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圖片由 DEEPAI生成?????????????

大量研究告訴我們，全球科學論文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即便是疫情期間，數量也在增加[1]），但重要科學發現的數量并沒相應增加，科學進步的速度正在放緩[2]。

為什么“科研條件”越來越好了，“科研經費”投入也在持續增長，但重要的科學發現卻并沒有像想像中那樣增長？那問題大概率是出在“人”身上了。兩位來自法國的學者?Besancenot & Vranceanu在發表于《Research Policy》的論文中，構建了一個信號模型，用于解釋科研人員為什么不愿做突破性研究[3]。

模型假設科研分兩類：邊際收益較低的發展性研究和能夠帶來突破性創新的探索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科學進步往往是非線性的，而是由突破性創新推動?？蒲腥藛T在這兩類研究上投入的總時間是固定的?？蒲腥藛T分兩類：高水平學者和低水平學者，前者在兩類研究上的能力都勝過后者，也就是說，如果只做發展性研究，前者比后者做得更好；如果只做探索性研究，前者也比后者做得更好。

在不完備信息條件下，科研管理者只能觀察到論文數量，無法識別突破性創新，那么，低水平學者可能會減少對探索性研究的投入，轉而投入時間做發展性研究，發表盡可能多的論文，以混淆科研管理者的視線，讓他們分辯不出誰是高水平學者誰是低水平學者，以便獲得與高水平學者相同的回報。此時，高水平學者會對此做出回應，發表更多論文，讓低水平學者望塵莫及，以維持自己作為高水平學者的回報。這何時是個頭呢？文中討論了兩種可能的均衡狀態：

1.分離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在這種均衡狀態下，高水平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超過了低水平學者的最大能力，從而使得低水平學者放棄模仿。這種均衡有兩種情況：

• 產出限制的分離均衡（Output Limit Separating Equilibrium）：高水平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達到了低水平學者的最大發表能力，低水平學者因此無法模仿。在這種均衡下，高水平學者會減少對探索性研究的投入，轉而發表更多論文，而低水平學者則發表他們的最佳論文數量（在發展性研究與突破性研究之間尋得平衡）。

• 經濟限制的分離均衡（Economic Limit Separating Equilibrium）：在這種均衡下，低水平學者無法通過模仿而獲得跟高水平學者一樣的科研回報，因此，高水平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低于低水平學者的最大發表能力，但由于高水平學者獲得的補償與低水平學者相同，因此沒有動機增加論文數量。低水平學者也不會嘗試模仿，因為他們的最佳策略是發表他們的最佳論文數量。

2.混合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在這種均衡狀態下，所有研究者無論水平高低都發表相同數量的論文，管理者無法從論文數量上區分研究者的水平。然而，文章指出這種均衡狀態在現實中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總會有研究者試圖通過發表更多論文來區分自己，從而打破這種均衡。

小結：無論達到哪種均衡，高水平學者與低水平學者的最優策略都是投入更多時間做發展性研究，以發表更多論文，而減少做探索性研究，畢業這種研究有風險，萬一做不出成果來，會被科研管理者視為低水平學者。

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激勵科研人員做探索性研究，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一點很難，因為我們可以把『發表XX 篇論文』寫進合同時，但無法把『取得XX突破性創新』寫進合同里，畢竟突破性研究失敗的風險太大，沒人敢簽字。

那怎么辦，總得想辦法解決問題啊？文中討論了幾種方案：

（1）識別突破性創新成果：

• 傳統的激勵機制往往側重于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這可能導致研究者更多地從事能夠產生這些可量化成果的研究，而非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工作。解決這一問題，有待提升同行評議質量。如果在某個特定的評審場景下，評審人在認真的閱讀研究內容，而不是只看發表在什么期刊上、被引多少次，那么，這個問題就被解決了一半。如果找到的評審人是懂行、且愿意說真話的人，那問題大概解決了七八成。還有兩三成沒有解決是因為，有些突破性創新可能沒有同行能懂。

（2）放寬項目申請時對研究目標和預期成果的要求：

• 目前的科研資助體系往往要求研究者在申請資金時提出具體的研究目標和預期成果。這種要求可能會限制研究者的探索性，因為他們可能會傾向于提出那些更容易獲得資助的研究計劃。如果研究資助能夠更加靈活，不對研究產出設定過于嚴格的要求，可能會有助于研究者自由探索新領域，從而增加突破性創新的機會。（我很好奇，既然這樣，為啥不直接把對項目的資助改成對人的資助？）

一旦能夠識別突破性創新，那么，上述『不完備信息條件』就不成立了，也就是說，對于科研管理者來說，他們很容易從科研人員中識別誰水平高，誰水平低。那么，上述『不完備信息條件下』的模型就會變為『完備信息條件下』的模型。在這個模型里，科研管理者清楚的知道每個人的研究水平。在這種機制下，無論水平高低，不需要通過發送信號來證明自己，不需要拼盡全力發表盡可能多的論文，而是會在發展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之間找到一個最優的時間分配方案，最大化自己的科研回報。這是一種理想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存在于現實中，因為突破性創新往往難以識別。也正是因為如此，『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不能解決大家不愿意投入時間搞突破性創新的問題?？蒲泄芾碚唠y以識別誰的成果是突破性創新時，該『獎』誰呢？

到這里，該講一下這個模型的不足了。首先，模型建立在一系列簡化的假設上，比如，研究類型的二分，科研人員的二分，等等；其次，模型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科研環境中適用，而不是所有環境、所有學科；第三，模型未經數據驗證。即便如此，這個模型依然清楚地解釋了當前的科研運行機制。

如果您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歡迎留言。?

[1] Rousseau, R., Garcia-Zorita, C., & Sanz-Casado, E. (2023). Publications during COVID-19times: An unexpected overall increase.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7(4), 101461.

[2] Park, M., Leahey, E., & Funk, R. J. (2023). 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Nature, 613(7942), 138-144.

[3] Besancenot, D., & Vranceanu, R. (2024). Reluctance to pursue breakthrough research: A signaling explanation. Research Policy, 53(4), 10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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