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巴音布魯克草原風云開合的壯美風光

1 漢朝的天下觀與天下戰略

中國古代沒有“國家”、“民族”這些概念，這些概念是近代以后，大約在1900年以后從西方經日本傳過來的。中國古代對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看法是“天下”，這種概念起源很早，在商周時就已經出現了。什么是天下？就是天底下的一切，包括地方、人與萬物，這是一種起源于感性直觀的概念，認為既然人居住于天下，那么天下便是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人們的往來與沖突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與“天下”相伴隨的一個概念——天下是誰的？唐代駱賓王的名言：“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反映出的就是這種觀念。天下是誰的？按正在掌權的人的觀念，天下是“王”家的，即是天子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那些準備奪權的人則說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王”是誰都可以當的。兩種說法都有道理，都在不同時代對不同的人群發生了作用。

不過，中國人之所謂“誰家之天下”的觀念絕不是西方人所謂“所有權”的觀念，“誰家之天下”的意思不是歸“誰家”所有，而是聽“誰家”的話，乃是“統治權”的概念，即天下之人誰服從誰的權威。

和起源于西方近代社會的“國家”、“民族”概念相比，中國的“天下”概念中，沒有“主權”、“邊界”、“領土”這些現代國際法才有的概念，也沒有“種族”、“血統”之類的狹隘心態。在“天下”的觀念體系中，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神圣不可變更的“主權”、“邊界”、“領土”、“民族國家”等等概念，只要是天下的地方，便應該去看一看、管一管，要是別的“國家”或“部落”的人群打過來，抄掠邊界，甚至直入腹心地帶也不足為奇，那就打唄，反正天下一家，大家就得爭個天下的控制權，看看“天下”究竟是誰家之天下。這是一種質樸剛健、昂揚向上的世界觀，更接近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倫，那時沒有“國際法”，只有“自然法”。

要理解漢代，首先要理解漢代人的思維狀態,不能用現代概念去臧否斧斫既往的歷史,而是要理解那種強者爭雄、競逐天下的時代風氣。

漢代是一個以“漢”為徽號的龐雜群體強力崛起、奔向四方、橫行天下的時代，那是我們最偉大的先祖，他們沒有任何條條框框的限制，向著遙遠的天際線一路奔去，該打就打，該和就和。他們沒有狹隘的種族偏見，以海納百川的氣勢包容吸納一切敵人、朋友，盡管這個朝代如一切朝代一樣，不可避免地過去了，但是，給我們留下了空前遼闊的疆土和血統更加混雜豐富、更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龐大族群。

從疆域的角度看，漢代的疆域比秦的疆域擴大了約1倍，超過了600萬平方公里（不包括匈奴臣服后的領土）。從人口的角度看，不僅人口總量達到了近6000萬，而且其構成成分遠比前代復雜，匈奴、百越、西域諸國等各民族人員逐漸融入漢民族這個大家庭，而漢朝所控制的天下，之所以達到這種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貫徹于整個兩漢時期的天下戰略，就是如何擴大天下的范圍，建立天下文明的思想和方法。

秦時期全圖：本圖出自譚騏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秦代的疆域大抵包括長城以南，黃海以北，隴西以東，東海以西的區域，大約有350多萬平方公里。

西漢時期全圖：本圖出自譚騏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強盛期的疆域北到陰山、河套北，南到今越南中部，西到帕米爾高原，東到朝鮮半島中部，面積約700萬平方公里（加上匈奴臣服后的領土，應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 。西漢末年，許多周邊地區脫離了漢的控制。到東漢中期，經過幾代帝王的努力，又恢復了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并取得了哀牢地區（今緬甸東北部）。

2 漢初周邊的形勢

千古一帝秦始皇，將中原的“天下”拓展到長城及南海之內的廣大區域，為了鞏固這一戰略成果，還從制度上進行了創新，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廢封建行郡縣等等。

經過秦末的戰亂，到漢建國時，所控制的只有黃河流域和長江以北的地區，即便是在這些地區，也是郡國并行，并未完成內部的徹底統一，形成穩固的統治，而周邊地區，即當時人所說的“四夷”，則脫離了中原政權的控制，重新回到了各自為政的狀態。在北方蒙古高原上，一支游牧部落迅速崛起，以風卷殘云之勢席卷了蒙古高原，并建立了一個被漢人稱為“匈奴”的政治共同體。

在東北，今內蒙古東部與黑、吉、遼三省交界地帶出現了烏桓與鮮卑（東胡被冒頓單于擊敗后，余眾退保烏桓山與鮮卑山，史書中將其分別稱為烏桓和鮮卑）。

今朝鮮半島，則主要有夫余、高句麗、朝鮮、沃沮、穢、穢貉等族建立的政權。特別要指出的是朝鮮，漢初與漢軍接觸的朝鮮是由燕人衛滿建立的。秦末漢初，數萬燕人、齊人、趙人為了躲避中原的戰火，逃至朝鮮，衛滿將這些人組織起來，乘朝鮮國內大亂，取得了朝鮮政權，建都王險城（今平壤）。

南方的土著居民則被稱為“百越”（生活在今浙江、江西、福建、臺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部分地區，以及越南北部），越的支系繁多，當時比較大的政權有閩越、東甌、南越。

西南地區（主要是今四川西南部、云南、貴州、廣西西部一帶）的諸部落被稱為西南夷，其中比較大的政權有夜郎、滇、邛、笮等。

西部的部落被稱為羌（散居于今甘肅、青海、四川西部、西藏、新疆昆侖山區），羌支系繁多，僅與漢聯系密切的就有研、白馬、參狼、先零、燒當、牢姐、發羌等二三十種，據記載，到東漢時多達一百五十余種。

更西的地區則被稱為西域。漢代的西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西域指西域都護府的轄地，即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東，昆侖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的廣大區域；廣義的西域還包括蔥嶺以西的部分國家，如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國家，不過漢對西域的了解是從武帝時開始的，之前漢人并不知道西域的存在。

3 漢初的對外政策

從漢高祖到漢景帝，由于內部不穩，漢的主要戰略是穩定內部，對“四夷”采取守勢。

由于匈奴的強勢崛起，漢的北疆是最不平靜的，這種不平靜以匈奴的經常性主動進攻為特點，漢則被迫進行防守反擊。漢的第一次反擊是在公元前200年，前一年漢高祖將韓王信的封地遷至太原郡，以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為都，后又遷至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區），一步步接近漢匈邊界。但這一防御性的部署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很快，冒頓單于進攻馬邑，韓王信投降匈奴。接下來，西漢初期，漢對匈奴的最大反擊戰開始了。公元前200年冬（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其實與匈奴進攻馬邑僅隔兩三個月），漢高祖親率32萬大軍征討匈奴，結果漢軍大敗，漢高祖也被圍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第二次反擊是在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攻入上郡（今陜西榆林市）燒殺搶掠，漢文帝派丞相灌嬰領兵反擊，后因濟北王劉興居叛亂而罷。第三次反擊發生在公元前166年，這年，匈奴單于親率大軍攻入漢內地，其前鋒哨探甚至到了距長安不足一百公里的淳化，嚴重威脅到了漢首都的安全，漢文帝急調大軍拱衛京師，直至一個多月后，匈奴大軍才撤出漢境。

不過這些并不是漢匈關系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和親”。“和親”主要內容包括：

1、漢以公主（實際上送去的不一定是皇帝的親生女兒，多是宗室女）嫁與匈奴單于為閼氏（單于的妻妾都稱作閼氏）；

2、漢每年送給匈奴絮、繒、酒、米、食物等大量物資；

3、漢與匈奴約為兄弟之國，以長城為界，北邊的“引弓之民”歸匈奴管理，南邊的“冠帶之室”歸漢政府管；

4、開放“關市”，允許匈奴在邊境與漢人進行貿易。

雖然在漢的官方言論中，對“和親”的重大意義做出了諸如腐化匈奴之類的解釋，并表示最終能夠達到“兵可無戰以漸臣也”的目的，但從內容不難看出來，其本質就是花錢買和平。對漢來說，這是屈辱的，是無力征討匈奴時的權宜之計，待時機成熟后必然會改變。

對“百越”，漢主要采取的是“羈縻”政策，說通俗點就是收買、安撫政策。在實際應用中，最直接的辦法是冊封。公元前202年，漢高祖以閩越曾經出兵討伐秦為由，封閩越首領無諸為閩越王（主要領地在今福建）；十年后，漢惠帝在賞賜高祖功臣時又將另一個越族的首領搖封為東海王，由于其建都東甌，史書上又稱其為東甌。對于自立為王的南越王趙佗也于公元前196年進行了冊封（南越國的創建者趙佗祖籍河北真定，是秦始皇從中原遷往南越的50萬人中的一員，并擔任了南海郡龍川縣令，秦末乘天下大亂，占據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雖然百越內部相互攻伐不斷，達到了“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互攻擊者不可勝數”的程度，但漢與“百越”基本上保持了友好往來，唯一的反復是在呂后時期（這也是漢初對“四夷”的唯一一次主動行動）。公元前184年，呂后下令禁止向南越出售鐵器，趙佗自然不滿，第二年就又自稱南越武帝，呂后馬上做出制裁——不承認南越，趙佗以長沙王向呂后進讒言導致雙方關系失和為由，攻打長沙邊地，于是公元前181年，呂后派大軍攻打南越，但由于北方士卒不適應南方的氣候，大多病倒，軍事行動沒辦法展開，一年多后呂后病故，漢軍便撤退回來。在漢軍飽受南方暑熱折磨的時候，趙佗領兵滅了安陽王，兼并了西甌和駱越，將其統治范圍擴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巴江一帶。不過，漢與南越的沖突并沒有持續太久，漢文帝繼位后，雙方又重修舊好。

對朝鮮半島，則保持其現狀。到漢惠帝、呂太后時，遼東太守與衛滿約定保持現有疆界，不得侵擾漢邊郡，若其他民族愿意朝見，衛滿不得阻攔。此后雙方一直和平相處。衛滿在這段時間征服了朝鮮半島上的其他民族。

4 漢武帝的匈奴戰略

漢武帝即位時，經高祖對異姓王的清洗，文景二帝對同姓王的削弱，漢內部已經基本穩定，因此漢武帝才能夠專心地對外擴張，而這種擴張的政策一直延續到了西漢末年。

即位一年多后，漢武帝就派張騫出使西域，從此開始了對外擴張的準備工作。

當時，漢最大的外部威脅是匈奴。在經過幾十年的消極防御后，漢武帝改變了戰略，開始主動進攻。漢武帝深知匈奴的強大，于是在處理匈奴問題上，不但盡可能多地調動各方力量，比如派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將烏桓內遷（公元前119年），讓其幫助偵查匈奴動靜，將北方的胡人吸收進漢軍，增強漢軍的戰斗力，還采取各種措施，停止對其它方向如南越等的經營，全力攻打匈奴，優待匈奴投降者，以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前來歸附等等。當然，使用最多的手段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武力攻伐。在攻伐中，漢武帝主要采取的是步步推進的策略，先通過與匈奴右賢王部（統領今內蒙古西部、河套地區以西）的戰斗，奪回“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再向外推進，其中比較重要的戰斗有：公元前133年，漢武帝派王恢設“馬邑之謀”，拉開了征伐匈奴的大幕。四年后，漢軍第一次主動出擊匈奴，衛青直取位于匈奴腹地的宗教圣地龍城。隔年，衛青大破右賢王部，奪回“河南地”，漢武帝在此設朔方郡。最終通過公元前124年、公元前123年，衛青三次大敗右賢王，達到了保護長安不受直接威脅的目的。接下來，漢武帝將目標轉向了“河西”。為了拿下“河西”（今甘肅河西走廊），漢武帝再次派人經營西南夷，希望能打通今西南繞印度到達西域的道路，對匈奴進行夾擊，雖然由于道路不通，這一戰略沒能實現，但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兩次攻打河西地區，不僅取得了豐厚的戰果，還導致了匈奴休屠王與渾邪王附漢。漢武帝為了安置兩部人馬，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設置五屬國，從此河西走廊正式歸入漢的統治范圍。之后，漢武帝準備與匈奴進行決戰，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率大軍攻打單于，以期徹底消除匈奴所造成的威脅。此役之后，匈奴遠遁漠北，再也無力對漢發起大規模攻擊。漢朝也由于付出的戰爭代價太大，此后漢武帝一度將主要精力用在了鞏固戰略成果上。漢武帝不僅發動士卒，渡過黃河，在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肅永登縣西北）屯田，蠶食匈奴領地，還將烏桓部眾內遷，令他們偵查匈奴動靜，牽制匈奴。此外，又陸續設置“河西四郡”，隔絕匈奴與羌的聯系。為了與匈奴爭奪西域，漢武帝先鞏固在河西的統治，將長城（含烽燧、亭障）從酒泉延伸至玉門，繼而從敦煌延伸至鹽澤（今羅布泊）。為了控制西域，漢武帝破例將細君公主嫁至烏孫，又派貳師將軍李廣利討伐大宛。在一系列鞏固措施取得了成果后，漢武帝又開始攻打匈奴，以實現徹底征服匈奴的終極目標（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但由于匈奴北撤，漢軍的軍事行動困難增加，跋涉路程更加遙遠，更加難以尋到匈奴的主力，再加上漢的國力大不如前，再也沒有衛青、霍去病一樣的良將等等原因，漢武帝晚年五征匈奴，都沒有太大的收獲。公元前89年，漢武帝頒布“罷輪臺罪己詔”，結束了自己的戰斗生涯，但漢武帝征服匈奴的戰略思想被后代的皇帝繼承了下來。

5 漢武帝的西域戰略

自從漢武帝知道西域的存在，并派張騫出使西域后，漢一直都將西域與匈奴看作一體。這有著深刻的原因：首先，西域的地理位置特殊，與漢之間只有通過河西走廊才能交通，而河西走廊被匈奴與受匈奴控制的羌所占領，如果不解決匈奴問題，漢是無法與西域取得直接聯系的；其次，西域長期屬于匈奴的勢力范圍，匈奴將其當作自己大后方，受到漢的打擊后，除了向北遷徙就是向西域遷徙，所以漢經營西域，很大程度上是在占領匈奴的大后方。

漢對西域真正意義上的經營是從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開始的。漢武帝本來是想通過外交方式解決西域的問題，張騫帶去了大量的財物。由于匈奴在西域經營的時日已久，西域各國對漢又不了解，一時之間并沒有臣服大漢的意向，但也派遣使節隨張騫到達長安，從此，漢與西域建立了聯系。由于漢使在西域的活動并不順利，漢武帝決定對匈奴用兵。公元前108年，漢武帝派趙破奴攻打匈奴，并一路向西直至樓蘭、姑師，大敗姑師，俘虜了樓蘭王。八年后，漢武帝又將兵峰指向了大宛，之所以選擇大宛，是因為大宛是西域大國，又位于西域（狹義）的最西邊，漢軍一路過去就可以掃平整個西域。事實證明，漢武帝的這個決策是相當明智的，自從漢軍打敗大宛后，西域各國就歸附了西漢，漢武帝在輪臺（今新疆輪臺）和尉犁（今新疆庫爾勒）設校尉、屯田。

6 漢武帝的西羌戰略

同樣與經營匈奴密切相關的是羌。漢初，羌被冒頓單于征服，部眾不時跟隨匈奴侵擾漢邊郡。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部眾請求在隴西生活，漢景帝同意后，他們便遷居至隴西郡的狄道(今甘肅臨洮)、安故(今甘肅臨洮南)、臨洮(今甘肅岷縣)、氏道(今甘肅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肅岷縣南)諸縣。漢占據河西后，在長城外設置障塞，又從內地遷徙百姓至河西實邊，導致羌不僅無法與匈奴直接聯系，原來的生活區域也被侵占。羌自付不足以反抗，于是公元前112年，先零羌、封養、牢姐三個部族結盟（羌沒有統一的政權，各支系之間經常發生械斗，遇軍事行動結為同盟，但行動結束就又解體），與匈奴一起進攻漢，漢武帝派李息和徐自為平息了戰火后，設“護羌校尉”，管理羌各部眾。羌人于是離開了湟中，遷徙至今青海湖附近的西海、鹽池。羌人被遷移出了世代居住的區域，生活受到了影響，鎮撫的官員又舉措失當，羌民不堪忍受，不時起來反抗，規模比較大的是在漢宣帝和漢元帝時期，經過趙充國和馮奉世的兩次征討方得以平息。

7 漢武帝的百越戰略

對百越的經營，漢武帝主要是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輔以武力鎮壓，這一策略收到了極好的效果。

漢武帝先是在閩越攻擊東甌時（公元前138年），應東甌之求派兵干涉，閩越在漢軍的壓力下撤退后，東甌懼怕閩越卷土重來，舉族遷往淮北，這樣漢兵不血刃就得到東甌。接下來（公元前135年），閩越乘趙佗去世，南越正處于政權的交接之際，攻打南越，漢武帝又應南越之請派兵南下，面對大兵壓境，閩越內部發生分裂，主和派余善及黨羽殺了其兄閩越王郢求和。之后，漢武帝乘機在“百越”制造矛盾，故意棄在閩越素有威望、且有功于漢的余善不用，而立平庸無能的諸孫君丑為越繇王，余善不服，便自立為王，搞起了分裂，于是閩越出現了兩個政權，不久漢武帝承認了既成事實，冊封余善為東越王。而南越王胡在得到漢的幫助后，遣子嬰齊入侍，嬰齊與一漢女生子興，胡與嬰齊相繼去世后興即位，由于興年幼，太后又是漢人，國政被大臣把持。于是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派安國少季出使南越，安國少季利用與南越太后私通的機會，勸說南越太后入朝，南越太后很快就答應了，上書表示愿為漢內諸侯。但是以國相呂嘉為首的實權派并不愿意內屬。公元前112年，呂嘉及其黨羽殺了漢使、南越王以及太后。聞訊，漢武帝派大軍討伐呂嘉，除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外，其余三路大軍均為越人，漢軍很快就平定了南越，呂嘉被誅。之后，漢武帝在南越設立了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定了南越后，漢武帝又將目標指向了東越王余善。漢武帝并沒有直接對其發起攻擊，而是下令平叛大軍駐扎在豫章的梅嶺待命。余善對漢武帝的意圖心知肚明，決定先發制人，派兵攻擊白沙、武林、梅嶺，殺三名漢軍校尉。很快，漢武帝派軍攻入東越，東越貴族仿效余善故事，殺余善而降。漢武帝又進一步將東越民眾遷徙到江、淮之間，東越再也難以對漢產生威脅。

漢武帝開百越、朝鮮、西南夷示意圖：本圖出自《中國歷代戰爭史》地圖冊第三冊。

8 漢武帝的西南夷戰略

漢武帝對西南夷的兩次大規模經營的起因都是配合其他地區的戰略。第一次是為了配合對南越的征討。傳說漢武帝此舉是為了獲得枸醬這種美食，事實上，漢武帝之所以下定決心經營西南夷，是因為唐蒙經過調查得知，漢軍從枸醬的產地夜郎順牂牁江而下，就可成為討伐南越的奇兵。公元前130年，漢武帝開始經營西南。漢武帝本期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為此，他讓唐蒙帶去了大量物資，同時，又擔心事有不順，又讓唐蒙領兵千人。唐蒙到西南后即與夜郎國及其周圍的其他部落商議設立郡縣之事，這些部落被唐蒙帶去的物資所吸引，又覺得山高皇帝遠，即便設立了郡縣，漢也不能實施統治，便同意了唐蒙的提議。漢武帝便以今四川宜賓為中心設立了犍為郡，并且派人準備將秦所修僰道延伸至牂牁江。隨后，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至邛、莋，設置一都尉、十余縣。“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由于崇山峻嶺地形復雜，修路困難重重，漢武帝雖然征發了數萬民夫，但耗時數年、花費億萬、又死傷甚重，也沒有修通，再加上西南夷看到漢武帝動了真格，紛紛起來反抗，漢武帝派兵鎮壓但收效甚微。于是在公元前126年開始反攻匈奴后，漢武帝暫停對西南夷的經營。

漢武帝第二次經營西南夷是為了配合對匈奴的征討及對西域的經營。張騫在西域看到了產自蜀地的邛竹杖、蜀布，并探知是從身毒國（今印度）傳過去的，他認為身毒距蜀地不遠，可以先打通從西南到身毒的道路，再繞道前往西域。于是當漢在河西一時難以獲得進展時，張騫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不管是從聯通西域、穩住西域還是“斷匈奴右臂”而言，能從西南到達西域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于是公元前122年，漢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出使西南夷，尋找前往身毒的道路。王然于一行耗時四年卻未能找到那條道路，但對西南諸國有了更深的了解。不過此時漢武帝傾注精力于討伐匈奴，并沒有立刻開始經營西南夷。直到公元前112年，呂嘉叛亂，漢武帝令馳義侯遺帶南夷兵協同平叛，且蘭國君害怕出兵后鄰國乘機進攻，便起而造反，殺了漢使及犍為太守。由于這番動亂，南夷兵力沒有及時趕到南越。呂嘉之叛平定后，漢武帝派兵平定了西南夷，在那里設置了牂柯、越巂、沈黎、汶山、武都五郡，不久又將沈黎、汶山二郡并入蜀郡。而原依附南越的夜郎也遣使入朝，漢武帝封夜郎國君為王。不久，漢武帝又派王然于至滇宣揚國威，以期滇主動歸附，滇是西南夷大國，且與勞深、靡莫結為同盟。滇不僅不同意歸附漢朝，勞深、靡莫還屢次攻擊漢使。于是公元前109年，漢武帝派巴蜀兩郡的兵力攻滅勞深、靡莫，滇請降，漢武帝賜滇王王印，在滇設立益州郡。西南夷原來有數百個政權，絕大多數成為漢的郡縣，僅夜郎和滇以“王”的身份獲得漢的封賜。

9 漢武帝的朝鮮戰略

在平定了南越和西南夷，征討匈奴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后，漢武帝又將目標轉向了朝鮮。當時朝鮮當政的是衛滿的孫子右渠，經過漢初多年的發展，朝鮮成為了朝鮮半島上最大的國家，不僅自己不朝見，還阻礙朝鮮半島上的其他國家朝見漢朝，并收容了大量漢的逃亡人口。公元前109年，漢武帝派涉何為使，前往朝鮮宣旨，右渠不愿輕易臣服，涉何揣度漢武帝的意圖，在漢與朝鮮的邊界上殺了右渠派來送他的裨王，卻對漢武帝說他殺了朝鮮的將領，這種說辭取悅了漢武帝，漢武帝非但沒有治他的罪，反而任命他為遼東東部都尉。涉何到了遼東后，朝鮮便派兵攻打漢軍，并殺了涉何。漢武帝聞訊，于這年秋派樓船將軍楊仆從山東出海，左將軍荀彘從遼東出發攻打朝鮮。起初，漢軍曾一度失利，第二年漢軍扭轉不利局面，圍困王險城，朝鮮內部發生分裂，主和派殺了右渠請降。朝鮮平定后，漢武帝在朝鮮設立了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并封右渠之子長及原朝鮮大臣五人為侯。公元前85年，漢昭帝將臨屯、真番并入玄菟、樂浪兩郡。

10 西漢諸帝對漢武帝戰略的繼承和發展

漢武帝去世后，他的經營天下戰略得到了后來歷任皇帝的繼承和發展。

經過昭、宣二帝的繼續經營，終于使得匈奴臣服。漢昭帝時期，限于國力，對匈奴以防守為要，為此，漢大力增強邊防軍的實力，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匈奴兩次南下，都被邊防軍擊退，迫使匈奴越發向西北遷徙。漢宣帝時，漢對匈奴取得了決定性優勢。此時，漢朝對匈奴的主戰場已經轉到了西域。公元前72年，漢五路大軍與常惠督導的五萬烏孫騎兵同時攻打匈奴，由于匈奴西遷，漢軍沒有遭遇匈奴主力，基本無功而還，烏孫大軍則直擊匈奴右谷蠡王庭，大獲全勝。之后，由于戰敗后在轉移過程中人畜死亡無數，再加上氣候原因，匈奴實力衰微，原本羈屬的其它部族趁機圍攻匈奴，導致匈奴內部更加混亂。公元前57年，匈奴因權力更替發生“五單于爭立”事件。公元前56年，呼韓邪單于再次被趕出了單于庭。為了奪取權力，呼韓邪單于決定附漢以爭取支持。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親自入朝。漢給予他高于諸侯王的待遇，賜給他金質的“匈奴單于璽”及盭（li，綠色）綬。為了幫助呼韓邪單于，漢不僅賜予他大量物資（以后漢每年都賜予匈奴大量物資），還派兵幫助他收服部眾。漢宣帝對呼韓邪單于的支持，收到了極好的效果，匈奴的其他勢力不敢對其鋒芒，都向西遷徙。其中遷至康居的致支單于又在西域擴張勢力，威脅到了西域諸國的安全。

公元前36年，漢使西域副都尉陳湯矯制征發漢駐車師的屯田吏士及西域十五國兵士共四萬余人，殺了郅支單于。致支單于的勢力被消滅，標志著漢的北疆終于安寧。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再次入朝，并表示愿意做漢家女婿以示親近，漢元帝許以后宮良家子王昭君，呼韓邪單于號其“寧胡閼氏”。隨后，呼韓邪單于又表示愿意替漢戍守邊疆，這個請求不無試探之意，滿朝文武絕大多數居然認為可行，只有郎中侯應因為通曉邊防事務，認為此舉不妥（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好在漢元帝比較清醒，婉拒了呼韓邪018 休閑讀品·天下 019單于。此后，漢匈雙方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往來。

經過漢昭帝與漢宣帝持續的與匈奴爭奪，到公元前60年，匈奴主管西域的日逐王降漢，匈奴的勢力退出西域，漢宣帝在西域設立了都護，從此“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11 王莽對匈奴的錯誤政策

經過漢武帝及漢昭帝、漢宣帝的持續經營，漢在朝鮮半島、河西走廊、云貴高原、越南中部以北的廣大區域內都設置了郡縣，西域也接受漢的統治，匈奴臣服之后，漢的勢力達到了頂峰。西漢末，漢國力減退，對周邊的控制力也減弱。王莽當政后的不當措施直接導致了漢對周邊地區的統治的崩潰。王莽是儒家學說的信徒，他將孔子的那套學說直接搬到了治國理政的實踐當中，用一些非常理想主義的、形式化的政策進行行政改革，最終導致西漢王朝的分崩離析。王莽對周邊關系的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將他們等而下之，具體做法是將漢給予他們的冊封的級別降低，以為這樣就可以達到降低他們的地位的作用。以匈奴為例，他先是用哄騙和利誘的手段，將原來西漢政府賜給匈奴的金質“匈奴單于璽”收回，改為“新匈奴單于章”，將莽新政權冠于匈奴之前，又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于”，將“匈奴”改為“恭奴”，“單于”改為“善于”，甚至將“烏留珠單于襄知牙斯”改名為“知”。不僅如此，王莽還準備對匈奴進行武力討伐，公元9年，王莽派遣十二大將領兵二十萬，計劃平定匈奴后設立十五個單于，進行分而治之，后大軍久屯邊境，勞師無功。王莽的這些過激且形式主義的措施，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破壞了漢匈之間的友好往來，匈奴又重新侵擾漢邊郡。當然，即便是沒有王莽的不當措施，在中原政權衰微時期，匈奴依舊會借機侵擾邊境，以獲取最大的利益，這也是為什么東漢政府要持續打擊匈奴的原因。

12 東漢初年的守勢戰略

西漢末，“四夷”都脫離了中原政權的控制，雖然東漢光武帝重新建國，但與西漢初一樣，東漢尚未完成內部的統一，無力經營“四夷”，光武帝同樣采取了守勢。雖然在光武后期，針對南越的“二征”叛亂，光武帝也派馬援進行了平叛，但總體來講，對北方的匈奴還有其他地區都采取的是守勢。

此時，實力有所恢復的匈奴，不僅像西漢初年那樣不斷侵擾漢邊境，還支持北方的割據勢力，分化、瓦解漢的實力，阻撓漢的統一進程。今寧夏固原的盧芳、河北蔚縣的張曄、北京密云的彭寵、內蒙古包頭的李興等都得到了匈奴的支持，尤其是盧芳，匈奴不僅派兵支持他，還立他為“漢帝”。對此，光武帝一方面遣使至匈奴，以期重新修好，另一方面加強邊防力量，重修邊防障塞，派兵駐防。這兩項措施收效甚微，雖然漢的邊界向內收縮，匈奴也與漢保持著聯系，但并沒有達到防止匈奴侵擾的目標，匈奴乘機占領了塞內大片領土。不僅如此，匈奴又重新控制了西域，再加上西域大國莎車、車師在匈奴的支持下，不斷欺壓其他國家，致使西域一派混亂，這些國家不堪其擾，于是，公元45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遣使表示愿歸附東漢，但當時匈奴重新占領了“河南”、“河西”，漢無法經營西域，光武帝只得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讓他們東西南北自便。

13 東漢對西漢天下戰略的恢復

隨著內部統一戰爭的結束，東漢也開始經營“四夷”。

東漢對匈奴的戰略是借著匈奴的內亂展開的。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從此，匈奴分裂為了南北兩部。第二年，南單于遣使表示愿意奉藩稱臣，并遣子入侍，請求派使者監護。為了支持南單于反對北單于，東漢政府不僅賞賜巨萬（每年一億九千萬），還派兵幫助南匈奴在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設立單于庭，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冬，南匈奴與北匈奴交戰不利，光武帝派中郎將段彬等留駐西河郡，并設官府、從事、椽吏，由西河長史率領騎兵二千，囚犯五百人，協助中郎將護衛南匈奴，并允許匈奴部眾入居云中郡，隨后又允許他們遷至西河郡的美稷縣。這樣，東漢政府便與南匈奴結為同盟，聯合進攻北匈奴，致使北匈奴北遷，避免其頻繁侵擾邊郡。由于漠北條件艱苦，大量部眾脫離北匈奴的控制，至河西游牧。同時，由于北匈奴北遁，烏桓、鮮卑脫離了匈奴的控制，歸附東漢，東漢政府便招撫他們擔任偵查、警備任務，幫助打擊北匈奴。

東漢政府雖然與南匈奴合力打擊北匈奴，但并不斷絕與北匈奴的聯系，對北匈奴的使者也大加賞賜，公元64年（漢明帝永平七年），漢明帝還同意與北匈奴開通關市。這些引起了以須卜骨都侯為首的部分南匈奴貴族的猜忌（最重要的原因是南匈奴在東漢政府的幫助下實力迅速增加），他們便與北匈奴相互勾結企圖叛亂。發覺他們的企圖后，為了防備，漢明帝設立了“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率軍屯駐于五原郡曼柏縣，又派遣騎都尉秦彭屯駐于西河郡美稷縣。因此，公元65年（永平八年），北匈奴騎兵前往朔方接應南匈奴的叛亂未遂，為了泄憤，北匈奴騎兵轉而攻擊西河諸郡，焚燒城邑，殺掠甚重，其后又不時入寇，公元72年（永平十五年），還脅迫西域諸國隨同入寇。于是，漢明帝遣竇固和耿忠屯兵涼州，為北伐匈奴做準備。公元73年二月，東漢政府征發邊郡及南匈奴、烏桓、鮮卑兵力數萬，兵分四路出塞北伐。竇固在天山（今吐魯番北）打敗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占據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市）。

之后，由于部眾不斷南下附漢，南匈奴與原附屬的鮮卑、丁零、西域各國不時的打擊，北匈奴只好向西遷徙，到達安侯河（今蒙古國額爾鄂河）。單于被鮮卑軍隊斬殺后，北匈奴內部爭權奪利不斷，漠北又爆發了蝗災，使得北匈奴的局勢雪上加霜。漢和帝抓住機會，及時派軍出塞打擊北匈奴。公元89年（漢和帝永元元年）正月，竇憲等聯合南匈奴單于在稽落山與北匈奴單于大戰，北單于敗走，漢軍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國的烏布蘇泊），北匈奴諸小王帶領部眾二十余萬歸附漢朝。第二年五月，東漢又出兵西域，奪回伊吾盧地，十月，又與南匈奴圍攻北匈奴，北匈奴單于受傷逃走。公元91年（永元三年）二月，耿夔于金微山（阿爾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單于倉皇之下，帶領一部分部眾逃往康居和烏孫。

北匈奴西遷后，留在漠北草原的部眾，一部分南下附漢，另一部分隨著鮮卑勢力進入蒙古草原，融入鮮卑，還有一部分在四世紀末、五世紀初被柔然吞并。東漢中后期，東漢政府加強了對南匈奴的控制，黃巾起義時，南匈奴發生內訌，單于羌渠被殺，子左賢王於夫羅即位。參與內訌者另立單于，於夫羅只得前往漢朝申訴求助。正值天下大亂，只好留在河東。公元195年，南匈奴參與了中原混戰。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領歸附曹操。公元216年，曹操扣留呼廚泉單于，派右賢王監國，并將南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別安置在陜西、山西、河北一帶，匈奴政權終結。

《后漢書?西域傳》中言“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通三絕”。嚴格說來，東漢與西域只有兩通兩絕。第一次“絕”前文已經提到，由于王莽的不當措施，東漢初西域各國與漢脫離了聯系。東漢政府對西域的經營始于公元73年，這一年漢軍占領伊吾盧城，漢派軍在伊吾盧城屯田。第二年，竇固平定車師前、后王部，東漢政府重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都護及戊校尉屯車師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臺縣西北），己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魯番市西南），并在車師屯田。隨后，班超出使西域，西域南道諸國歸附東漢。東漢政府在西域的經營引起了北匈奴的反彈。公元75年，匈奴與車師、焉耆、龜茲合謀，攻打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漢軍在糧草匱乏的情況下仍據守一年多。公元76年正月，段彭在交河城下擊敗匈奴大軍。但東漢政府內部在處理西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當時國內國內大旱，經營西域耗資巨大（每年七千四百八十萬），于是，漢章帝下令放棄西域，令班超回國。這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第二次“絕”。但是，雖然東漢政府下令放棄西域，班超并沒有回國，而是應西域各國的請求，留在了西域，并平定了疏勒。之后，漢章帝采納了班超的建議，并派徐干帶領馳刑及義從千人前往支援。公元78年，班超組織西域兵力，大敗姑墨與莎車。公元94年，班超又率領西域各國兵力大敗焉耆、尉犁、危須三國，西域各國納質內屬。這是傳統意義上的第二次通西域。嚴格說來，第二次的“絕”與“通”并不存在，因為漢并沒有停止對西域的經營。傳統意義上的第三次“絕”是在公元102年，班超從西域返回后，繼任的西域都護任尚行事過于嚴峻，引起西域各國不滿。公元107年，東漢政府派王弘率領河西羌騎增援西域時，引發了羌的大規模反抗，隴西道路斷絕，東漢政府無法經營西域，只得下令撤回西域都護與屯田吏士。直到公元123年，漢安帝派班勇為西域長史，再次經營西域，經過四年的努力，才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

經過西漢的長期經營，東漢政府建立后，東北的朝鮮半島、南方、西南的諸政權都遣使與東漢政府取得了聯系。此后，這些民眾雖偶因地方官員舉措失當，起而反抗，但基本都和平穩定的發展。東漢時期，漢派往“四夷”的官員出現了不少所謂的循吏，他們都在當地傳播農耕技術、服飾、婚姻習俗，建立學校教百姓文化禮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馬援、衛颯、茨充、任延、王景、李忠、尹珍等等。他們在傳播漢文明的同時，也對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與東漢政府矛盾比較尖銳的是羌，這大概與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漢政府派去的官員多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緩和矛盾。東漢時期，羌的大規模反抗有三次，分別在漢安帝、漢順帝和漢桓帝時期，這三次反抗都曠日持久，持續時間最長的是漢安帝時期的那次，東漢政府耗時12年，才將叛亂平息。經過漢桓帝年間段颎的鎮壓后，羌的大規模反抗基本停息。

14 漢代天下戰略的延續性

縱觀漢代對天下的經營，不難發現其戰略是一以貫之的。所有帝王都堅持對“四夷”的經營，雖然在具體表現上有所不同，如西漢早期和東漢早期的穩定、收縮，中期以后的擴張，但從本質上來講其目標都是相同的，所有的帝王包括像高祖和光武帝這樣采用守勢的皇帝，都不甘于固守一方，而是想對經營天下有一番作為，只不過是現實環境迫使他們暫時選擇了守勢來積蓄力量罷了。

在經營的手段上也是相同的。兩漢政府對匈奴都是先籠絡，再全力打擊。在籠絡的具體實踐當中，高祖、文帝、景帝選擇了和親，而光武帝選擇與南匈奴結盟，這兩種做法雖然形式不同，但目標都是相同的，在無力征討時，盡量減少匈奴的侵擾，維護邊疆的和平與穩定。而一旦獲得了內部的統一，漢政府馬上就會開始對匈奴的征討，而且兩漢政府對匈奴的打擊都是不遺余力的，務求匈奴臣服，因為他們都明白匈奴的強大與不肯輕易臣服，只有徹底將其打敗，才能真正獲得和平。

15 漢代天下戰略的核心是文明輸出

從結果上看，漢代天下戰略的后果是“天下”的范圍變大和人口增多，相比于秦代，漢代的疆域擴大了約一倍，人口增加了三四倍（秦統一時的疆域面積大約是300多萬平方公里，漢代鼎盛時在600萬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從秦末的約1500余萬，增加到漢代鼎盛時的近6000萬。不過這些數字都是現代人根據相關資料推測出來的，只是大致的數據，并不十分準確）。但是，擴張領土、掠奪人口卻并非漢代天下戰略的出發點，從真實的歷史過程來看，漢代對北方匈奴、西域、西南夷、百越諸地采取的軍事行動，最初的出發點都是抵抗侵略的被動行為，進入西域是為了斷匈奴之“右臂”，開發西南夷是為了迂回進入西域，進攻百越也是因越人曾進攻漢人，且其內亂，有人向漢朝廷求援平亂。之所以達到了天下歸心、疆土擴大的后果，從表面上看，是某種政策設計的后果，但往深里分析，便會發現，這些政策并不是一些黷武主義者擴張野心的產物，而是漢代文明本身性質所決定的，也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其戰略的連續性與系統性，才造就了最終那樣一種結果。所以，從本質上說，漢代的天下戰略，形成于其文明，收功于文明，漢代天下戰略的核心不是開疆拓土，而是文明輸出。

先看一下漢代文明的特點：

1、先進：漢民族的核心人群當時所創造的文明是當時最為先進的農耕文明，漢人的農耕技術、紡織技術、醫學技術、建筑技術、工藝制造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因此，漢民族建立起一種安定、富庶優雅的生活方式：有溫暖的房屋安身，有先進的舟車運輸貨物，有發達的文字，有豐富的文學、音樂、舞蹈等文化生活，上至朝廷，下至民間，都有繁雜的禮儀習俗，四時佳興，都有可供慶祝的節日……

對于漢人的生活方式，周邊那些落后的游牧部落或漁耕部落是覬覦的，所以，一旦北方草原有新的強者崛起，或者自然災害導致牧業生產遇到暫時的困難時，他們便會結成聯盟，侵入漢境，掠奪財物，屠殺人口，漢民族被迫卷入戰爭。為了獲得長治久安的安全需要，強盛時期的中原王朝會把戰線推向游牧部落的后方，這才有了漢朝對西域、西南夷的經營。

對漢人的生活方式，那些落后的民族也是羨慕的，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想過上同樣富庶、文明的日子，西域諸國、西羌、西南夷、百越等地能接受漢人的統治，主要是因為漢人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提高了他們的生活品質，就包括很多后來慣于馳騁草原的匈奴人，也放棄了后來的游牧生活，內附漢朝，改為農耕，逐漸同化于漢人。

縱觀漢朝的歷次戰爭，無不起源于周邊落后部落的劫掠，終結于漢文明的同化。就這些民族的本性來講，起初也就是想劫掠一下富庶先進的漢朝，但不知不覺中，經過反復的戰爭與交流，就這么潛移默化地融合成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了，文明本身的力量超越了一時一地一群人的直接行為動機。

2、豁達、仁愛、包容：漢人的思維方式是豁達的，沒有種族主義意識，這一點和西方世界（如古羅馬）相比尤其明顯。漢人雖然視周邊為落后的蠻夷，但卻只是對現實生產力水平的一種客觀認識，并不意味對這些人的歧視，在思維深處，漢代的決策者們將落后的蠻夷也視為天下的子民，與原來自己的子民是一樣的，他們之所以四處劫掠，是因為經濟文化落后造成的野蠻成性，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教化他們，使他們也富庶、文明起來，就會逐漸脫離其野蠻性。所以，在漢代的天下戰略中，雖然也有殘酷的戰場殺戮，但從來沒有出現對蠻夷之人趕盡殺絕的種族滅絕政策，也沒有出現將蠻夷人民與中原人民在血統上隔離起來的種族隔離主義政策。漢軍的戰爭目標就是摧毀周邊民族的軍事力量，而不是對其生活區域的永久占領與管理，漢朝在西域設都護府、在烏桓、西羌設校尉，只是在當地部署一支軍事力量，維護當地的安全秩序，防止再形成新的軍事集群，對當地的民政與生產并不干擾，當地仍用原來的政權管理，維持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當然，渴望接受漢代生產生活方式的，漢人也會毫無保留地提供幫助。漢代在西域、在東北、在百越、在西南夷，從來沒有勒索當地民族繳納貢稅，掠奪當地財物，相反，中央政府花費了大量的金錢，給予那里的人民的各種幫助。所以，在有時內部困難時，就放棄了對四夷的經營：錢不夠了！

漢人就是這么思考問題的，他們從心底覺得那些蠻夷之所以來打自己，是因為生活困難、可憐（這種思維方式，有些可笑地一直保留到近代，面對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大清皇帝還以為那些人是因為缺少大黃、茶葉導致消化不良，所以前來申冤呢！），所以，打幾仗，殺一些冥頑不化的愚劣分子，主要的目標還是要讓那些人安定下來，過好太平日子。漢人好客，對外人從來都是先人后己，總是愛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客人。漢代對歸附的匈奴人提供土地，提供糧食，幫助他們建設家園，免除賦稅，遠比對本國原來的老百姓優惠得多。一有外國使節到來，先帶他們參觀自己豐盈的府庫、炫耀自己家里最好的東西，走時再賜予豐厚的財物，那些人來一次漢朝就可以發一筆洋財。當時，有點兒狹隘民族觀念的大臣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的這些政策說：匈奴人侵略劫掠我們，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本來應該把他們的俘虜分給漢人當奴隸，縱然不能讓他們當奴隸，也不能像現在這樣以優厚的條件侍候著吧！漢武帝不僅沒聽，反而把汲黯給貶了。

其實，現在的中國人也是這樣：給外企的政策比內企優惠，招待外國人舍得花錢，寧肯自己吃得差點兒，也要請人家吃得好些，還愛向外國人炫耀自己最好的東西。這些愛面子的行為，有時會令人覺得可笑。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種文化是同化異族的強有力的武器。西漢時歸附漢朝的匈奴人，第一代進來后不納稅，第二代不納稅，到第三、第四代后，逐漸與原來的漢人通婚，慢慢地也變成漢朝的編戶齊民了，開始享受“國民待遇”，完全成為漢朝的子民了，如同今日之外企，在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后，其與內企的待遇已相差無幾，但他們也不會因此而退出中國市場，通過國家在其起步期的優惠幫助，他們逐步成長起來，深刻的融入到了中國經濟之中。

當漢朝崩潰之后，北方曾出現了多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他們的國號都取諸于中原文明，甚至直接沿用漢的國號，如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后改稱趙，史稱前趙），羯人石勒建立趙（史稱“后趙”），氐人呂光建立涼（史稱“后涼”，因地處涼州而得名），氐人苻堅建立前秦，鮮卑人乞伏國仁建立后秦，羌人姚長建立西秦，鮮卑慕容氏建立前燕、南燕、后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權國號為“魏”，取自戰國時期的魏國（拓跋氏自稱黃帝的后裔，黃帝的發源地為戰國時魏國的所在，同時含有延續曹魏對抗東晉的意思）。他們以前漢化程度不深，但建立國家后迅速漢化，全面學習漢字和漢的政治制度，史稱北魏孝文帝改革。而像劉淵等人，早已漢化，一直就在使用漢字，建立的制度本來就是漢家那一套，用不著再改制了。這些事實說明，這些“野蠻民族”，已經被漢代的先進文明所征服，在文化上他們已經是漢民族的一部分了。

從秦漢開始，一直到隋唐時，這次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其間歷時約700多年，那個時代的所謂“各民族”，幾乎已完全融入漢民族的大家庭中，再未以獨立的族群的形式出現。后來再出現的其他民族，是從別的地方新崛起的族群，這些族群，有些也已融入漢民族之中，有些還保留了些特征和族群認同，但在自秦漢以來形成的文明傳統作用下，民族間的差別日漸淡薄，終將會融合為一體。

簡單總結一下上面的觀點：漢文明因其農耕文明的先進性，創造出富庶的生活，引起周邊野蠻民族的覬覦，所以遭敵侵略，在保衛家園的反侵略戰爭過程中，漢朝軍隊把戰線推向野蠻民族的后方，摧毀了這些野蠻民族的軍事能力，使他們沒有能力以武力攫取漢文明的先進成果，只是作為自治的民族實體存在。同時由于漢文明的豁達、仁愛、包容等特性，使得漢文明在野蠻民族的腹地傳播蔓延開來，這些野蠻民族意識到不用武力掠奪的方式反而可以更好地共享文明的先進成果，于是開始主動融入漢文明。具體的表現是兩種形式，一是一部分人內附，成為漢的子民；另一種是在自己的自治的民族實體內，學習漢代的科技、文化、政治、經濟等內容，在安全上依賴漢朝軍隊的保護（如西域諸國）。這種自然演化的歷史過程發軔于漢朝的天下戰略，應該說，漢人不是出于功利性的結果預測，而是出于文化本能制定出那些戰略的，但他們對自己政策的出發點和結果有比較清楚的自覺。漢人不是覬覦野蠻人的草場、土地、山洞才發動戰爭的，也沒有把戰爭的目標設定為奴役異族，劫掠財貨，他們把戰爭的目標設定在保障自己永久安全這個非常理性的范圍之內，漢人懷有一種“天下本是一家”的世界主義觀念，在保證自身安全，也保證別人安全的前提下，漢朝承認允許野蠻民族保留自己獨立的政權和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不吝嗇地與這些民族分享自己的先進文明成果，漢代那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者（如漢武帝、漢宣帝、趙充國等）都明確地意識到，通過一系列幫助和教化手段（如接受內附、賞賜財物、推廣屯田等），那些化外之民就會逐漸地成為和我們一樣的文明之民。因此，我們才說，文明輸出的是漢代天下戰略的核心實質。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對外擴張相比，漢代天下戰略的文明性質更為明顯。除漢朝以外，世界歷史上另外有兩種對外擴張模式，一種是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擴張模式，如匈奴帝國、阿提拉帝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等，這種擴張以短期劫掠為目的，只是征服與奴役，沒有長久治國的理念，所以，他們的統治都很短暫，只是一陣兒短暫的搶劫狂潮，蠻力耗盡，也就沉寂下去了，原來誰是怎樣，就還是怎樣：漢人繼續耕田，蒙古人繼續放牧，對各個族群的文明性質并無改變。另一種是羅馬人的模式，他們以長期占領和持久奴役為目的。羅馬人的征服范圍曾十分遼闊，他們在被征服地區設立行省，強迫被征服民族交納沉重的賦稅，同時，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嚴防羅馬人和各被征服及周邊的野蠻人融合，他們的統治雖然比蒙古人的統治要長久些，但崩潰后也一樣回到了塵歸塵、土歸土的原初狀態。羅馬帝國崩潰時，其治下有5400萬人口，但羅馬公民只有100萬，在其統治過程中，羅馬化的程度很低，各地人講自己的語言、使用自己的文字，羅馬人的拉丁語（文）只是在政府和城市中使用。所以一旦帝國崩潰，境內那些民族或獨立、或依附新的強者。漢帝國崩潰時，境內有近6000萬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后來融入的匈奴人、羌人、夷人等，他們已形成了對漢文明的深刻認同，再建立的政權仍沿用漢家典章制度,而沒有融入主體的邊遠地區，也一直把漢文明作為皈依目標。在東漢，西域各國主動請求東漢政府的保護，這種情況其實一直延續下去，就是在宋代，中原王朝實力極弱的情況下，西域國家還主動前往宋朝示好。明清時周邊也一直如此。

蒙古帝國、羅馬帝國崩潰后，在原來遼闊的疆域內，除了留下一段曾經被鐵蹄踐踏過的傳說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蒙古人和羅馬人又蜷縮到他們起家前那個狹小的范圍之內，繼續延續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漢帝國崩潰了，其實只是劉氏王朝的沒落與消亡，后起的政權，無論是什么人建立的，一定會繼續使用漢朝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漢帝國崩潰了，留下的是一個更為龐大的、在先進文明基礎上融合為一體的統一民族，留下的是在更遼闊疆域內，在“中國”這一概念下認同的統一政治實體！這是漢民族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的偉大貢獻，是中華文明延綿不絕的內在力量，也是我們自立于現代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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