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為何建言補貼初婚初育？

近年來，我國出生率持續走低，消費市場也略顯疲態，這兩大難題如同兩座大山，橫亙在經濟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經濟學家們紛紛建言獻策，其中 “補貼初婚初育” 這一建議備受矚目。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在 2025 年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年會上，一語道破關鍵：沒有婚戀訴求，房產、汽車以及大宗消費的需求就難以激發。當下年輕人對婚戀的關注度下滑，直接反映在家具、家電等大宗商品消費的低迷上。就拿過去的圣誕節、跨年這些消費節點來說，市場熱度遠不及以往，背后正是年輕人婚戀意愿降低，進而導致購房、購車等大宗消費需求不振。從經濟邏輯來看，初婚和初育不僅是新家庭組建的開端，更是拉動消費的強勁引擎。年輕人一旦步入婚姻、迎接新生命，生活用品、家電購置，乃至房產購置需求都會接踵而至，為消費市場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蘆哲同樣關注到年輕人婚戀訴求降低的問題，進而提出補貼初婚初育的主張。這背后反映出，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傳統刺激消費的手段成效漸微，經濟學家們試圖從社會結構、家庭組建這些根源層面挖掘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生育現狀：不容樂觀的人口新局

近年來，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生率持續走低，結婚率也呈現下滑態勢，一系列數據勾勒出一幅不容樂觀的畫面。

先看出生率，自 2016 年我國放開二胎政策后，新生兒出生數量并未如預期般持續攀升。2017 年國內新生兒出生數量達到 1765 萬，隨后便逐年下降，2021 年新生兒出生數量降至 1200 萬，2022 年更是跌破至 956 萬人，到了 2023 年，初步統計新生兒出生數量只有 788 萬，人口出現負增長約 300 萬。從生育率來看，同樣不容小覷，2017 年的總和生育率為 1.58，而 2023 年生育率推算僅為 1.02 左右，降幅高達 35.4%。

結婚率方面，民政部數據顯示，2022 年我國結婚人數為 683.3 萬對，創下了 1986 年以來的新低，相較于 2013 年結婚人數最高峰的 1346.9 萬對，9 年來結婚人數下降了 49.3%，下降幅度近半。平均初婚年齡也在不斷推遲，《中國人口普查年鑒 - 2020》數據表明，2020 年我國的平均初婚年齡 28.67 歲，比 2010 年的 24.89 歲增加了 3.78 歲。

這些數據背后，是復雜交織的社會因素。一方面，現代年輕人更加注重個人成長和發展，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選項，單身、不婚、不育的觀念逐漸被更多人接受；另一方面，經濟壓力成為橫亙在年輕人婚戀道路上的巨石，高昂的房價、結婚成本以及養娃成本，讓許多家庭望而卻步。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結婚率的低迷，給社會發展帶來諸多挑戰。首當其沖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養老、醫療負擔加重，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巨大壓力；其次，勞動力市場逐漸緊缺，年輕勞動力供給減少，影響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再者，消費市場受到沖擊，年輕群體消費需求難以有效釋放，長期處于通縮風險之下。在這樣嚴峻的人口形勢下，尋求破解之道，激發人口活力，已然迫在眉睫。

二、經濟困境：低迷生育背后的消費 “寒冬”

（一）婚戀與大宗消費的強關聯

初婚初育對消費市場的拉動作用不容小覷，尤其是在房產、汽車、家電等大宗消費領域，更是扮演著關鍵角色。

在房地產市場，婚房一直是剛需購房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年輕人步入婚姻殿堂，往往會催生購房需求。據相關數據顯示，過去新婚家庭購房占比常年穩定在 30% - 40% 之間，這意味著每年大量的新婚夫婦涌入樓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從看房、選房到裝修、入住，涉及的產業鏈上下游數十個行業，為經濟注入強勁動力。然而近年來，隨著結婚率的持續下滑，新婚購房需求也隨之銳減，多地房地產市場剛需戶型遇冷，庫存積壓，直接影響了房地產投資以及相關建材、家居等行業的營收。

汽車消費同樣與婚戀緊密相連。新婚夫妻通常會考慮購置家用汽車，方便日常出行與未來育兒。曾經，小型轎車、SUV 等家用車型，在每年金九銀十結婚旺季時，銷量都會迎來一波高峰，車企也會針對性地推出 “新婚套餐”“情侶款車型” 等促銷活動。但如今，因結婚人數減少，加上年輕人延遲婚育，汽車市場中的家庭用車需求增長乏力，不少車企不得不調整產能，將重點轉向共享出行、網約車定制車輛等領域，以消化過剩產能。

家電市場更是深受婚育趨勢影響。傳統結婚三大件 “電視、冰箱、洗衣機”，雖隨著時代發展有所變化，但家電在新婚家庭購置清單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以前，每逢五一、十一等結婚集中時段，家電賣場都會迎來大批新婚夫婦選購家電，從廚房小家電到臥室空調、客廳大屏電視，整套家電購置下來，消費金額可觀。如今，因婚戀市場遇冷，家電消費市場也持續低迷，各大電商平臺的家電促銷節點，銷量增長幅度遠不及往昔，廠商研發新品的動力也有所減弱，市場缺乏新的消費熱點激活。

（二）消費 “疲軟” 根源探究

年輕人婚戀、生育意愿低迷，背后是沉重的經濟壓力，而這也直接導致消費市場活力不足。

一方面，購房成本居高不下，成為年輕人組建家庭的 “攔路虎”。在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房價收入比常年維持在 30 以上，即便是二線熱點城市，像杭州、南京、武漢，房價收入比也普遍在 10 - 20 之間。這意味著，一對普通年輕夫妻，若想購置一套房產，需要不吃不喝數十年。高額的首付、漫長的房貸還款周期，讓許多年輕人望房興嘆，進而擱置結婚、生育計劃。許多情侶在談婚論嫁階段，因雙方家庭湊不齊首付，或是對婚后房貸壓力心存恐懼，最終分道揚鑣。

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的攀升，也加劇了年輕人的經濟焦慮。養育一個孩子，從孕期產檢、生產費用，到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奶粉、尿布、早教、興趣班、學費等開支，粗略估算，在大城市撫養一個孩子至成年，成本高達數百萬。醫療方面，雖然醫保覆蓋范圍不斷擴大，但面對一些重大疾病、疑難雜癥，家庭仍需承擔高額自費部分，年輕夫妻擔心婚后育兒、贍養老人面臨巨大醫療開支，不敢輕易生育。

在這樣的經濟重壓下，年輕人自身消費也趨于保守。以往，節假日是消費旺季，年輕人熱衷于外出旅游、聚餐、購物，為消費市場添柴加薪。但近年來，像情人節、七夕節、圣誕節等節日，消費市場熱度明顯降溫。以情人節為例，曾經高檔餐廳預訂火爆、珠寶首飾店顧客盈門、鮮花店訂單應接不暇，如今，不少情侶選擇在家自制晚餐、互贈平價禮物，外出消費場景大幅減少。這種因婚戀、生育壓力傳導至消費端的 “疲軟” 現象，正深刻影響著經濟復蘇步伐，亟待破局之策。

三、補貼設想：能否成為破局良方？

（一）直接減輕養育負擔

從育兒成本的構成來看，補貼初婚初育的必要性愈發凸顯。一個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開支，是壓在年輕家庭身上的重擔。在孕期，產檢費用少則數千元，若遇到孕期并發癥，醫療費用更是直線上升；生產時，順產花銷在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剖宮產則普遍超過萬元。孩子呱呱墜地后，奶粉、尿不濕成為日常消耗大頭，一罐優質奶粉兩三百元，一個月下來奶粉開支千元左右，尿不濕每月也需數百元。孩子稍大些，早教班、幼兒園學費接踵而至，在大城市，私立幼兒園一年學費高達數萬元，普通工薪家庭不堪重負。

若實施初婚初育補貼，這意味著每月能為年輕家庭提供一筆可觀資金，專門用于育兒開銷，能極大緩解經濟壓力。以每月補貼 2000 元為例，基本能覆蓋孩子的奶粉、尿不濕費用，年輕父母就無需在這些基礎開銷上節衣縮食，甚至可以有更多預算為孩子挑選品質更好的生活用品，保障孩子健康成長，讓年輕人在面對生育抉擇時，少一些經濟顧慮，多一份從容。

（二）激活消費市場

補貼初婚初育，不僅能緩解家庭育兒經濟壓力，更能為消費市場注入一針 “強心劑”。當年輕家庭獲得補貼后，手頭有了更多可支配資金，消費傾向也會隨之改變。原本因育兒成本而擱置的消費計劃，有望重新提上日程。

在家電領域，新婚夫妻可能會將補貼用于購置智能家電，如節能冰箱、空氣凈化機等，提升生活品質；母嬰消費市場更是直接受益者，高端嬰兒車、安全座椅等產品的銷量有望迎來增長，促進母嬰產品的升級換代；有了孩子后，親子旅游、兒童攝影等服務需求也會被激發，帶動服務業蓬勃發展。這些消費領域的復蘇與升級，又會形成連鎖反應，拉動上下游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員工收入增加后進一步刺激消費，從而形成經濟正向循環，為低迷的消費市場打開新的增長空間，助力經濟重回活力軌道。

四、爭議焦點：救生育還是救經濟？

（一）質疑聲起

補貼初婚初育這一建議一經拋出，便在社會各界引發了激烈討論，質疑聲浪此起彼伏。

有網友犀利指出，補貼能否精準幫扶到真正有需求的群體存疑。在現實生活中，部分地區發放補貼時，可能因信息核實不精準、申請流程繁瑣等問題，讓一些經濟條件尚可、生育意愿本就較強的家庭捷足先登，而那些真正被經濟壓力束縛，在生育邊緣徘徊的年輕夫妻，卻可能因不了解政策或疲于應付手續，與補貼失之交臂。就像一些城市推出的育兒補貼，申請材料復雜，涉及多個部門蓋章，許多忙碌于生計的年輕父母望而卻步。

還有觀點認為，僅補貼初婚初育，對二孩、三孩家庭不公平。當下，養育二孩、三孩的成本呈幾何倍數增長，從孩子的教育資源競爭，到家庭居住空間的拓展需求，多孩家庭面臨著巨大經濟壓力。比如在教育方面，課外輔導班、興趣班費用逐年攀升，二孩、三孩家庭的支出負擔更為沉重。若補貼政策厚此薄彼，忽視多孩家庭，不僅難以實現提升整體生育率的目標，還可能引發家庭間的矛盾與不滿。

專家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場討論。部分人口學家擔憂，單純的補貼政策可能治標不治本。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表示，生育意愿的低迷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若只靠補貼初婚初育，而不解決深層次的教育、醫療、就業等配套問題，年輕人的生育焦慮難以真正消除，政策效果恐大打折扣。

（二）綜合考量之重

事實上，補貼初婚初育背后，折射出的是生育與經濟發展千絲萬縷的聯系。救生育與救經濟，絕非簡單的二選一命題，而是需要通盤考慮、協同推進。

從國際經驗來看，諸多國家在面對低生育率困境時，既有通過補貼刺激生育的嘗試，也有全方位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努力。法國，作為歐洲生育率較高的國家，早在 1918 年就開始實施生育鼓勵政策，不僅給予生育家庭豐厚的現金補貼，還在稅收優惠、產假制度、托育服務等方面協同發力。家庭生育補貼根據孩子數量、家庭收入精準施策，稅收政策對育兒家庭大幅減免，產假長達數月且保障女性就業權益，托育機構遍布社區，為家庭提供便捷育兒服務。通過這一系列組合拳，法國生育率多年來維持在相對穩定水平。

與之對比，日本雖在近年來不斷加大生育補貼力度，但因未同步解決住房擁擠、職場加班文化盛行、女性職業發展受限等問題，生育政策成效不佳，陷入 “低生育陷阱” 難以自拔。

回到我國，補貼初婚初育只是邁出的第一步，后續還需在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上下苦功，讓孩子無論身處城市還是鄉村，都能享受到優質教育；加大醫療衛生投入，降低生育醫療成本，提升生育保障水平；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為新婚、育兒家庭提供更多保障性住房選擇。只有將生育融入社會發展大局，多管齊下，才能既拯救低迷的生育現狀，又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內生動力，實現生育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協同發展，讓人口紅利延續，社會發展行穩致遠。

五、展望未來：政策走向與社會期待

當下，不少地方已經邁出了探索的步伐，嘗試通過補貼初婚初育來扭轉局勢。浙江衢州市常山縣，針對雙方均為初次結婚登記且女方年齡在 25 周歲及以下的夫婦（至少一方為常山戶籍），給予 1000 元獎勵，自政策實施以來，初婚人數與出生率均有所上升，初顯成效。四川省攀枝花市，則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 500 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 3 歲，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多孩家庭育兒負擔。

展望未來，在國家層面，補貼方向有望更加多元與精準。一方面，補貼額度或根據地區經濟差異、生活成本高低進行動態調整，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拉開梯度，讓補貼切實貼合各地年輕人實際需求；另一方面，補貼形式可能從單純現金補貼，拓展為涵蓋購房優惠、教育資源優先分配、稅收減免等 “政策禮包”。例如，在住房領域，為新婚育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優先選擇權、公積金貸款額度提升；教育層面，保障新生兒入園入學順位，配套幼兒教育補貼。

經濟學家的建言為解決生育與經濟困境點亮了一盞燈，各地實踐也積累了寶貴經驗。未來，補貼初婚初育政策的細化與落地，還需政府、社會各界攜手共進。親愛的讀者，您對補貼初婚初育政策有何看法？歡迎在留言區分享您的見解，讓我們共同為社會發展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