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選自《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作者 張法，原標題：《從四句哲學名言看西方哲學的特質》

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無所知

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說：“I only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無所知）。這是一個最具有西方哲學特質的名言。

蘇格拉底處在古希臘歷史中知識范式的變革時期。這時，不但神話敘事（宇宙由神創造、由神統治，世上的一切因神或由神的介入而產生）無法令人相信，就是自然哲學家的哲學敘事（宇宙產生于某一物質，這一物質的運動、變化、分合產生了萬事萬物）也無法令人相信。

當已有的知識變得可疑之時，人真的感覺自己“一無所知”！“一無所知”的困境讓“欲有所知”愿望變得強烈起來——

宇宙究竟是怎樣的？

一事一物的產生和發展究竟是由什么所決定的？

作為宇宙中萬物之一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質？

作為宇宙中萬物之一的人來到世上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些“問”在一無所知的困惑中產生出來，帶著這些“問”，蘇格拉底開辟了希臘哲學的新方向。

但蘇格拉底不是像自然哲學家那樣去回答上面的問題。從泰勒斯開始的希臘哲學，關于宇宙的本質是水、宇宙的本質是火等等的命題，充滿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沒有嚴格的邏輯，蘇格拉底要求用嚴格的理性邏輯去審查（to examine）自己的命題，進而去反思（to reflect）人生與宇宙。這一嚴格的理性，體現在后來柏拉圖的一個個對話錄中。幾乎每一場對話，蘇格拉底都以無知的狀態出場，向有知識的智者提問，但對于這些有知識的智者的信心滿滿的回答，他卻以嚴格的邏輯去追問，最后在嚴格邏輯的詰難和推導下，得出正確的結論。嚴格的邏輯性，成為蘇格拉底判定是真知還是假知、無知的標準。因此，蘇格拉底留給世界最有名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經過審查，不經反思，是無價值的一生（the unexamined ,the unreflected life ,was not worth living）。正是在蘇格拉底的路線上，產生了柏拉圖，提出追求現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idea/form），繼而產生了亞里士多德，創立了嚴格的形式邏輯。本質性的理式是標準，形式邏輯是方法，世界的一切都要經過嚴格的審視、理性的反思、邏輯的證明，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西方的知識體系正是在這一嚴格的邏輯中建立起來的。后來西方哲學史上開創新時代的哲學家，都是以蘇格拉底式的石破天驚之“問”和嚴格的邏輯去貫徹自己的“問”，而產生巨大時代影響的，如培根“知識就是力量”，如笛卡爾的懷疑一切，如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追問，如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追問，如弗洛伊德對意識的追問，如德里達對深層結構的追問……

回到蘇格拉底，由他而來的這一西方式的嚴格邏輯，最為重要的結果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產生了實驗科學。按韋伯的說法，西方文化之特質產生了其他文化都未能產生而只有西方才產生的東西：普遍性的科學（數學基礎、幾何、力學、化學），亞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和分類，理性和法律學說和嚴謹的法學構架，近代的科學實驗室，基督教型的系統神學，西方的交響樂和焦點透視的繪畫……把韋伯的一大堆舉例進行精簡，可按愛因斯坦則的說法：西方文化的特質，在于兩點，一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二是文藝復興產生的實驗科學。正如上面所說，這兩點都是在蘇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在這一意義上，西方的哲學史家認為，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的創立者。

正因為荒謬，所以我才相信

▲德爾圖良

德爾圖良（Tertullian，160～約225）說：“I believe it because it is absurd”（正因為荒謬，所以我才相信）。

這句拉丁語名言（Credo quia absurdum）因德爾圖良在論辯中的引用而聲譽大振并在哲學史的廣為流傳中打上德爾圖良的形象印記。德爾圖良確實把一種新的思想灌注進了這一名言之中。這句名言也曾為了意思更精確而譯為“I believe it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中譯仍可意譯為，正因為荒謬，所以我才相信）。

德爾圖良在希臘哲學、基督宗教、各地異教展開“三國演義”的激烈競爭中，深深體會到了希臘哲學和科學的特質：哲學和科學用理性和邏輯去組織經驗之時，立刻把世界分成了截然對立的兩個世界：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由于哲學排斥基督上帝和異教諸神，未知世界呈現為黑暗、渾沌、虛無，與人對立，給人帶來不安、恐怖、難知、荒謬……哲學和科學自認為完全可用曾經獲得已知的方式去征服一切未知。然而，德爾圖良慧眼一觀，悟出了這里內蘊的根本性困境。

用已知去征服未知，“征服”一詞，對未知的部分而言毫無問題：人們總是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對未知的整體來說卻極有問題。因為一旦出現了未知，無論已知的領域怎么擴大和深入，未知始終存在。而且未知還隨著已知的擴大而擴大（比如人發明種植技術而產生農業之時，環境失調的問題產生了出來；當人發明機器而產生大工業之時，環境污染的問題產生了出來），正如蕭伯納幽默地說的：科學如果不提出十個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一個問題。可以說，哲學和科學不但創造了“未知”，而且在減少“未知”的同時也增加著“未知”，“未知”是希臘的哲學和科學的產物。

在中國思想、印度思想以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里，在本質上都沒有未知。中國的圣人（從唐堯到孔子到老子）和印度的圣人（從釋迦到大雄到商羯羅）以及其他文化的先知，都是全知的。只有希臘哲學家不敢以全知自居，作為哲學家就意味著等待著今人或后人來駁斥自己和否定自己。世界上只有希臘哲學，用哲學代替神喻，從在本體論上承認未知這一基點上開始思考世界。“未知”一旦從希臘哲學這個潘多拉妖盒里放了出來，就再也無法收回去了！被希臘哲學啟蒙了的人類，注定要永遠面對“未知”！

自從有了希臘哲學之后，世界就由兩個部分所組成：已知和未知。而未知的存在意味著人無法去理解整體。正如休謨所說的，從太陽前天升起昨天升起今天升起不能必然推出它明天也會升起。正如現代哲學認識到了，發現了一只兩只三只乃至一萬零一只天鵝是白的，也推不出“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整體肯定的定義來。正因為未知的這一可怕性質，康德從哲學上給人類的知識劃了界線，人類只能（在征服未知的進步中）認識現象界，認識不了（與未知的本質相連的）物自體！

為什么會這樣呢？

在于由希臘而來的哲學和科學（本質地體現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文藝復興產生的實驗科學上）用理性和邏輯的方式，從已知出發（邏輯大前提和科學實驗室）去認知未知的時候，一方面確實認識了某些方面或局部的未知，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作為整體的未知；在征服未知的時候，一方面征服了某些局部或方面的未知，另一方面也阻礙了對整體的認識。而且，認識和征服的只是局部或某些面，而被阻礙的卻是整體。如果說，世界的本質在古希臘被歸結為Being（有、在、是），那么，海德格爾發現，只要用邏輯和科學去認識Being，得出來的，只能是Beings（在者、是者、某物），而非Being（有、在、是），或者說，只能是關于Being（有、在、是）的規定，而非Being（有、在、是）本身。而且阻礙希臘哲學和科學認識整體的不是別的什么，正是希臘哲學和科學本身！如庫恩所發現的：由希臘哲學和科學開始的對世界認識，只是在一套范式的指引下進行的，世界只是也只能在這一范式中呈現。而任何一套認知范式都是有局限的，當認識達到了一定階段，舊的范式就會被新的范式所代替。而且，范式的除舊布新和去舊圖新永遠也不會停止。這就是說，在希臘型的認識中，人類只能感受到和認識到認識范式的變化，只能由已經產生的范式所帶來的關于世界的好像是整體、實則是局域的、部分的、片面的、碎片型的知識，而不能獲得真正的關于世界整體的知識。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質而言之，未知既是未知，它可能與希臘型哲學事前的假設一樣，也可能不一樣，世界可能與希臘型哲學的假設方式相合，也可能不相合。正如沿著由希臘而來的哲學和科學的道上走下去，弗洛依德用理性的方式發現了非理性的無意識。無意識的性質與理性的意識正好是對立的，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到了弗洛依德這里變成了“我思故我不在”（一旦用意識去思，被意識所壓抑的無意識就呈現不出來）。然而，弗洛伊德對非理性無意識，仍然是帶著西方型的理性工具去進行探險的，因此，它得出的只是一個新的范式。然而這一范式，卻啟示出——未知既是未知，它可能與從已知對之進行假設的前提一樣，也可能完全不一樣，如果未知世界正好投合認識者的假設，即未知世界是一個與希臘型哲學和科學同質的世界，那么，對未知的認識就會進行下去，人類的發展無非是由已知到未知而己。然而，如果未知世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如希臘哲學和科所假設的那樣呢？

現代科學已經認識到：世界是渾沌的“無”，人類向世界怎樣提問，世界就怎樣回答。對于認識世界來說，希臘型哲學和科學的提問，得到的僅是世界的一種回答而已，世界還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回答。在德爾圖良時代，對世界就至少有三種提問方式：希臘哲學、基督宗教、各地異教。

在希臘哲學和科學看來，基督宗教和各地異教向世界提問而得出的關于世界的基本原理，從理性和邏輯上看都是不可能的、荒謬的。然而，德爾圖良看出：當希臘哲學和科學造就了一個本體論上的未知世界，并不可能解決由這一未知世界出現的問題，從而當相信哲學和科學就意味著面對虛無，進而面對恐怖和荒誕的時候，基督宗教正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只要相信了上帝創世，哲學和科學所造出的已知和未知都在上帝那里統一了起來。思想的奇妙之處在于：正因為基督宗教抬出了一些在希臘哲學和科學看來是不可能存在的乃至荒謬的假設（如上帝創世、處女生子、基督復活……），才把希臘哲學和科學在現象上的永恒性的未知變成了本體論上的已知。

有了上帝，希臘哲學和科學所面臨的問題立即迎刃而解。

基督宗教的基本原理在希臘哲學看來是不可能的、荒謬的，然而正因為其不可能和荒謬，卻為希臘哲學和科學解決了由希臘哲學和科學自身永遠也解決不了的問題。而這，正是德爾圖良名言的意義之所在：正因為從理性和邏輯上看是不可能的和荒謬的，它才解決了理性和邏輯所永遠不能解決的未知的本體論問題，相信基督上帝，正是為了解決希臘哲學的根本問題：在本體論上把已知和未知統一起來。

正是希臘哲學和基督宗教的聯合，打倒了各地的異教，而創造出來一個嶄新的西方。

德爾圖良以后的思想史表明，每當西方哲學面對可能使自己偉大的理論建構功虧一簣的最后關鍵時刻，都是用德爾圖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笛卡爾的從懷疑一切到引出上帝的存在，開創了西方近代哲學；牛頓從萬有引力引出第一推動，讓西方的近代科學攀上宏偉的高峰；康德從物自體引出上帝，把自己的哲學體系說圓滿了；愛因斯坦從相對論引出上帝不會擲骰子，而堅定著追求統一場的信心……

為著要超越荒謬，為著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德爾圖良走向了上帝。一旦相信了上帝，一切荒謬都變得可以理解了，一切不可能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為理性擋住了荒謬，理性和科學就可以勇往直前了。然而，在德爾圖良的的話里，也讓人們認識到西方型哲學的局限，認識到宗教是哲學的必要補充，同時還會在荒謬中感受到西方哲學內蘊著的人在宇宙中的悲涼。

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樣的

而是世界竟是這樣的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說：“It is not how things are in the world that is mystical ,but that it exists”（神秘的并非世界為何如此，而乃世界竟然如是）。這是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6.44中的話，原文為德文，本文的英文見D.F.PearsandB.F.McGuinness的英譯本。筆者對之進行了意譯，在基本意思上進行了文字上的添加，為更好理解原句精神。

不妨把維特根斯坦的這句話，作為西方哲學訣別舊思維和開啟新思維的象征。

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哲學突出了邏輯、因果、本質、必然，而壓制非邏輯、非因果、非本質、偶然，這些姑且將之稱為舊思維，而以卡爾納普、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等為代表的現代哲學和以德里達、福柯、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后現代哲學為新思維。

西方哲學的舊思維是用理性的方式去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面對現代世界是這樣之現實，一旦追問，世界為什么是這樣的？其思維就進入這樣一種程序：第一，從現有的結果去找原因，得出一個歷史演進的因果律；第二，在認定因果的過程中，排斥偶然而得出必然；第三，得出的必然進一步被提煉成為說明決定現在世界所以如此的本質。如此的因果—必然—本質的理論話語，形成了一種獨斷論：世界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只能如此，必然如此。

西方哲學的新思維卻認為，世界之所以如此，第一，其原因很多樣很復雜很絞纏，一旦找出一個或幾個原因一定會排斥和遮蔽其他原因，而西方邏輯（包括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黑格爾的邏輯）明顯地將此作了簡單化的處理。第二，這一簡單化的處理正是為了突出必然。在突出必然的同時卻永遠斬斷了其他原因與之的關聯。第三，只有斬斷才能讓必然以一種本質的方式出現，并只讓自己成為現實。

其實，世界的演進是在多種多樣的復雜互動而形成的合力里產生出來。這里“合力”并非是科學的、邏輯的、清晰的，而乃很多種看得見和不可見的統一，很多樣可分析和不可分析的統一，正因其成分之復雜和互動之錯綜，從而哪一種或哪幾種成分和趨勢會成為現實，是難以預測的，如果要用因與果的關聯來講，它是多因果的；如果要用必然和偶然的對子來講，它是偶然的；如果要用現象和本質來講，實乃沒有本質的現象。總之，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它已經如此了，而不是它必然會如此。

世界“何以如此”，引出的是因果—必然—本質型的話語，“世界竟然如是”，引出的則是命運感和緣分型的話語。“竟然如是”是對困果和必然的拒斥，對命運和緣分的強調。

不把“已然如是”作為由因果和本質引出的鐵律般的必然，當人回望過去時，會抱一種開放的態度，體味今天時，也有一種開放態度，眺望未來時，還是一種開放態度。在對現在的開放中，產生出了對已然如是的當今的珍重，現在并不是必然和一定地要來的而又來了，人會產生一種感恩之心，感恩之“恩”不是現實的利害榮辱，而是超越現實的對自己的獨特性的體悟。

竟然如是，使人對未來具有開放而慎重的態度，現在如是，不是必然的，未來怎樣，也不是必然的，不應該計較成果，而只須看重內心：第一，面對任何事，抱著“盡人事，聽天命”的態度去做；第二，做事時把自己的安心放在首位，把做事的結果和他人評價放在其次，正如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1910～1997）所說的：你如果行善事，會有人說你其實暗藏私心。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你今天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人遺忘。不管怎樣，還是要做善事。

你坦誠待人卻反受傷害。不管怎樣，還是要坦誠待人。胸襟寬厚的人，可能會被心胸狹窄的人擊倒。不管怎樣，還是要胸襟寬厚。人們的確需要幫助，但當你真的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們可能要攻擊你。不管怎樣，還是要幫助他人。

你如果成功，會得到假朋友和真敵人。不管怎樣，還是要成功。你耗費心力歷經歲月進行的建設可能毀于一旦，不管怎樣，還是要建設。把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世界之大，有之不多，無之不少，于你雖為最好，于世界實乃平常，不管怎樣，還是要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不知什么原因，我總會把德蘭修女的話與維特根斯坦的話關聯起來。在一次讀維特根斯坦的話的時候，我突然體悟出：世界業已如斯，來到世界上的我已然如此，應當珍重自我，珍重世界，不但在世俗的意義上，而且在哲學的意義上。

-04-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

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說：“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world is that it is comprehensible”（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愛因斯坦的這句話內蘊著一種西方型的基本態度。當非歐幾何摧毀了古希臘以來歐氏幾何的絕對真理性、量子力學推翻了近代以來牛頓力學的絕對真理性之后，西方文化關于世界的理解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歐氏幾何認為，由平行線外一點，只能引出一條直線，與已知直線平行，非歐幾何認為，由平行線外一上點，可以引出一條以上的直線，與已知直線平行。非歐幾何雖然與歐氏幾何完全相反，但并沒有否定其真理性，卻否定了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在現代物理學中，光究竟是波還是粒子，在于科學家設計什么樣實驗去驗證。用一種實驗程序去看，光呈現為波，用另一種實驗程序去看，光呈現為粒子。客觀世界是怎樣的，不僅在于它究竟是怎樣的，還在于人用什么方式去看。

理解世界方式的多樣性以及由理解方式的不同而來的世界的多樣性，也在人文中出現：精神分析中的意識與無意識，結構理論中的結構與解構，解釋學中的文本在不同視野中的呈現……進而，不同文化對世界理解的差異也得到重新的思考。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對宇宙的不同理解，不再是文明與野蠻，科學與愚昧，理性與非理性的差異，而乃不同理解范式的不同。

當人對世界有了一種理解（無論這理解是來自同一文化中的差異，如來自經驗、理性、靈感、天才、無意識，還是來自不同的文化的差異，如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印度哲學）之后，怎樣才能證明這種理解是正確的呢？在愛因斯坦那里，是必須用實驗（實驗后面是一整套西方型哲學、邏輯、程序）來檢驗，愛因斯坦說，只要實驗證明相對論是錯的，他就立即放棄。

鑒于上面講的理解的多樣性和同質的有效性，當一種理解被證明是正確的之后，怎樣才能知道它應用的范圍呢？自覺到所有的理解都有一個有效范圍，是當代西方的重大成就。界定一種理解的有效性邊界，是保證理解不出偏差的重要條件。一旦要從范圍去定義理解，那么，由之進一步要問的是——

第一，人能不能得到一種整體（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理解呢？現代宇宙學表明，我們所理解的只是我們這一個有（由大爆炸而起的）開端的宇宙，這個宇宙之外是什么，這宇宙開端之前是什么，都無法知道。在這宇宙中理解這個宇宙，所受到的局限是什么呢？

第二，每一個由實驗證明的理解都是有范圍的，因為實驗本身是有范圍的，那么，有沒有一個超越實驗之理解呢？

第三，各個范圍有限的理解，最終要由什么來理解呢？人對宇宙的理解，只是對宇宙的提問，人怎樣提問，宇宙就怎樣回答，宇宙對人的提問的回答并不等于宇宙本身。宇宙的內容遠遠大于因提問而回答的內容。

理解世界，從很早的時候起，在各種各樣的文化中就發生了，現在還在發生，將來仍會發生。然而，從整體上，人何以能夠理解，每一具體的理解何以是這樣的理解，卻并不是很好理解的。因此，1966年，海德格爾在一個希望自己去世后才發表的訪談里，說：“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

這時，就可以理解，愛因斯坦在追求統一場中，內心有一個上帝的信仰。也可以理解，力圖去把握科學和邏輯把握不了的Being（存在）的海德格爾，感受需要一個上帝的救渡。所謂的上帝，就是西方哲學和科學從邏輯上需要的那一個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宇宙的整體性。而這個作為絕對整體的上帝卻是西方的哲學和科學所無法證明的。這樣——在理解的同時，這一理解本身并沒有西方科學和邏輯所要求的充足的理由。正是在這一西方思維的困局中，愛因斯坦發出了他的名言：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這句話可以反過來：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乃是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親愛的讀者，您知道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是怎么解決這一問題的嗎？

-05-

從四句西方哲學名言的進一步思考

蘇格拉底的名言，道出了西方哲學的根本：只有經嚴格邏輯的審查和反思而來的知識，才具有確定性、明晰性、可證明性和可證偽性，才是“真知識”。德爾圖良的名言，透出了西方哲學由蘇格拉底而來的特質，必然把世界分為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從而必然讓西方哲學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看到荒謬和恐怖，進而產生對哲學進行補充的基督宗教與之同行。維特根斯坦的名言，突顯了西方哲學在確立了邏輯、因果、必然、本質的權威之后，其對立面——非邏輯，非因果，偶然、非本質——也會產生出來，并終會昭示自身的獨特位置。愛因斯坦的名言，顯示了西方哲學和科學在宇宙論上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必然要面臨的困境，而且無法解決這一困境。

當以上四句哲學名言把西方哲學的特質突顯出來之后，如何從世界不同文化的哲學，特別是從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的角度，來思考西方哲學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對于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哲學重建，顯得重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