵政車，使多名警方人員受傷。

在當時，大部分武警都是退役軍人，打硬仗不在話下。一開始，考慮到歹徒手里有人質，他們畏首畏尾，根本放不開手腳。眼見戰友接連受傷，巨大的危險激發了他們的本能，戰士們開始組織進攻。

他們從各個方向對客車展開火力覆蓋，完全忘記了車上的群眾。

事后，位于橋西側的一名行動人員還原出了當時的可怕場景：血水如瀑布一般從車底滲出，橋面被染紅了一大片；現場原本還能聽到乘客慘叫，片刻后便趨于平息，只剩猛烈的槍聲。

涉及持續了大概20分鐘，直到13時40分，洛陽市公安刑警大隊領導才抵達現場。

領導一看現場狀況便知壞了大事，當即要求各單位停止射擊。12時20分，行動組調來一輛消防車和水泥車，水泥車作為掩體，不斷向目標迫近，消防車則伺機向客車噴射泡沫，使歹徒失去視野。

這招果然奏效：趙曉東開始胡亂開槍，子彈在無意義的射擊中快速消耗。

10分鐘過后，車上沒了動靜。幾名武警戰士沖上大巴車上一看，趙曉東已經斷氣，身上滿是子彈孔，血肉模糊。

事后據統計：趙曉東身中16槍，他所攜帶的90多顆子彈，除去彈夾里最后的3顆，其他的全部打光。

我方的狀況也十分不樂觀：此次參與行動人員共計68人，裝備各式槍支52支，消耗子彈528顆。戰斗中，共有2名武警戰士和1名刑警受傷。

此外，客車上的狀況更是觸目驚心：車上共有群眾17人，包括2名乘務人員和15名乘客，最終只有5人幸存，其中3人重傷，生命垂危。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在12名遇難者中，只有5人是被趙曉東打死的，其余7人死在武警的槍口下。

這起事件乍看是趙曉東這個“個體”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則反映了不少問題：人情社會太過強調人際關系，導致一旦有人不合群便遭受排擠；手握權力的人在處理問題時不夠公平公正，致使人才被埋沒，甚至被逼上歧途。

更有甚者，公職人員干脆把職權當成炫耀身份地位的工具，公報私仇，一朝得勢便踩在他人頭上炫耀。

雖然相比于往昔，當今社會已有了長足發展和進步，但上述種種問題，直至今日或多或少依舊存在，貽害無窮。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還激發了另一件事：此后不久，特警部隊的成立便正式提上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