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吳 起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內容摘要情報是企業(yè)經營決策的重要參考。甲午戰(zhàn)前，三井物產會社等日本企業(yè)從進入中國市場伊始就非常重視對華情報工作。三井物產逐步建立對華情報工作機制，依托在華分支機構和員工，從日本政府、華商、洋商和公開出版物等渠道搜集中國情報。三井物產主要針對煤炭等在華經營商品進行情報工作，謀求自身發(fā)展。另一方面，三井物產還向日本政府、客戶和社會傳遞中國情報以促進日本對華貿易發(fā)展，在日本對華經濟擴張中發(fā)揮先鋒作用。此外，三井物產還向日軍提供情報，為日本對華軍事侵略服務。三井物產與日本政府密切合作，在日本對華情報網中占據重要地位。

關鍵詞甲午戰(zhàn)爭 日本企業(yè) 三井物產會社 情報工作

近代以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中國成為日本對外經濟擴張的主要對象，而有關中國的情報特別是經濟情報，則是日本政府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日本企業(yè)進行對華經營決策的重要參考。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后起的日本在資本、技術等方面遜色于歐美列強，因而特別注重對華情報工作以彌補自身劣勢。日本通過構筑政府主導的“官民一體”對華情報網，積極搜集、傳遞、利用中國的經濟情報以促進對華經濟擴張。

政府方面，外務省及其駐華領事館、農商務省等政府機構是日本對華經濟情報工作的主導力量，相關研究比較豐富。民間方面，東亞同文書院等機構的對華經濟調查活動受到較多關注，日本商業(yè)會議所特別是在華商業(yè)會議所在搜集、傳遞中國經濟情報方面的作用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實際上，遍布中國各地的日本企業(yè)才是日本進行對華經濟擴張的主力，而相關研究傾向于將日本企業(yè)僅僅視為中國經濟情報的被動接收者和利用者，忽視了日本企業(yè)作為對華情報工作重要主體的作用。目前學界關于近代日本企業(yè)對華情報工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滿鐵”這一國策會社，對于其他日本企業(yè)特別是私營企業(yè)的考察不夠深入，而且時間范圍上集中于甲午戰(zhàn)后。因此，有必要考察甲午戰(zhàn)前日本企業(yè)的對華情報工作，以此拓展日本近代對華情報工作研究。

甲午戰(zhàn)前，日本尚未取得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在華政治經濟勢力相對弱小。日本對華經濟擴張以貿易特別是商品輸出為主，在華企業(yè)類型則以商社為主。漢口樂善堂和廣業(yè)商會這兩大日本商社的對華情報工作受到學界的一定關注，但是兩者的官方色彩濃厚，經營業(yè)績并不理想，影響到其對華情報工作的效果。與之相比，三井物產會社（以下簡稱“三井物產”）的對華情報工作非常活躍而高效，并逐步發(fā)展成為日本最大的在華企業(yè)之一。與此同時，三井物產雖然是私營企業(yè)，卻是與日本政府關系密切的“政商”。就近代日本企業(yè)的對華情報工作而言，三井物產更具代表性。日本學界普遍認為情報職能是商社特別是綜合商社的基本職能之一，對于近代三井物產的情報系統(tǒng)及其作用多有論述。但是，關于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的研究較少，且主要關注甲午戰(zhàn)后。有鑒于此，本文以三井物產為中心，考察甲午戰(zhàn)前日本企業(yè)的對華情報工作。在梳理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機制及其主要對華情報活動的基礎上，分析情報活動對自身發(fā)展的影響，以及對日本對華貿易發(fā)展的推動作用，以期從情報角度推進日本近代對華經濟擴張史研究，并深化對日本政企關系的認識。

一、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機制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在大力推行殖產興業(yè)政策的同時，積極扶持日本商人乃至自辦商社發(fā)展對外貿易。其時蘇伊士運河通航，電報得到應用，國際貿易競爭越發(fā)激烈。情報對于企業(yè)特別是貿易商顯得越發(fā)重要，誰能夠率先獲取并利用情報，誰就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先機。因此，日本政府通過領事館等機構積極進行對外情報工作，同時鼓勵日本民間搜集海外情報。日本企業(yè)配合日本政府進行對外情報工作，以謀求自身發(fā)展并促進日本對外貿易。

以振興日本對外貿易為己任的三井物產在對外情報工作方面走在了日本企業(yè)的前列。1876年7月1日，三井物產在東京成立，其前身是下野的政府高官井上馨創(chuàng)辦的先收會社，主要從事貿易代理業(yè)務。三井物產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視情報工作。社長益田孝曾在橫濱的美國商行和先收會社工作，對外貿易經驗豐富，深知情報對于貿易的重要性。三井物產開辦的《中外物價新報》指出，不了解外國的商業(yè)狀況是日商難以和外國進行直接貿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通過實地調查等方式了解外國的風俗偏好等情況才能順利進行對外貿易。益田本人就多次前往中國等地進行實地考察。

三井物產成立初期，情報相關機構設置變動較大。益田孝領導下的總部是三井物產情報工作的指揮中樞。與情報工作相關的部門主要是“用度方”和“倉庫方”，“用度方”負責收發(fā)郵件電報，“倉庫方”負責調查商品的行情、交易額，制作交易表并分發(fā)給客戶。后來，三井物產又設置“雜務方”掌管情報相關業(yè)務，將從商法講習所畢業(yè)的間島與喜等優(yōu)秀人才配置到“雜務方”，可見三井物產對情報工作的重視。與此同時，三井物產制定并完善情報工作相關的規(guī)章制度。1876年6月制定的《三井物產會社規(guī)則》第7條規(guī)定，番頭（掌柜）應詳細了解諸般交易的流程、商品的行情以及其他一切與商事相關的情況，與其他商賈廣泛相交，如果了解到與本公司相關的情報要迅速匯報。《三井物產會社規(guī)則》第20條規(guī)定，每周都要詳細調查商品的行情、銷售額和存貨，制作行情狀交付給客戶，同時盡可能地添附文件詳細告知相關交易狀況。1876年7月制定的《三井物產會社交易辦理手續(xù)概略》規(guī)定，一旦代理銷售的貨物送達目標市場，三井物產應立即向貨主通報貨物行情和交易狀況。三井物產對于情報搜集、傳遞的流程和要求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確保情報工作有據可依。

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是日本對外貿易的重要對象。從1873年到1893年，中國常年占日本對外貿易額的20%以上。中國是三井物產最先著手并重點開拓的海外市場，也是對外情報工作的重要對象。三井物產從1877年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就著手開展對華情報工作。

在華分支機構是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的主要據點。早在1877年，三井物產就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支機構。甲午戰(zhàn)前，三井物產又先后在香港、天津開設分支機構。在這些分支機構中，上海支店的規(guī)模最大并長期兼管其他分支機構，是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的前沿指揮中心。三井物產《清國上海支店事務辦理規(guī)則》第5條規(guī)定，要詳細調查適應中國中部需要的日本物產，向總部報告相關狀況，輸入樣品進行試銷，制作銷售會計書詳細報告給總部。第10條則規(guī)定，每次郵船出發(fā)時，應向總部詳細通報上海的商業(yè)狀況、銀銅幣交換的狀況、匯兌行情等各市場的行情，重要事情要通過電報通知總部。除總部外，還要經常向長崎支店通報各種商品的行情和交易情況。上海支店等在華分支機構需要將情報以郵件、電報、面談等方式傳遞給總部或其他相關部門。長期擔任上海支店長的上田安三郎與社長益田的郵件往來尤其頻繁，其中很多內容都是上田向益田匯報搜集到的中國情報，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并請求指示。例如，1886年10月8日，上田寫信向益田報告清政府正在興辦鐵路、電報等各種事業(yè)，要求增加在華分支機構的人手以便趁機拓展相關業(yè)務。商品價格等時效性較強或者比較重要的情報則通過電報快速上報總部。必要時上田也會返回總部述職，向益田等高管當面匯報中國情報。除了在華分支機構外，大阪支店等與對華業(yè)務密切相關的其他分支機構也會視業(yè)務需要派人進行對華調查活動。

三井物產的員工具有較強的情報意識，上到社長下到中國人員工都積極參與對華情報工作。益田在甲午戰(zhàn)前多次來華考察。上田在搜集中國情報方面尤為活躍，調查足跡遍布上海、香港、天津、廈門、福州等中國沿海口岸。在上田的領導下，三井物產在華分支機構的員工積極搜集中國情報。吳永壽、山本條太郎、藤瀨政次郎等日本員工通過搜集中國情報，對中國的了解不斷加深，逐漸成為有名的“中國通”。三井物產還像歐美洋行一樣利用買辦等中國人員工搜集中國情報。益田早在橫濱的美國商館工作期間就注意到當地的華人買辦派人四處打探情報。三井物產在中國雇傭買辦進行交易，正是因為他們通曉中國的風俗習慣、商業(yè)交易等情況。

三井物產通過日本政府、華商、洋商、公開出版物等各種渠道搜集中國情報。首先，三井物產通過日本政府相關機構獲取中國情報。日本政府通過駐華領事等搜集了大量的中國情報，其中不少情報被傳遞給三井物產。益田經常到日本內務省勸商局等政府部門打探情報，其中就包含有關中國的經濟情報。例如1876年7月8日的三井物產內部資料《日記》就刊載了日本駐廈門領事福島九成關于福州茶葉交易狀況的報告。三井物產尤其注重向日本駐華領事獲取其轄區(qū)的情報。1876年7月，日本駐上海領事品川忠道向益田反饋關于日本三池煤的調查結果，指出上海對煤炭的需求量大，只要低價銷售三池煤就能打開市場。三井物產據此確認了三池煤的市場價值，向日本政府申請獲得了三池煤的獨家經銷權。翌年三井物產派遣上田安三郎到上海籌備開設分支機構時，品川向上田介紹了在滬日商的情況，希望三井物產成為日商的先導，大量輸入日本商品到上海。1878年，三井物產派遣曾經擔任外務省官員的員工執(zhí)行弘道到香港開設分支機構并推廣日本貿易銀元時，執(zhí)行首先拜訪了日本駐香港副領事安藤太郎了解當地情況。安藤在回國述職經過橫濱、神戶、長崎時，還為三井物產調查了許多相關物產。對于上海、香港等地的日本駐華領事而言，三井物產是當地最大的日商，自然會不遺余力地提供情報等方面的支持。

其次，作為交易對象的華商、在華洋商也是三井物產搜集中國情報的重要來源。對中國各地經濟情況最為熟悉的無疑是扎根當地的華商，外商通過華商獲取情報才能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三井物產也不例外。1890年，三井物產大阪支店派遣員工端善次郎向上海商人展示日本棉紗樣品并征詢他們的評價。同年，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員工山本條太郎到營口調查，通過東永茂的財東潘達球等華商了解東北豆貨的商業(yè)價值。歐美洋商比日商更早進入中國市場，對中國的情況也更加熟悉。因此，三井物產也通過在華洋商搜集中國的情報。1877年2月，益田受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的委托，與第一國立銀行行長澀澤榮一共同到上海交涉西征軍借款事宜時，就向在上海經商的前同事、瑞士商人布萊恩探詢當地情況，委托布萊恩暫時代理銷售三池煤。同年6月，三井物產派遣上田到上海籌備開設分支機構，上田通過布萊恩的介紹，與輪船招商局、匯豐銀行等搭上關系，熟悉上海的情況后才正式開設分支機構。

此外，三井物產還通過公開出版物獲取中國的情報。報紙、雜志等公開出版物包含很多和中國相關的信息，善加整理分析的話也能成為有用的情報。上田通過郵件向益田匯報中國情況時，就經常援引中國出版物的信息。1893年三井物產高管巡視了上海支店等在華分支機構，其巡察報告就收錄了《中國的貨幣》等歐美人士介紹上海貨幣金融狀況的文章。

綜上所述，甲午戰(zhàn)前，三井物產已建立并完善了情報工作的相關組織，并出臺了相關的規(guī)章制度，對華情報工作機制已初步成形。

二、三井物產主要對華情報活動

甲午戰(zhàn)前，三井物產主要從事貿易代理業(yè)務。為了拓展對華貿易業(yè)務，三井物產需要搜集中國的經濟情報，特別是與其在華經營商品相關的情報。三井物產在華經營商品基本是當時日本對華貿易的主要商品，其對華情報活動基本也是圍繞這些商品展開的。

商品輸出是甲午戰(zhàn)前日本對華經濟擴張的主要方式。三井物產成立伊始，就注重搜集中國市場上日本商品的相關情報。三井物產《清國上海支店事務辦理規(guī)則》第5條規(guī)定應詳細調查適應中國需求的日本商品，以此開拓中國市場。

三池煤等日本煤炭是三井物產著力對華輸出的主要商品，也是三井物產對華情報活動的重點。三池煤礦是日本政府官營的重要煤礦，出產的煤炭起初主要供應日本國內市場。1876年9月，日本政府委托三井物產獨家代理銷售三池煤。三井物產可以獲得三池煤銷售額的2.5%和純利的50%作為傭金。翌年，三井物產派遣上田安三郎到上海開設分支機構推銷三池煤。上田通過調查認識到煤炭以外的日本商品大多由華商輸入中國，日商難以和華商競爭。因此，他將煤炭視為三井物產打開中國市場的突破口，多次到中國各地考察煤炭市場并推銷三池煤。1882年12月，上田到香港、廣州等地考察，向太古洋行、輪船招商局等推銷三池煤。1885年5月，為了進一步開拓華南市場，上田到汕頭、廈門、福州等地方口岸考察。1887年5月，上田陪同日本三池礦山局長小林秀知調查了香港、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煤炭市場的情況。除了煤炭市場外，上田對于中國的煤礦開發(fā)也非常關注。1878年5月29日，三井物產經營的《中外物價新報》介紹了上海煤炭市場的情況，提及開平、基隆等地煤礦開發(fā)的動向，評價了三池煤的市場前景。這篇來自上海的報道極有可能是上田調查的結果。1887年7月，上田到開平煤礦實地考察，由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陪同詳細考察了各種煤礦設備。1888年4月，日本政府決定變賣三池煤礦，益田特意召回上田，了解中國煤炭市場的情況，力主三井財閥競標三池煤礦。1888年8月，三井財閥成功中標三池煤礦，后來以三池煤礦為基礎成立三井礦山會社。三井礦山會社后來發(fā)展成為與三井銀行、三井物產并立的三井財閥三大支柱之一，生產的煤炭繼續(xù)由三井物產出口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海外市場。19世紀80年代前期，煤炭業(yè)務收益占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利潤的四五成，如果加上與之相關的航運業(yè)務則達到六七成。三井物產依托煤炭業(yè)務在中國成功立足，并以之為基礎擴展了航運等其他業(yè)務，情報活動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煤炭以外，三井物產積極調查適應中國市場需求的其他日本初級產品，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調查華北的木材需求，并率先將日本枕木輸出到中國。1886年，中國自辦的第一家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計劃修筑唐胥鐵路。了解到這一情況的上田特意趕到天津，向開平鐵路公司總理伍廷芳展示檜木等日本木材樣品，益田則在日本東北調查適合出口華北的木材。1887年，開平鐵路公司改組為中國鐵路公司，向三井物產采購日本東北的檜木作為枕木。1890年，中國鐵路公司計劃修筑唐胥鐵路，一度使用俄國木材作為枕木。了解到這一情報的三井物產天津支店立即派人回日本調查，確認青森縣檜木等木材最為符合中國鐵路公司的需要。后來，中國鐵路公司認識到俄國木材質地柔軟，不適合作為枕木，于是繼續(xù)向三井物產采購日本木材。可見，三井物產正是在搜集情報充分了解中國市場需求的前提下，才得以開展日本枕木業(yè)務。

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產業(yè)革命蓬勃發(fā)展，三井物產開始順應日本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大力輸出工業(yè)品。棉紡織業(yè)是日本產業(yè)革命的主導產業(yè)，因此三井物產致力于搜集中國棉紡織品市場的相關情報。1890年，三井物產大阪支店派遣員工端善次郎到上海考察中國的棉紗貿易，端善次郎詳細調查了上海等地的棉紗輸入狀況、交易規(guī)則、重要棉商、流行的包裝樣式等情況，完成調查報告《清國棉紗貿易實況報告書》。該調查報告可謂甲午戰(zhàn)前最為全面翔實的日本對華棉紗調查報告。1891年，三井物產通過其上海支店搜集當地輸入的棉紗樣本進行研究，開始對華輸出日本棉紗。1893年8月，三井物產派員工到上海調查棉紗的市場狀況。棉紗之外，火柴等工業(yè)品也是三井物產在中國的調查對象。例如1887年12月，上田調查了中國的火柴市場，指出瑞典火柴在上海很受歡迎，維也納火柴則在天津、漢口等有較大的需求，建議益田早做決斷，加緊對華輸出日本火柴。三井物產適應日本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搜集中國市場各類商品的情報，以期拓展日本商品的中國市場。

三井物產也重視搜集棉花、豆貨等中國土產的相關情報，為日本經濟發(fā)展提供所需資源。上田就任上海支店長以來，就非常關注中國棉花。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日本棉紡織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對棉花的需求不斷增加。三井物產開始將中國棉花大量輸入日本。由于中國棉花含有的水分較多、品質不一，三井物產還與華商、洋商合資開設上海機器軋花局，以提升輸日棉花的品質。此后，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過度倚重煤炭業(yè)務的狀況有所變化，棉花相關業(yè)務的收入大幅增加。東北豆貨也是三井物產的重要調查對象。1888年，以朝鮮大豆歉收為契機，東北豆貨開始取代朝鮮大豆輸出到日本。1890年，三井物產上海支店派遣員工山本條太郎到營口調查東北豆貨。山本寓居在當地大商號“東永茂”，與“東永茂”財東潘達球等華商交游，參觀“東永茂”油坊，見識到營口豆貨貿易的繁盛景象，了解到東北豆貨的商業(yè)價值。1892年，山本攜帶東北大豆、豆餅的樣品向三井物產總部匯報，建議在營口開設分支機構經營東北豆貨。1893年5月，山本代表三井物產與“東永茂”達成協(xié)議，由“東永茂”代理收購東北大豆、豆餅。對日輸出豆貨逐漸成為三井物產在中國東北的主要業(yè)務，三井物產由此得以在中國東北成功立足。三井物產通過搜集中國土產的相關情報，了解其經濟價值，大量輸往日本。

除了商品市場、產地等與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商業(yè)貿易情報外，三井物產也搜集中國各地的交通、金融、稅收等經濟情報。1878年，三井物產派人到天津調查當地的交通狀況、交易習慣、流通貨幣乃至量器。1880年三井物產上海支店調查了中國的厘金，期望日本也能獲得子口稅等帝國主義特權以促進對華貿易。這類經濟情報有利于三井物產更深刻地認識并適應中國的市場環(huán)境。

企業(yè)的發(fā)展不能脫離當地的政治環(huán)境，特別是戰(zhàn)爭之類的重要事件能對經濟造成直接的影響。因此，三井物產也搜集中國的政治、軍事等方面情報。例如三井物產發(fā)行的《上海物價報告狀》第342號就包含李鴻章要求停戰(zhàn)等與中法戰(zhàn)爭相關的信息。這類情報有利于三井物產加深對中國的人士以規(guī)避經營風險。

甲午戰(zhàn)前，三井物產進行了大量對華情報活動，搜集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報以服務于對華經營活動，逐漸成為規(guī)模最大的日本在華企業(yè)之一。在三井物產拓展對華業(yè)務的過程中，情報工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三、三井物產的對華情報工作與日本對華貿易發(fā)展

三井物產在搜集利用情報謀求自身發(fā)展的同時，也通過情報工作促進日本對華貿易的發(fā)展。三井物產并非汲汲于私利的普通私營企業(yè)，而是與日本政府關系密切的“政商”。三井物產在中國經營的主要商品正是日本主要對華貿易商品。如果沒有日本對華貿易的整體發(fā)展，三井物產在中國的發(fā)展也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三井物產在《應振興對華貿易》一文中表明，將通過傳遞商業(yè)情報來振興日本的商業(yè)貿易，即使因此影響到自身業(yè)務亦在所不惜。這種說法雖然有夸張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三井物產通過情報工作促進日本對華貿易的決心。三井物產依托自身強大的情報搜集能力，向日本政府、客戶、社會傳遞中國情報。

日本政府是三井物產的情報提供來源，同時也是三井物產的情報傳遞對象。

三井物產在華分支機構經常直接向當地的日本駐華領事提供中國情報。三井物產等在華日商提供的情報是日本駐華領事報告的重要情報來源之一。例如1879年，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向日本駐滬領事品川提供關于日本貿易銀元在上海流通狀況的情報。1885年，上田向日本駐滬領事安藤太郎提交關于上海煤炭市場的報告，詳細介紹了1885年夏季上海市場英國、澳大利亞煤炭以及三池、高島等日本煤炭的進口量、各種煤炭的價格以及預測的行情。日本政府非常信任三井物產的情報搜集能力，多次委托三井物產進行對華調查活動。1887年，日本農商務省委托三井物產派人實地考察開平煤礦等華北的煤礦。三井物產選派員工山本條太郎執(zhí)行這一任務，山本成為首位實地考察開平煤礦的日本人。甲午戰(zhàn)爭期間，山本又被日本政府臨時委任為內閣通信員。山本詳細調查中國東北地區(qū)的物產、交通等經濟情況，撰寫了調查報告《占領地及朝鮮平安道商況視察復命書》。日本外交官本多熊太郎認為，在“滿鐵”成立前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調查報告中，山本的報告最為綿密詳細。三井物產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中國情報，為日本政府制定對華貿易政策提供參考。

三井物產還向期望發(fā)展對華業(yè)務的日本客戶直接提供中國情報。如果日本客戶希望向上海推銷新商品，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需要進行市場調查后向客戶報告。19世紀80年代，三井物產上海支店不定期發(fā)行《上海物價報告狀》，刊載其搜集的上海物價、進出口商品等商業(yè)情報。上田親自編輯《上海物價報告狀》，印刷則交由日本人開設的修文書館負責。每次郵船由上海開往日本時，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都會將《上海物價報告狀》寄送給日本的客戶，或者經由其他分支機構分發(fā)給客戶。1880年2月14日，益田還在《中外物價新報》上發(fā)出公告，指出日商由于對海外缺乏了解而難以進行對外貿易，呼吁有志于對外貿易的日商向三井物產索取海外情報。這些日商在向三井物產索取情報的同時，往往也會成為三井物產的客戶。有志開展對華業(yè)務的日本工商業(yè)者不用前往中國就能夠通過三井物產獲取他們所需的情報。客戶可以根據三井物產提供的情報，改進商品的品質以適應中國市場的需求。日本棉紡織界參考三井物產搜集的情報促進日本棉紗的對華輸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1890年日本爆發(fā)經濟危機，棉紗價格大幅下跌，日本棉紗紡織同業(yè)聯(lián)合會決議對華輸出日本棉紗以擴大市場，為此委托三井物產調查中國棉紗市場的情況。三井物產派遣員工端善次郎到上海實地調查當地的棉紗輸入狀況、交易規(guī)則、重要棉商、包裝樣式等情況，指出日本棉紗需要改良包裝和商標才能更好地對華輸出。端善次郎從上海寄送印度棉紗和商標樣品回日本，作為日本棉紗包裝的參照對象，還勸告日本的棉紡織企業(yè)在棉紗商標中使用動物等受中國人歡迎的形象。大阪紡織會社使用金色、白色的大象作為商標，東京、鐘淵、堂島等棉紡織企業(yè)則相繼改進棉紗包裝。此后中國逐漸成為日本棉紗的主要海外市場。三井物產提供的情報促進了日本棉紡織業(yè)和對華棉紡織品貿易的發(fā)展。

三井物產除了向日本政府和客戶直接提供情報外，還將部分情報通過公開出版物向社會公布。益田認為搜集并傳遞國外的商業(yè)情報是海外貿易從業(yè)者對公眾應盡的義務。益田本人領導三井物產積極履行這一義務。三井物產順應日本政府的要求創(chuàng)辦了《中外物價新報》。19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內務省勸商局局長河瀨秀治勸告益田創(chuàng)辦經濟類報紙，以更好地傳遞日本國內外的商業(yè)情報。1876年11月，益田順應要求在三井物產內開辦《中外物價新報》。《中外物價新報》設有“香港通信”“上海通信”等欄目，介紹當地大米、煤炭、海產品等商品的價格。其中很多報道是三井物產在華分支機構提供的。《中外物價新報》是日本現在影響最大的經濟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的前身，在傳播經濟情報促進日本對外貿易發(fā)展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三井物產向其他日本公開出版物提供中國情報。《通商匯編》《官報》等日本官方出版物不時刊載來自三井物產的報告。日本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朝日新聞》也刊載過三井物產的《上海物價報告狀》。1880年6月到1887年2月，三井物產上海支店持續(xù)向日本影響最大的經濟類雜志之一《東京經濟雜志》寄送關于“上海市場商況”的報道，傳遞生絲、煤炭、海產品等各種商品的行情。1891年1月，日本棉紗紡織同業(yè)聯(lián)合會的機關報《聯(lián)合紡織報》常設“上海通信”欄目，刊載來自三井物產上海支店的報告。除了向日本國內提供情報外，三井物產也向在華日本人提供情報和支持。1882年7月，日本人在中國最早創(chuàng)辦的刊物《上海商業(yè)雜報》在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內設立，受到三井物產的資助，主要刊載關于中國經濟情況的調查資料。1890年6月，三井物產上海支店支持松野平三郎創(chuàng)辦上海最早的日文報紙《上海新報》。《上海新報》的宗旨為“以新聞發(fā)行來盡發(fā)展日中貿易的夢想”，報道上海等地的物產、物價、進出口貿易等情況。《上海新報》有關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的經濟報道大多來自三井物產在當地的分支機構，與三井物產的《上海物價報告狀》存在關聯(lián)。此外，《上海新報》還經常刊載《上海三井物產會社支店報告》等與三井物產相關報道。三井物產搜集的中國情報通過公開出版物得以廣泛傳播，有利于日本人加深對中國經濟的認識。

甲午戰(zhàn)前，日本對華貿易額特別是對華出口額大幅增長。在日本對華貿易發(fā)展過程中，日本企業(yè)的情報工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日本企業(yè)中，三井物產的情報搜集能力突出，又樂于向日本政府、客戶乃至公眾傳遞情報，為日本對華貿易的發(fā)展和經濟擴張?zhí)峁┝酥С帧?/p>

結 語

甲午戰(zhàn)前，不少日商進入中國從事對華貿易。從1873年到1893年，在華日商從1家增加到42家，人數也由23人猛增至1017人。但在中國市場成功立足的日商較少，重要原因之一是日商進入中國市場較晚，不了解中國的商業(yè)情況。當然，也有一些日商通過有效的情報工作不斷拓展對華業(yè)務，其中以三井物產最為成功。

三井物產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視情報工作，逐步建立并完善對華情報工作機制，依托其在華分支機構與員工，從日本政府、華商、洋商等各種渠道搜集中國情報。三井物產通過積極搜集利用中國情報，逐漸成為日本最大的在華企業(yè)之一。與此同時，三井物產還將搜集到的中國情報傳遞給日本政府、客戶和社會，促進日本對華貿易發(fā)展，充分發(fā)揮其作為日本對華經濟擴張先鋒和主力的作用。此外，三井物產還向日軍提供情報，或者為日軍的對華諜報活動提供協(xié)助，有利于日本發(fā)動對華軍事侵略。甲午戰(zhàn)爭前，三井物產員工山本條太郎在營口處理業(yè)務期間，就留意調查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地理、物產、風俗、習慣等各方面情況。在山根將軍實地考察中國東北南部時，山本提供了大量幫助。山根繪制的地圖在之后的甲午戰(zhàn)爭中對日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893年日本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考察中國刺探軍事情報，受到三井物產天津出張所、上海支店的款待。三井物產與日本政府在情報方面進行了深入合作，以三井物產為代表的日本企業(yè)是日本政府主導的“官民一體”對華情報網的重要組成部分。

甲午戰(zhàn)前，雖然三井物產的對華情報工作相對活躍，但是其在華分支機構的數量較少，自身業(yè)務及其情報職能仍然處于初步發(fā)展階段。因此，三井物產對華情報工作的規(guī)模有限，特別是系統(tǒng)性的對華調查活動為數較少而且不夠深入。甲午戰(zhàn)后，日本獲得在華投資設廠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對華經濟擴張進程大大加快。進入中國的日本企業(yè)數量大為增加，類型更為多樣，對華情報工作更為活躍。為日本企業(yè)提供情報支持的日本商業(yè)會議所也開始廣泛出現在中國各地。在此背景下，三井物產大量增設在華分支機構以拓展對華業(yè)務，對中國情報的需求進一步增加。三井物產如何順應形勢變化調整并推進對華情報工作，其在日本對華情報網中的地位又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