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康德的理解首先要給他的學說貼上標簽：半客觀半主觀的唯心論。它一方面認定義出天心-自在之物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張義出自心-人為自然和道德立法。他的學說充滿了重大矛盾，既然有自在之物，我們人類就不可能為自然界（物理世界）和道德立法。人只能通過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上帝對自然和道德的先驗立法，做的最好就是人的主觀精神與上帝的客觀精神合一，即主觀思想和客觀思想一致同一，即神人合一或天人合一。什么是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是不依賴任何自身以外的條件（無外在條件）而存在的事物，是自己以自己為唯一存在條件的存在，即永恒，絕對和無限-者。這里我是運用墨子的必然性原理推導出永恒、絕對、無限之自在之物或物自體乃是無外在條件的存在，即無外在條件的，以自身為唯一存在條件的絕對必然性。按照數理邏輯來看（維特根斯坦）就是重言式：A，則A。按照形式邏輯，就是同一律的先驗運用：A=A。這個自在之物就是老子的道，就是墨子的天志和道（尊道利民），就是傳統華夏哲學的天命；也是柏拉圖的先天（先驗）理念，亞里士多德的原始本體-實體，費希特的絕對自我，謝林的絕對同一性，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說者。除了上帝，還有誰是自在之物呢？自在之物是可以脫離具體的物理事物存在的先驗存在，它通過上帝賦性又成為具體事物或現實事物的“物自體”。（對于哲學概念，我們要找到其漢語起源：天是包羅萬象的時空，先天就是先于現象；一切現象又是經驗，所以先天又是先驗，即先于經驗。超驗就是超出經驗或超越經驗即超越時空限度，先驗是純粹客觀性，超驗可能包含了純粹主觀性。康德的先驗概念不是純粹客觀性，而是相當于我們所說的超驗）然而，康德卻認為自在之物或物自體是不可知的，在理性看來，它們就是事物的種類同一性（無限抽象同一性），僅僅作為事物的統一原理而存在，并不知道它們具體是什么，無法描述，任何語言的描述都是著相，都是不夠徹底的和全適的。這就是理性的認知限度。知性借助理性的種類同一性將事物從本質上歸類。知性是反思感性，它的任務是有限抽象，形成普遍的直觀概念即范疇直觀，從而形成經驗規律，依據經驗規律的推理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存在概率大小；理性的任務是無限抽象，形成最為普遍的思想概念或思悟概念，即自在之物或物自體，從而形成本質規律，即同一原理或自然法則或自然規律（這里自然不是指物理世界的自然界，而是老子的自然，即自己如此這樣），依據本質規律的推理是必然的。

另一個重要矛盾就在于：既然自在之物或物自體不可知，理性對它們具體是什么也無能為力，那么，人憑什么為自然和道德立法？對于思想概念，我們只有通過悟或思悟方能理解，所以思想概念又是思悟概念，它是抽除一切形象的無形有，是模糊的理解。我們人類借助什么東西來清晰明白地理解和表達作為思悟概念的自在之物或物自體呢？借助直觀概念——既可以是具體觀念，也可以是抽象觀念——來理解或領悟和表達。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具體事例諸如舉例法，也可以通過一般性的經驗規律或范疇直觀即抽象的直觀概念（抽象觀念）來領悟和表達。在墨子看來，思想概念就是論物之知，即“不可以形貌命者”或“不可以量數命者”，即無量概念；直觀概念就是貌物之知，“以形貌命者”或“以量數命者”，即有量概念。前者必須依靠后者方能領悟和表達。注意，那些輕視中國哲學的不學無術之徒，墨子在哲學史上第一次將知識區分為論物之知和貌物之知兩類；第一次將事物差異高度抽象地歸類為：種類是非之異和量數然不然之異。康德并非沒有看到這一點，在《純粹理性批判》里，他曾說過，思想概念必須借助直觀概念才能理解。這是西方先驗認識論的萌芽。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認知先驗存在的自在之物或物自體？還是要依賴經驗或現象。于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出現了，——不是后來被海德格爾的曲解了的現象學的現象主義，海德格爾根本就沒讀懂胡塞爾的現象學——這是西方系統性的先驗認識論，即借助純粹現象來揭示和表達事物的本質，所以要回歸實事本身。既要把那些干擾本質呈現的冗雜現象剔除，剩留純粹現象；又要借助事物本真本有的原生的直接現象（回歸實事本身，但是這并非全部能做到，有些思想概念必須借助非本真非本有的間接現象才能得以理解，例如時間概念必須借助各種直觀的運動形式諸如圓周運動或漏沙漏水運動，才能理解）。現象學是本質主義的，目的在于建立科學的哲學。即，我們如何借助現實世界中的純粹現象去理解或領悟和表達彼岸世界的真理，科學原理，即那個上帝。對西方先驗認識論做出重大貢獻的兩位人物是黑格爾和胡塞爾，他們都認識到科學哲學的重要性和意義。他們分別在《精神現象學 序言 論科學的認識》和《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論文中都強調了哲學作為科學，哲學科學化的重要性和意義。科學哲學，哲學科學化，乃是我們通達真理和表象真理的唯一路徑。他們分別側重于先驗認識論的兩個認識環節：黑格爾側重于對經驗的無限抽象，認識到思悟的絕對精神或真理；胡塞爾側重于本質直觀，即借助直觀的觀念或現象來表達和再領悟事物的本質或真理。

康德-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此四人有學說上的師承關系，從半主觀唯心論退化到主觀唯心論，直至現象主義，構成德國儒學的主體，它跟中國儒學的進展路徑正好相反，由孔孟的現象主義，經由宋明儒學的唯物論與主觀唯心論的混雜物，到新儒家的類主觀唯心論（不夠徹底，不成體系的雜物），即所謂的心性儒學。康德的人為自然和道德立法，其實是取消了義出天心，取消了上帝，取消了上帝創世，取消了上帝的造物主功能。但在道德上又不得不把上帝請回來，畢竟人的道德實踐理性有限，既是認識能力有限，也是生命實踐有限，無法解決道德意志的有差別選擇問題，和道德實踐的完滿性問題，更重要的是無法解決道德實踐的德福相配問題。即一個人如何能憑借其道德實踐獲得與之一致的福報，最完滿的道德實踐獲得最完滿的福報，從而達到德福一致的至善。康德不得不以公設的方式——公設上帝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和意志自由——把上帝請了回來，希望借助上帝絕對理智的精密無隙的計算力來計算出每個人德福一致的福報，而予以賞罰。康德把上帝弄殘了，把上帝的神圣意志斬去頭腰，留下尾部，即取消上帝意志的創造和維持功能，僅僅留下賞罰功能。這是一個殘廢不全的上帝。為叔本華徹底殺死上帝做好了準備，然后由尼采宣布上帝死亡，海德格爾立碑：這里埋葬的是上帝。從孔子、王陽明和康德開始，各種各樣的人間上帝被去玩出來，不斷上演著各種各樣索命游戲。我怎么知道牟宗三根本就沒讀懂康德哲學乃至德國哲學？我從他的“良知坎陷論”知之。科學和民主不是什么“坎陷”坎陷出來的，科學乃是依靠科學自身產生出來的，即依靠科學精神、科學的思維和方法論發現出來的！發現什么？發現事物的本質原理即真理。這么愚蠢的家伙，你認為他的文章還值得一讀嗎？人生苦短，要讀的書太多了，根本輪不上他們那種膚淺的東西。

康德取消了作為造物主的上帝，他就沒法為自由找到根據。于是，他就假設自由與道德互為根據，陷入了循環論證的囧境和窘境。意志自由使道德成為可能，而道德選擇體現為人的意志自由。這一點跟老子、墨子和黑格爾是不同的，老子從道那里獲得齊物齊人的靈感，從而認定人的平等性，道只有消彌差異才能呈現出來，故而老子主張“銼銳解芬，和光同塵”。我們人所看到的世界萬物是具有突出特性（特殊偶性）的東西，是物之光所呈現的現象差異。我們只有抽除一切物象，消除差異或彌平差異，才能見到事物的抽象同一性。同理，墨子和黑格爾則依靠抽象同一性，認定人皆天臣，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推導出人格平等，自然法權平等，人定法權應然平等，從而從權利平等推導出自由。因為權利平等，每個人的合法權利不被侵犯，從而具有在與他者的關系中顯示出現實的自由，使自由成為我們人的真實歷史。墨子和黑格爾的自由并非康德那種行動過程中的意志自由，即自主選擇或自我決定的自由，而是反思性的目的自由。反思自由是我們追求的目的，它決定了意志自由應當做怎樣的選擇。所以，墨子以非攻（不侵犯原則）來定義自由，黑格爾則以“在與他者的關系中保持住自身”來定義自由。其實，我們人根本就沒有意志自由，我們所謂的自由選擇其實是必然性的命運，因為上帝預定（西方基督教）或預知（華夏天教）一切。所謂意志自由乃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并不能完全認識和把握我們做出當下選擇的全部原因（條件），從而在認知上和現實的實事上產生所謂的意志自由（在這里不使用“自由意志”概念，把自由意志概念用作善的意志，以與導致不自由的非自由意志即惡的意志對立，從而意志自由就有了選擇性和斗爭性）。

至于歐洲哲人諸如萊布尼茨、沃爾夫、魁奈、伏爾泰等對儒家文化好評，乃是歷史的重大誤會，以至于儒家文化啟蒙了歐洲啟蒙運動更是無稽之談。儒家連自己都啟蒙不了，居然還有能力啟蒙啟蒙運動，儒家文化本身就是蒙昧主義，需要被去昧的對象。儒家文化是中國積弱積貧，以至于差點亡國滅種的根本原因。歷史實事是大白于天下的明證，難道我們看不到嗎？儒家文化有平等，自由、兼愛（博愛）、民主、人權、科學、理性、自然法，這些啟蒙運動的主流理念嗎？沒有！既然沒有，憑什么去啟蒙啟蒙運動？即便是被誤認為儒家文化的誤會最多的自然法和理性概念也跟儒家沒有絲毫關系，不過是西方人剛接觸中國文化，錯誤地把老子和墨子文化與天教上帝信仰一起當做了儒家文化，例如魁奈。他們對儒家文化一開始有好感有多方面原因：（甲）人的心理是這樣的，在自己處于對自身舊有文化激烈批判的狀態中，看到新鮮事物總抱有一種好奇心和好感，特別看重自己文化所沒有的東西，例如沒有神教上帝信仰、統一龐大的帝國，等等，寧愿把最美好的想象都賦加給它。（乙）受到上述心理作用影響，以及初來乍到，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還沒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傳教士向歐洲傳回的信息掛一漏萬，而且可能針對西方批判思潮的對象而帶有選擇性的取舍，強調與批判對象迥異的一些在他們看來是優點的東西。（丙）傳教士和接受傳教士信息的西方哲人已經看清了中華帝國的各種弊端，為了批判需要，他們將錯就錯，假裝中華帝國和儒家文化的仍然具有各種優點，以之為參照對象來批判假借上帝名義，由教會和教士主導的基督教腐敗文化。

西方文化發展到康德和后康德時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已經完成，工業革命、法制和法律改革、啟蒙運動都正在進行或接近尾聲，西方無需想象中的中華帝國和儒家文化的優點，來作為批判基督教教會和教士腐敗文化的資源，而且西方對中華帝國和儒家文化也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知道它們獨裁和獨斷論有機結合的專制本質，或許還有大清王朝的皇帝和官員的傲慢無知，西方對中國政制和儒家文化的印象來了個180°的轉變，從盛贊到尖銳深刻的批判。特別是儒家的現象思維、現實世界的一元世界觀、非理性主義，以及常識道德和動物倫理，與西方基督教意識形態和主流哲學文化的抽象思維方式，此岸與彼岸共存的二元世界觀、理性主義，以及德性倫理相左。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初西方哲人一開始就讀了《禮記》，知道儒家倫理道德是怎么回事：仁義禮智信乃是以親親尊尊為原則，受血緣限度限制的宗法倫理和道德，溫良恭儉讓實在不過是禮制教化兼強制的虛偽表現，恐怕就不會那么推崇儒家的文化和道德倫理了。如果西方哲人一開始就看到和看懂老子和墨子對儒家的深刻批判，恐怕也不會一開始抱著好奇心和好感，認同和想象中華帝國和儒家文化的所謂的優點了。

《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個天地，你理解天神地祇或物理天地都可以）。《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顯然，老子反對儒家等級禮制，就內含其反面，看重人的平等性。有齊人齊物之心，故而“銼銳解芬，和光同塵”。其意義就在于消解萬物差異，反對儒家建立在人為等級秩序上的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仁義道德。把人劃分三六九等是缺乏忠信，社會混亂的罪魁禍首，畢竟，人人平等是人的內在本性實然，而不應該從人的不同的外在表現去判定人格高下。老子痛恨儒家這種把人階級化（階層固化）的奸詐詭計和道德藝術，所以極力抵制這種“儒式智慧”愚民，而復“愚”之。老子所謂“愚”民乃是樸民，使民去“智”歸樸，復歸于嬰孩之純真。對老子思想要結合原本（非儒家修改后的版本），作為儒家的對立面去分析思考。例如《老子》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就是批評孔子巧言令色，博學于禮，欲望貪多。老子曾教導孔子謙虛內斂，不可淫志過重，沒想到孔子違背老子諄諄教誨，反其意而行之，故而奮筆疾書，以揭示和批判的孔子逆道言行。

《老子》77章：“天之道，損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余。”《老子》81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爭。”《老子》9章：“功述身芮，天之道。”老子反對儒家儒家那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自利學說，道德利己主義和道德利權主義，以道德的名義行利己利權之實，利權歸根結底也是利己，因為儒家無產文人必須依賴權力，孝忠權利及其當權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利己，滿足其永遠無法徹底滿足的感性審美欲望。一個貪得無厭的人，欲望永遠也無法徹底滿足，一個欲望滿足了，新的欲望又興起了。老子主張人道，由“損不足而奉有余”歪門邪道回歸“為而弗爭”的正道和質樸狀態。天道利生，功成而身隱以催生新的生命。芮，草初生未萌欲萌狀態，內含某種生命動力。儒家否定兼愛和愛人若己，任由人的從動物繼承而來的動物性任意愛己，愛己大于愛人，愛熟人大于愛陌生人，往往導致對他人權利的侵犯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例如，父親攘羊，子為父隱；竊負而逃、封象有庳，不以為侵權，反而以為是“直躬”和“孝悌”美德。其實，其學說是借宗法等級禮制之親親尊尊原則，以道德名義取消了道德。儒家學說把自己的限制在極窄范圍內，除了倫理修養和家國政治，一切日常生活和人際事務之外的東西，似乎沒有什么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就連名實之辯也不越出倫理道德之形名范疇之外。所謂的倫理修養也就是克己復禮，孝忠順從，忠恕成道，推己及人，仁愛推恩，親親尊尊。所以這個學說的目的不是愛真理，不關心論物之知，不追求當而不可易者，而是為了宗教，即宗法等級教化，以維持一種權利不平等的等級秩序和人際關系。

非攻作為反思自由，乃是消極兼愛，如果人類都能把非攻做好，也就是兼愛的普遍實現了。如果我們要取消理性反思自由的道德應然或應然道德，承認人性（道德）軟弱和偏私是“道德”實然或“實然”道德，那么我們就認定人性偏私行為是正當的，人人為了維護自己偏私的利益，就需要建立自己獲得和維持這些由偏私行為得來的利益，暴力弱的就得承認暴力強的所作所為是合法的，合理的，正當的，自己只能忍受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和剝奪，除此之外，每個人別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培植和增強自己的暴力勢力，以便自己強于別人，讓別人屈服于自己，來滿足自己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為自己獲得最大利益。這是讓人回歸人獸叢林世界，遵從弱肉強食的動物法則。中國歷史的王朝循環更替，其實就是叢林世界的動物法則在人獸世界的反復演繹。重演的歷史沒有帶來任何的思想進步和道德提升，從精神上看，確實是一個靜止的帝國和文化。

中國文化從天教上帝唯一至上神信仰自被孔孟之道以宗法神圣性取代以后，越來越退化，自覺的有神論變成不自覺的模糊的有神論，有神論變成無神論。從哲學上看，就是客觀唯心（天心）論向主觀主義和主觀唯心（人心）論的嚴重退化。一個危害是，沒有外在統一的超驗的至上神信仰，就沒有信仰凝聚力和擴張力，人心渙散，各自設神，力量分散。另一個危害是，沒有超驗信仰支撐的超驗思維，就沒有對基因于質類（本質類別）或抽象同一性的統一原理的探索，包括上帝存在本身，因而就沒有科學和平等，繼而就沒有自由和民主，等等。而且，還失去了一個外在獨一絕對理智的客觀標準，這個標準一方面體現為人類復數理智的公義，另一方面要經得起經驗實證和邏輯實證。反之，主觀主義危害也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現象思維的相對主義和感覺主義，以個人經驗為客觀實事，信念和標準，或者干脆否定有統一的或永恒不變的標準，難以認同復數理智的公義和真理存在。另一個是主觀唯心論的義出自心，各自為神，妄自尊大，恣意妄為。四種危害疊加，華夏文明終于從史前文化多元融合奠基所形成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種族文化帝國，相比之下，變成一個種族文化小國，蜷縮于亞歐大陸東南一隅。黃種人除了沒有受儒家文化毒害的蒙古人，有一波非文化和種族殖民性質的短暫的武力政府和擴張外，就沒干什么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事了。蜷縮于亞歐大陸一隅等待滅亡，既是文化上的，也是種族上的。這就是儒家文化干的事。仰仗權力滅絕華夏優秀文化和天教上帝信仰，然后騰出生存空間讓外來文化和種族殖入，進而把整個華夏民族和優秀文化徹底滅絕，從地球上和宇宙中永遠消失。這就是儒家文化的逆向殖民主義或自我殖民主義，即用自己的文化導引外來文化和種族的對自己本土的殖民，從而滅絕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亡華必儒！

中國人若不讀懂老子和墨子，休想讀懂西方哲學。畢竟哲學屬于科學，需要依賴科學思維或哲學思維，沒有哲學思維，依然讀不懂老子和墨子，徒識幾個字而已。我們不掌握哲學基礎知識和一般的邏輯，怎么理解某人或某個學派的哲學學說？倘若抱著孔儒以來的現象思維，一元世界觀和非理性主義的散亂碎片，根本就讀不懂西方哲學，尤其是古希臘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對印度教和佛教哲學的理解也就是一些皮毛和名詞概念附會。例如，“或也者，不盡。”這明顯是指“或然性”概念，不盡，不完全，不是百分之百地實現，機率，機會，概率，幾率。反之：盡，完全，必然性，百分之百地實現。你們知道馮友蘭是怎么通假且擰巴解釋的嗎？“域也者，不盡。”域是指有限的空間。或然性、必然性，乃是純粹邏輯概念，出現在墨子邏輯學著作《小取》《墨經》，做出這樣的錯誤解釋，也確實讓人笑掉大牙。我問你，你連或然性和必然性都不理解，怎么理解愛因斯坦所說的“上帝不擲骰子”這句話？怎么看待二十世紀上半葉關于量子力學的爭論。當其時，馮友蘭正在美國留學，連這種最前沿的科學爭論都一無所知，還奢談什么哲學？

看看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再看看儒學所討論的問題，一天到晚，親親尊尊，孝悌事君，無君無父，是多么淺薄可笑！這完全是兩個自幼成長于單親家庭的心理扭曲者的心理作祟，一股缺父情結和沒有保護的不安全感。順從權力以求來自君父的權力保護，是他們不辭辛勞的終生追求。儒家所謂的道德乃是純粹形式道德或經驗道德，乃是沒有道德原理和自由靈魂的禮制化的強制行為規范。其實就是強調順而無違的奴隸道德。儒家學說無非是要人按照禮制規范做好自己的不同角色，即遵從既定的倫理規范從事倫理實踐。它本身并不專注倫理和道德原理，沒有多少理論含量，也不需要理論上的邏輯演繹和邏輯自洽，所以整個學說沒有統一的知識體系，也不需要邏輯，到處充斥著獨斷論。簡言之，照著做，別多想！這跟哲學是背道而馳的。哲學觀察所然，探討所以然；儒學人為設定“應然”，并使之成為實然。《大學》所謂至善就是在具體角色上做到完全符合禮制規范。它（至善）本身并沒有道德本質或本性上的普遍要求，即沒有德性標準。這跟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必然為道德設定原理、法則、命令、律令迥然相異。前者是注重形式和行為規范的德行倫理，這是人格和權利不平等的等級秩序的必然要求，它為不同等級的人群劃定不同的行為規范，使之從事不同的倫理實踐。因此，繁文縟節就成為德行倫理的基本特色。后者是德性倫理，千種人萬種行為只有一條原理，只要行為符合該原理，就是道德行為。儒家講修己安人，內圣外王：修己以成圣，安人以成王，修己成圣的目的是外王安人。這本是就儒家家國一體，同構同倫來說的。治國就是治家，治家就是治國。其目的是把家庭倫理的行為規范推行至全國，把熟人倫理推廣到全部陌生人。其實，從政治學角度來看，治國需要適宜所有人的普遍的社會倫理，不分熟人和陌生人，注重政制和法制清明，依法治國（法治），以德輔之。牟宗三不過是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為儒家的形式道德安裝一個外來的靈魂。不僅佛陀俘獲了孔孟的游魂，康德又一次俘獲了孔孟的游魂。

“無限自由認識心”，這又是一個夸張的主觀概念，一個自夸心理作祟下的想當然的肥嚴膘詞。這明顯是違反認識論的拼湊詞匯。無論如何，人心的認識能力總是有限的，總是受限于感官和經驗。無論人心怎樣分解，打碎，拼湊，組合觀念，我們的想象觀念都不可能脫離由我們感官獲得的印象即原始觀念。無論誰，只要沒有聞過茉莉花香，就永遠沒有這種香型的觀念。這是取消了外在的絕對理性的上帝獨一理智，把上帝內置于自心，以自己為上帝，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取消了上帝理性的客觀性，以為自己的人心就是“客觀的心”和“邏輯的我”了。無論如何，人心都是主觀的心，只有當它認識了天心（道心）和真理，才能使它達到主客觀一致同一的客觀化，客體化。所以人心被當做“客觀的心”乃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無條件的。取消了外在理智的客觀標準——上帝獨一理智和／或公眾復數理智的公義，——人心就沒有了客觀標準和信靠，就會信靠自己，以自心為標準、公義和真理，固執行動，帶來錯誤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