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部時間12月29日，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佐治亞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對于卡特總統，我們中國人并不陌生。在他任上，中美實現建交，以色列和埃及達成和平協議。他也真的認可并奉行人權外交。中國人都叫他“老好人”卡特。

卡特是否真的是“老好人”？他對今日的世界局勢產生了哪些影響？如何評價他的一生？今天這個視頻，帶你了解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一生。

1924年10月1日，吉米·卡特出生在美國佐治亞州普蘭斯的一個農場主家庭。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從小就幫助家里干農活，5歲開始賣煮花生，賺取差價，因此被人稱為“花生吉米”。或許是從小這種“騾馬跪族”的生活，讓日后的卡特，成為了一位關心全球落后地區發展、致力于推動世界和平的“好人”總統。

1941年，卡特從普蘭斯中學畢業后，先后在佐治亞州西南大學和理工學院讀書，后來進入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學習，并在1946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畢業后，卡特加入海軍服役，并參與了核潛艇的制造工作。1953年，卡特的父親去世，他選擇退役回到家鄉，接管并經營農場、倉庫等業務。在海軍的服役經歷鍛煉了他的意志，也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返鄉后，卡特開始涉足政治活動。他先是兼任了佐治亞州薩姆特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后來成功當選佐治亞州參議員。1970年，他成為佐治亞州第76任州長，并以辦事富有實效、積極消除種族歧視而贏得聲譽。

1976年，卡特贏得美國民主黨提名，并在總統大選中，以微弱優勢擊敗在職總統福特，成為美國第39任總統。

在任期間，他面臨了諸多挑戰，包括推動巴拿馬運河控制權條約的通過、應對伊朗人質危機等。同時，他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促成美國與巴拿馬簽署歸還運河主權協議、推動埃及和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戴維營協議》、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等。

這些外交成就均可圈可點。1977年9月，卡特與時任巴拿馬領導人托里霍斯簽署了一項歷史性條約，規定美國從巴拿馬撤出全部駐軍，并將運河歸還巴拿馬。根據這一條約，美國同意逐步將運河的管理權移交給巴拿馬，并在1999年正式完成移交過程。

運河管理權的移交，展現了卡特對國際法和國際義務的重視，讓巴拿馬擁有了運河主權和管理權，可將大部分運河收入用于國內建設，促進了拉美地區的發展。

同時，為促成以色列和埃及這對中東世仇的停火和平，1978年9月17日，在卡特斡旋下，以色列和埃及在華盛頓簽署《戴維營協議》。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以色列將其占領的全部西奈半島土地歸還埃及；埃及同意將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巴勒斯坦問題放在一邊，不讓其影響埃以和平，并允許以色列使用蘇伊士運河和亞喀巴灣；雙方還就約旦河西岸行政管理的過渡性移交問題作出安排，目的是讓該地區最終實現自治。

《戴維營協議》的簽署，為埃及、以色列雙方在1979年3月正式簽訂和平條約、結束戰爭狀態打開了通道，加速了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同以色列進行談判的歷程，有力地推動了中東和平進程。

然而，該協議也引發了一些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反對，他們認為該協議是一種背叛，是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出賣。該協議也讓埃及從此失去了自納賽爾以來，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但總的來說，協議還是控制了中東地區的沖突烈度，讓埃及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和平狀態，得以全力發展國內經濟。

卡特最后值得一說的一大外交功績，是最終促成中美在1979年建交。這結束了兩國長達數十年的敵對狀態，不僅改變了兩國關系，也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后來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奠定了基礎。美國從此有了中國這個龐大市場，迎來了90年代的經濟騰飛，并最終以強大國力戰勝蘇聯，打贏冷戰。中國也有了和平的外部環境，順勢推動改革開放，實現發展跨越的奇跡。

在美國國內治理上，卡特在社會、行政、經濟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放松了聯邦政府對部分行業的管制，改革了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和能源部門，并確立了大范圍的自然保護區。他還首次任命了女性和少數族裔擔任政府要職，展現了他的包容和平等觀念。

值得一提的是，與如今這群作秀的美國政客不同，卡特是真的相信包容、多元和平等理念，因此，他任命的女性和少數族裔，都的確是量才使用。

但由于70年代后期美國仍處于經濟滯脹階段，因此，卡特的國內政策在某些方面飽受爭議。盡管如此，他的改革措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國民眾的生活質量。特別是與中國建交，將10億中國人納入全球市場，讓美國企業獲得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龐大消費市場，幫助美國最終走出了滯脹危機。

卸任總統后，卡特與妻子羅莎琳成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世界和平、人權和公共健康事業。他們還積極參與仁人家園等公益活動，為世界各地的困難群體提供幫助。2002年，卡特因其在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方面所作的努力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卡特的一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他從佐治亞州的農場走到白宮，再走到全球人道主義舞臺的中心。他以堅定的信念、卓越的領導才能和人文主義精神，為美國和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是美國冷戰后期杰出政治家之一。隨著他的離去，以及與他同時代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萬斯等美國杰出政治家的遠去，美國這座“人類燈塔”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逐漸黯淡。今日美國，舞臺上只有為了個人和小團體利益而丑態百出的政客。美國已不再具有領導世界變的更好的能力。可以說，卡特的離開，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是理想主義美國的結束。美國正終結履行她理應承擔的全球治理能力。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接力棒，到了該交接的時候了。或許，這就是我們回顧卡特一生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