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這可能是中文互聯網中，最容易和死亡關聯的神秘景點——藏地。

有位在當地生活了14年的朋友說，這里喝酒會死人，洗澡會死人，感冒會死人，他的老領導甚至因頻繁提醒大家注意生命安全，把“這樣搞會死人”當成了口頭禪。

我的這位朋友，是一名草原法官。

2010年，22歲的他被指派到藏地，進到辦公室第一天，就看到了墻上烈士的照片。

多年后，他加入了我們作者張飛的律所，成為一名顧問。他決定，自己的故事就從藏區講起。

第一次見沈雷的時候，他是來我們律所參觀的法院領導。他到之前，我專門拿起他桌上的名牌，和我正對面的名牌調換了下，這樣就離得近一些了。

我是律所執行主任，他是法院副院長，一個江湖一個廟堂，平時連面都見不著，這次終于有機會深聊。

那天沈雷端著白瓷茶杯，告誡我們，作為一個年輕的律師團隊，要在發展中找好自己的定位。他說完，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葉，沒喝茶，又把杯子放回去。我假裝拿筆，記錄他們說的那些場面上的話，桌子下面跟餐廳發消息，晚餐加一個菜。那天晚上吃飯，我把酒杯壓得很低。

也是在飯桌上，我發現了這個人不一樣， 他作為法官，好像就連在生活里，都沒有脫離自己的工作。他說話語調高亢，如同宣讀審判材料。

我是在不斷上揚的音調中了解他部分故事的：

他當年剛畢業，就前往四川藏地的法庭，騎著馬審案，見誰都叫“阿哥阿姐”，在草原飛馳14年，從助理一路晉升到副院長。

別的法律工作者，吐槽的凈是工作繁忙，當事人和家屬不好溝通。

他說在藏區當法官稍不留神就得沒命。

那天從開席到離開，我酒喝得都不痛快，因為擔心說錯話得罪這個看起來就很強硬的“草原法官。”這種見面，雙方有能合作的地方就進一步發展，沒有則散。我們倆沒有，按理來說應該散，以后只是點頭之交。

我沒想到不久后，他又一次來到我律所，這次是來面試的。

他說自己辭職了，多的沒再說，只告訴我，自己現在需要一份工作。

我們又一次喝酒，我依舊壓低酒杯，他用一只手托住我酒杯的底，不讓我的酒杯低下去。我親切地喊他大哥，他動作很快，拍拍我肩膀：“你才是大哥。”

入職以后，他說話聲調不再向上，半夜熬夜加班寫方案給我……很短的時間里，他變得和過去不一樣了。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那次見面之后，這位草原法官身上發生了什么。

沈雷再進律所那天，我讓行政給他整理出一間屬于他的獨立辦公室，搬進新沙發和茶幾，新的桌椅，新的茶臺，裝好座機，擺好辦公用品，連綠植都給他擺在角落里。

不管他之前經歷了什么，進來我們律所之后做什么都再說。我不想讓這個人在外邊飄著。

我以前也在體制內，是一名檢察官，最后狼狽地離開了那里，很久以后我都沒跟人說自己經歷了什么。

我看到他就想到當時的自己。

我告訴沈雷，這以后就是他的辦公室了，行政也專門給他錄入了大門的指紋。

但沈雷卻沒有接受這份“工作”，他每次來都會單獨跟我約時間，來了也只是找我請教如何在法律工作這個行業里，能夠多接一些案子多掙一點錢。哪怕他提前到了，也不刷指紋進來，只是悄悄在樓道里躲著，等到時間了，他才會摁響門口的門鈴。

起初，我以為他不想加入我們。畢竟我們太年輕，一群九零后，他來了就是唯一的八零后。我也想過，他是不是覺得我們這里給不了他想要的機遇和平臺，對此我跟他提過，門口給他單獨掛牌。

他依舊拒絕了，說是自己在外面背著包多跑跑，多見下世面才好。

我猜他是心里有股傲氣，這股傲氣是“等價交換”帶來的平等。他不經意間說過，他覺得現在自己不能帶來案子，也不方便執業，一切都受之有愧。

結果有一回，我把一個案子全權交給他，不是什么大案，按照沈雷的經驗足以應對。沒想到沈雷見了當事人和家屬，律師費只要了五千。我聽到這個數字以后哭笑不得，即使是剛畢業的律師，也不會只要這個價，沈雷這是怕丟掉這個案子，沒給律所掙到錢。

但是這些都能度過去，我最擔心的，是他經歷了什么事兒，會不會徹底失去自信，再也站不起來了。

出現一個不自信的合作者，這樣對我和律所都不好。

那天還是喝酒，我沒有直接問，他也沒從為何離職的原因開始說。他從自己十多年前的一天講起，說那時候自己胸前戴著紅花，作為全村第一個考上法院的人，被鄉親們送了出去。

他還記得那天的自己有多驕傲，可不是今天這樣。

沈雷說那年是2010年，自己不過22歲，生于一個我們當地說出來以“窮”聞名的地方。

出發前一晚，村長和村支書都來了，夸獎了他兩句話，因為沒太多文化，所以只能以神佛名人來表達——

“菩薩保佑你能吃上皇糧。”

“我們這個山坳坳里出來了包青天。”

村長懂得多點，囑咐沈雷說：“要好好做官，不能給村里丟人，要爭光，不要拿群眾一針一線。”

第二天清晨，家里兩個大行李箱都被撐得滿滿當當。擔心箱子在路上崩開，沈雷的父親特意拿麻繩把行李箱又捆了幾圈，借來親戚的摩托車，把行李箱緊緊捆在車后。

隨后，父親坐在親戚摩托車后面，沈雷坐在村支書的摩托車后，出發了。

村里放著鞭炮，給沈雷送行，在他胸前戴上大紅花。每家每戶都出了錢，拿紅紙包著塞進他懷里。

從村里到縣里，摩托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從縣里坐班車到市里，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等他到火車站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接著，沈雷坐綠皮火車從市里到成都搖了五個多小時，抵達成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沈雷大二那年，學校里組織了一場“援藏支邊”提倡年輕人前往藏地邊疆，支援那里的法制工作。援藏的優惠政策很好，晉升又快，坐在禮堂的同學聽得砰砰心動。可是回去一查那地方的環境，都打了退堂鼓。

要去的地方，就是藏族自治區下轄的某個縣，海拔三千米往上，最高五千多米。缺氧，寒冷，多風，干燥，紫外線暴露……這些能嚇退別人，可是嚇不倒沈雷。

沈雷打小過慣苦日子，自己的家鄉就是特困村，90年代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娃娃，喜歡就是裝病，因為裝病才有雞蛋吃。

每回村里吃席，爸媽都得囑咐他，千萬不能動桌上的魚和燒雞，因為村里都窮，魚和燒雞是流水席上的“演員”，這桌完事，下桌還用，不知道放多久了。

2009年村里才通上衛星電視，100元成本費購買設備，30元保險費，就這樣依然有嫌貴，不愿意安裝的。在這種地方生活多年，條件艱苦也叫個事？

沈雷不信邪，聽完講座沒多久，就去報名參加考試，過了，就坐上這趟綠皮火車。

在火車站旁邊的旅館熬過一宿，第二天清晨六點，沈雷搭乘班車前往自治州州府，到地方凌晨兩點多，是縣法官的副院長親自來接。

副院長開著一輛越野車，說是法院配的，沈雷想把行李箱放進車后備箱，打開一看，里面塞滿各式各樣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敢情這個法院來一趟自治州州府不容易，誰來了，就得兼職采購員，買一堆東西回去。

剛上車的時候，沈雷還在心里嘀咕，法院能配進口的豐田普拉多越野車，看來當地財政也不是很艱難。

可是上了路他才明白，這地方普通車子根本走不了，就連越野車都挺吃力，一百多公里的路他們開了快五個小時，時速二十多邁，還不如城里的外賣騎手跑得快。

路上，副院長跟他科普，那地方藏語的意思是“財神居住的地方”，可是沈雷壓根連財神的影子都沒瞅見，五個多小時的路程，眼睛里凈是雪山、草原、峽谷和森林。

十多年以后，他喝著酒跟我說：“我看到的除了自然景觀，還有內心的絕望。我當時就后悔考到這地方，太遠，太艱苦，我一個農村長大的都覺得太難了。”

抵達當晚，法院同事們為沈雷舉辦歡迎會，大家面前都有酒，唯獨他沒有。

領導笑著舉起酒杯，跟他說：“剛進高原千萬不能喝酒，搞不好要死人的。”

沈雷想不到，這后半句竟然是領導的口頭禪。

“要死人的”四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他心里的陰影，剛去就喝酒可能是要死人的；剛去就洗澡可能是要死人的；感冒會引發肺水腫可能是要死人的；晚上是很容易遇到狼的，那是要死人的；夏天開車一定要注意，泥石流和塌方是要死人的；冬天開車一定要注意，暗冰和積雪是要死人的……

這些可不是憑空嚇唬他，每當他不以為然，同事就讓他看看法院的墻上。法院里專門有堵墻，上面掛著幾張烈士遺像，都是來這里當法官，“稍不留神”的年輕人。

“歡迎會當晚，我就有要逃走的念頭。”

沈雷感覺自己像拼死一搏的戰士，兩天前光榮出征，然后就到了這個稍不留神就“要死人”的地方。他到這里是想搏一把仕途的，沒想玩命，仕途不好頂多回去過普通日子，總不能還沒做出什么事業，先變成一張照片掛墻上吧。

直到歡迎會告終，沈雷回到宿舍，打開行李箱，翻出衣服，熟悉的味道撲鼻而來。那是長期煙熏火燎的灶火味，還有一股罕見的油脂味。

往里翻發現，箱子里擱著一整塊臘肉，拿報紙包了好幾層。那是他們家里唯一一塊臘肉，每逢過年，沈雷媽就切一點煮上，剩下的掛在廚房灶臺，現在整塊臘肉都在他手里了。

再翻衣服，忽然從毛衣里掉出一樣東西，是一個紅色的薄塑料袋，里面都是錢，都是一百的紙幣，總共三千多塊，后來沈雷才知道，父母把養的豬給賣了。

父親告誡過他，以后要做包青天一樣的青天大老爺，要為民做主，給祖上爭光。

沈雷的爺爺原來是有文化的城里人，響應過時代號召，上山下鄉去最艱苦的地方，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在特殊時期，依然遭到加害，被搞瘋了。奶奶帶著全家人，從城里逃到農村，發現事情也波及到農村，就繼續往更偏遠的地方逃，終于逃到山坳坳里。

現在輪到他響應時代號召了。

“做個包青天，以后當個大法官，給你爺爺平反。”

沈雷自幼聽著包青天的故事長大。其實他父親沒有讀過太多書，不了解這個歷史人物，“包青天”不過是寄托美好的夙愿，也成為鐫刻在他骨子里的榜樣。在父親眼里，考進法院，就等于當上廟堂里的青天大老爺，早晚能給這個苦難的家族昭雪，給這個世界公平和正義，多年的心思沒白費。

那晚，沈雷收拾好行李，把臘肉和三千塊錢藏好，躺下來，努力閉上眼。

當我聽到他說包青天的時候，我大概就能猜到他在崗位上的結局。很多沒有進過體制的人，會覺得進去了很香，不僅穩定，還有面子。但很是事情，你不是擁有信念就足夠的，還需要有將其執行下去的能力。

過去我沒有這樣的能力，于是最終選擇離開。

曾經正年輕的沈雷，還接觸不到這些，當時的他，既然決定留下來就是踏踏實實干，所有上述的困擾只是隱患。他正少年，是擁抱這個職業最光明一面的時候，要學習如何騎馬，在草原上穩當地飛馳與判案。

剛到法院時，沈雷還是法官助理，領導叫他參加流動法庭的審判。

法官、書記員、助理，還有法警一行背著國徽，五人從縣法院出發，開車兩個多小時進了一個村。路只能通到這里，再往前就得騎馬進去了。

那是一個很簡單的民事案件，兩家人因為放牧發生糾紛，多吉家的牦牛疏于看管，跑到丹朱家的草場上。丹朱家認為，多吉家剛有人去世不吉利，就連牦牛也沾了不吉利的氣息，會給自己家帶來不詳。

兩人發生爭執，多吉動手打丹朱。過了幾天丹朱氣不過，偷偷殺了多吉家的兩頭牦牛。

在當地派出所的主持下，丹朱把多吉告到法院，要求丹朱賠償兩頭牦牛的錢。縣法院考慮到牧民開庭很不方便，所以以流動法庭的形式上門審理。

唯獨沈雷這個法官助理不懂騎馬。

同行的法警是個藏族小伙，承擔了教騎馬的任務，“在這兒騎馬必須要學，不會騎馬好多地方去不了。”

第一次騎馬，沈雷坐在馬背上走了四個多小時，途中馬匹受到驚嚇，把沈雷顛下來，結果他的一只腳卡在馬鐙里，被拖拽著跑了十幾秒，幸虧法警小伙立刻安撫住馬，才讓法庭那堵墻上沒多出一張掛著的照片。

中午他們走到一條溪流邊，歇息片刻，法官把國徽從背上取下，輕輕靠在隨身帶的包上。

“這個不能臟。”帶隊的法官邊用隨身帶的毛巾擦拭國徽，邊叮囑法警庭審的細節，“下午還是要做好檢查，他們牧民很多身上都帶著刀，千萬不能出事，一定要檢查好。”

到了村里，他們把國徽掛在一戶牧民家的帳篷上，整個庭審就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舉行，旁聽庭審的牧民和僧人有些手里捻著佛珠默默誦經，有些手里搖著轉經筒，所有人都像在為這場庭審祈禱。

整場庭審從下午三點多開始，因為藏語需要書記員和法警翻譯，庭審的進程很慢，并且很多時候法官在庭審中要不斷回答“為什么”。

“為什么丹朱打了我這事不管，我要他賠錢！”

“多吉家的牦牛先來吃了我家草場的草，法官這件事你為什么不管？”

“我的牦牛還要生小牦牛，小牦牛長大還要生小牦牛，為什么只算一頭牦牛的錢？”

法官宣布休庭，明天早上繼續審理，旁聽的人群捻著手里的佛珠，搖著轉經筒散去。

那天晚上，沈雷第一次住牛毛帳篷。帳篷里彌漫著濃郁的酥油味，和某種藏香的味道，還混雜著燃燒后牦牛糞便的味道。他怕有狼，一夜沒睡，聽著外面的動靜，和丹朱家的狗一起守夜。

第二天清晨，事態超出了沈雷的預料，原本要死要活的兩個牧民居然和解了。

他看到，法官師傅身邊，站著一位昨天旁聽庭審的僧人。

原來昨天晚上庭審結束后，法官請旁聽的僧人一起和多吉聊聊。僧人給多吉講了吉祥天母殺掉自己曾經的情人，邪惡夜叉的故事，他勸導多吉說，丹朱殺掉了他的牦牛，也殺掉了他的厄運。

簡單的一個神話故事，讓多吉撤回訴訟，丹朱承諾自己的牦牛生了小牛以后送給多吉兩頭。

這是沈雷第一次感受到法律之外的力量。回去的路上他默默無言，到了宿舍整個人趴在床上，分不清是心里更別扭，還是屁股更難受。后來他成為法官，騎馬屁股不疼了，依然會問自己，講神話故事而不是對錯。這樣來讓當事人認同，還是包青天嗎？

直到一起偷竊牦牛案出現，沈雷也請來了僧人。

那是一起牦牛盜竊案。牦牛賊被抓獲時，偷了幾十頭牦牛，得用掛車來拉。此人是慣犯，庭審時，在公訴人的鐵證面前，他拒不承認自己過去偷牦牛的事實。

證據確鑿，敲錘子審判就完了。可是沈雷下意識覺得，不能這樣干。

他宣布休庭，在休庭期間他去寺廟找了一位僧人，請僧人帶著唐卡參加庭審。

再開庭時，僧人帶著唐卡坐在旁聽席上，偷牦牛賊依然不承認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

“被告，請你轉身。請僧人把唐卡打開。”

書記員把沈雷的話翻譯成藏語，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轉過身去。僧人緩緩起身，雙手把裹成一卷的唐卡鄭重地抬起，用額頭莊嚴地觸碰后，緩緩打開，高高舉起來。

“被告，請你面對著僧人和唐卡，告訴我你所說的都是真話，沒有撒謊。”

法庭里一片寂靜，站在被告席上的嫌疑人沒有說話，有些發抖。

這時僧人用渾厚的聲音說了一些話，書記員翻譯給沈雷，“說吧孩子，勇敢地講出來。”

又是一陣沉默后，嫌疑人轉過身，承認自己撒慌，坦白交代多次偷牦牛的事實。

我聽沈雷講起這事，先是爆笑，隨后又憤怒，覺得他這樣是在拿自己前途在賭，他是法官，又不是神棍。

可是沈雷回了我一句：“我一錘子敲下去容易，但是值得嗎？”

就是在那天，沈雷意識到，當自己坐在審判席上時，法律賦予了他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權力，但是他真正掌握這種權力時，更希望用這種權力去拯救一個人。

牦牛賊面對唐卡坦白事實真相，相當于有當庭坦白情節，他作為法官，也能酌定減輕。

他們那個地方是無律師縣，整個縣一個律師都沒有，大城市的律師也根本不愿意來藏區，被告沒有辯護人，也不知道該怎樣爭取法定減輕和酌定減輕，這樣也是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

沈雷只是做一個法官，負責敲錘就行了，但是要做公正嚴明的“包青天”，就不能只管咣咣敲錘。

沈雷也終于解開了多年前的疑惑，上一位法官的做法，不是為凸顯誰的尊嚴，而是讓這個特殊地區的法律有點人味，這些想法被他總結成四個字：“道法自然。”他說這跟宗教無關，道指的是道德，法就是法律，兩樣東西結合起來搞，才有包青天的樣子，“在這片廣袤的高原上做法官，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

他說到這里，非常得意地拍著胸脯說，自己在藏地最驕傲的事，就是判過三百多起案子，沒有一樁冤假錯案。要是一個普通的地方法官說這話，我都得替他感到害臊，但是在那地方，沒有監控，沒有律師，太多案子沒有證據，能做到這一點，太難了。

那些年，他在當地越來越有影響力，他主辦的普法講堂，搞成自治州的典型案例，他的判例也成了學習案例。就像當年承諾的一樣，政策扶持讓他的仕途走得很快，從法官助理到法官，然后是員額法官，再到庭長，三十五歲前，沈雷就坐上了副院長的位子。

他一度認為，自己這些年敲的錘子，每一下都很“值得”。

他在藏區做法官沒有愧對法律，沒有愧對父親的期許，也沒有愧對這里的人。

他唯獨覺得愧對自己最愛的家人，連續4年，他都是一年回家一次。忙碌不是唯一的理由，不能回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回一趟家太難了。

沈雷做法官時就很難回家，做副院長以后事情更多，回家更難，偏遠藏區的人手有限，許多特別的時候他們都需要堅守自己的崗位，或者堅守別人的崗位。

回家過春節只有七天，往返路上順利的話，一共要耗去三天，滿打滿算在家里只有四天。這四天里，他還需要適應醉氧帶來的嗜睡、頭腦昏脹、乏力，能精神飽滿陪伴家人的時間屈指可數。

2015年春節他好話說盡，讓領導批了假，讓他回家過春節，沒想到差點死在半路上。

那時候路況還很差，冬天一旦有車因為暗冰發生事故，或者因為大雪封路便會出現大堵車。堵車發生時，他距離自治州州府還有一大半的路程，為了早點趕回家里，他選擇了掉頭走小路。那段小路導航上也沒有顯示，走了一個多小時，沈雷的車陷進爛泥。

那條路不是鋪裝路面，雪積的厚，下面藏著泥巴坑，車子一旦陷進去就很難出來。

當時他的位置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外面又下著大雪，只能躲在車里等待過路的車救援。他在車里蜷了一下午，手機沒有信號，也沒等來一輛路過的車，到晚上他才敢把車打著火。

他不知道要被困多久，晚上太冷，只有打著火取暖，加上害怕路過的車撞上，只有打著火把全車燈光打開。車里沒有吃的，水喝完就裝點雪，拿到車里化開喝。

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依舊沒有等到過路的車，再等下去可能真的會死，于是鼓起勇氣下車往來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他遇到同樣抄小路的貨車，等到他的車被拉出來時，回家過春節的奢望已經化為泡影。

那些年，他錯過孩子的出生，錯過妻子生日，錯過結婚紀念日，錯過父母的大壽，好像整個家都與他無關，這些都是他成為包青天的代價，好在仕途正在實現，35歲他已經成為副院長，再熬些年，說不定就能再晉升一點，調回城市和家人團聚不再是夢了。

可是沈雷沒有等到的那一天。

兩年前，有一個敗訴方對他的判決極為不滿，每天到各種上級部門投訴，還在社交網絡上圈出各種有關部門，舉報他是“帶病提拔的干部”，說他“胡亂判案，有錯不糾”，還說他貪污受賄“兩根蟲草”。

這樣的投訴舉報持續一年多，盡管這樁案子證據確鑿，判得公平公正，沈雷還是成為調查對象，省里組建了多部門參與的工作小組對他進行調查。那幾個月，沈雷被停職，每天接受談話、問詢，不斷寫材料，交證明。他判過的所有案子都被查了個底朝天，最后查明他沒有亂判。

工作組離開后，輿論影響還是存在，領導和他深談了一回，他不肯與任何人講，深談中究竟都說了什么。

面對外界的流言蜚語，他也感覺委屈，自己在藏區待了十四年，一直沒忘父親給他的教誨，這些年忍受著“稍不留神就死人”的惡劣環境，虧欠家人，這口氣憋在胸口，死活倒不上來。

他可以接受自己犯錯，但是不能接受枉加的流言。他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拍在領導桌上，一怒之下辭職回老家。

老家的父親很失望，對親戚朋友和相親都隱瞞了他辭職的事，打心眼里覺得，兒子肯定是收受賄賂才被逼辭職，逼著他在祖宗牌位前跪下認錯。沈雷沒有爭辯，他這些年本來就對家里有愧疚感，法院的事也跟父親講不清楚。父親讓跪，就跪下了。

沈雷心里并不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三十多歲正是好時候，有專業，有資歷，覺得到哪都一樣有飯吃。

結果現實打了他的臉，有個名牌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看了一眼他的簡歷，直接扔在一邊說：“中國區縣一級基層法院有三千多個，每個法院兩三個副院長，全國差不多有一萬個副院長，你算什么？”

他每天背著包，坐地鐵去找工作，大的律所瞧不上他，覺得他那些藏地的經驗沒用，法官的履歷也不算啥。普通的律所呢，他瞧不上人家，因為那里的律師各干各的，自己找案子，自己解決，每個月給律所交抽成，并不會把資源傾注在他身上，他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

至于銷售型律所，他更不愿意去，那純粹是打著律師名義，撈業務坑當事人的，根本不注重專業價值，在那里只要嘴皮子好使，律師和賣保險的也沒什么區別。

幾個月下來，他說話再也沒有洪亮高亢的語調，見誰都笑瞇瞇地點頭，滿臉和氣。可是工作依然沒有找過，妻子打來電話，孩子該交學費，家里眼瞅著快揭不開鍋了。

就是這時候，我向他拋出橄欖枝。

他那時沒有跟我講，自己離開崗位真正的原因，其實無需他多言，我也能理解。后來他愿意講多少，我聽多少，說多了，我還不想聽。我只是帶他去KTV，沒喝太多酒，唱歌，不停唱我們兩個都喜歡的歌，從何勇的《姑娘，漂亮》唱到新褲子的《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我給他把辦公桌椅在律所里備上，只等他來上班。

律所的合伙人問過我“你看中沈雷身上什么東西”。

我說，我們律所正好缺一個有審判思維的專家顧問，邀請他，就是想讓他來擔任，所謂審判思維，就相當于是高考出題人，考生做卷子，老師講卷子，說到底都得摸索出題人腦子里是怎么想的。沈雷在法院工作十四年，我們整個律所加在一起，也沒他懂得怎么“出題”。

除了利益上的考量，我還有點其他想法，那就是在沈雷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想當初，我也是從體制內出來的，無助過，沈雷的年齡比我大，可是他當下走過的路，是我曾經走過的。

假如體制是一座城，我和沈雷，說白了，我們倆都是翻城墻的逃兵，懦夫相惜。

沈雷從來不進我們給他準備的辦公室，每次來都在大門外等著我。

入職以后，沈雷不用律所的夾子、筆記本，就連打印都是自己花錢到樓下打印。“我覺得不好意思，沒帶來價值，就用你們的成本。”這是他的原話。

有一回他有個老同學過來，也是個法官，他想應酬一下，我就讓胡帆跟他一起去開車接，他不想麻煩律所里的人，就問我能不能借律所的公車鑰匙。

我把鑰匙給他，等他回來的時候，我發現油已經加滿了，車子還給洗了。大家平時用律所公車，都是誰發現快沒油，誰就去加油，回來報銷，也沒有人洗車，臟得不行。沈雷這樣做，好像有一種不想欠我們分毫的感覺。

我們商量做一個案子，他熬了半宿，給我寫了一個長篇大論的文書，里面又是背景，又是目標，啰啰嗦嗦的。我跟他說不用這樣，咱倆當面說清楚，本子上記一下就開始干了，咱們追求的是效率。

他笑說：“這個是態度。”

我說：“咱們不要態度就要結果啊。”

更別提我們出去吃飯應酬的時候了，請他坐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如何都不肯坐，還說這樣子飯就沒法吃了。

我明白了，要想讓他回到語調洪亮的時候，我必須給他重構自信。

沈雷的自信重構計劃目前已經進行了兩步。一直到我和他喝酒，聊起往事的此刻，這個計劃仍在繼續。

第一步是我們與省里一個法律專業研究組織，共建了專家工作委員會，經過選舉，沈雷出任專家工作委員會的主任。我們在門口火速掛上了早就做好的牌匾，更換了他辦公室的門牌，交給了他一份專家名單，請他幫我們做好專家的聯絡、協調、課題研究和重大案件研判。

沈雷的身份沒了，自信沒了，仕途沒了，可是永遠不會離他而去的，就是他做法官時累積的經驗和能力，想讓他恢復自信，就得讓他先做點得心應手的事情。

第二步，我請沈雷負責刑事案件的模擬庭審工作。

模擬庭審說白了，就是一場大型角色扮演游戲。除了律師和當事人，法官、檢察官、法警都是律所的人演的，為的就是讓當事人清楚庭審的流程，知道可能面對什么問題，應該作何回答，同時消減當事人面臨庭審的緊張情緒。

其實很多律所有這個模擬庭審，只不過他們那些都是走個流程，但我不想這樣。演檢察官這里，有我在；演法官的，有沈雷這樣的真法官——這個游戲瞬間就逼真了。

去年十一月，沈雷組織的第一場模擬庭審。模擬庭審前，他自掏腰包買了個COSPLAY的法袍和法錘，為了更好的給當事人營造審判環境，他竟然給我下達買手銬的任務。

我們重新進行了分工，刑事案的承辦律師擔任辯護人，沈雷擔任審判長，我擔任公訴人，老胡和助理尚師文擔任法警。我把買來的手銬交給尚師文，讓他在隔壁辦公室把當事人先銬起來，一會兒帶進會議室。

“你買的什么破玩意兒！”

尚師文接過手銬，一邊用愛心形狀的鑰匙打開手銬把當事人銬起來，一邊爆笑。

“手銬屬于警械，買不到，只有網上買情趣手銬，將就用吧。”

手銬，成了模擬法庭唯一不嚴肅的環節。

那場模擬審判是一樁關于非法集資的案子。我們的律師在辯論環節，把重點放在這個人掙了多少不該掙的錢，通過什么手段掙的，結果沈雷劍走偏鋒，直接告訴我們，這個人在團伙里坐二把交椅，不是馬仔，必須得蹲大獄。

誰也沒想到他能來這一出，打了律師一個措手不及，敲了錘，客戶“蹲進去了”。

模擬庭審后，沈雷帶著我們做了復盤，重新調整了辯護策略。一周后，這起案子開庭審理，我們和當事人在法庭上配合完美，最終達到適用緩刑的預期目標。

那時我覺得，沈雷好像終于找回了一點當年的影子。

到目前為止，模擬庭審已經進行三回，每次效果都超出預期。當事人對沈雷贊不絕口，最讓我意想不到的，這件事傳開了，竟然有別的律所帶著當事人過來，想要付費讓我們開一場模擬庭審。沈雷終于露出久違的笑容，手里搖晃著那柄法錘，跟我們說：“沒辦法，我就懂個錘子。”

沈雷能融入律所，其實多半要歸功于尚師文。

老尚的性格很包容，也很能逗悶子，老尚帶著那些當事人，總是咨詢“沈院長”，晚上一起喝酒。老尚對那些放貸的說：“帶你們見你們一輩子見不到的領導，只懂個錘子的領導。”

但老尚也總會補充說：這個錘子法官，把自己飯碗砸了，這個錘子法官，每錘一下都問心無愧。這種人就得來我們律所，我們律所都是這種人。

律所再出門應酬的時候，沈雷終于愿意聽我們的，坐在那個重要的位置上了。

年前，我靜下心給每個人都取了一個綽號，用來代表這個人，給每個人定制了小紀念品。助理尚師文是尚希望，“板鴨王子”胡帆是胡牛逼，沈雷，就是沈大錘。

沈大錘是我對他過去的總結，也是我對他未來的希望，希望他依舊拿起大錘，給自己的未來下一個判決，告訴他自己未來可期。

春節前團建，律所有三個人都把孩子帶到辦公室里，沈雷也是其中之一。

這是自打孩子出生以來，沈雷第一回陪伴孩子過寒假和春節，以前即便回家，也只能待上半個春節。

看著這個六年級的孩子，我有點心酸，三個孩子都能玩到一起，另外兩個孩子，跟自己爸爸也挺親，唯獨沈雷的兒子，和他總是有一種疏離感。

他既不會往沈雷懷里鉆，也不會找他要手機玩，我當時一眼就看出來，他很想玩，但就是不敢和爸爸張嘴，我就到辦公室給他拿了個平板。孩子接過平板，和我說了聲謝謝，很懂禮貌，后來我發現，他對沈雷也會說這種禮貌用語。

直到臨走，沈雷想讓兒子坐在副駕駛位，兒子卻熟練地拉開后門。沈雷無奈搖了搖頭。

第二天我倆聊天，他說孩子對大城市不適應，這地方比起家里，太陌生了。

我笑著跟他說，應該是對你陌生吧。

沈雷笑了笑，沒說話。

當時我腦子里就在盤算下一步，幫他把兒子的學籍轉過來，別在老家上學了。

如今沈雷竭力陪伴家人，房子我也幫忙找朋友裝修了一間，這樣他家人過來有得住。這次春節他的妻子就來了，幫他和兒子的伙食改善了不少。他可能丟掉了很多常人眼里重要的東西，但最珍貴的，一定沒丟。

我曾問過他，有沒跟自己孩子，講過在藏區法官的故事

沈雷說，自己還是會告訴孩子，當法官就像是包青天，可是除了這些，他不再只講包青天如何斷案，如何鐵面無私，而是包青天是怎么成為包青天的，他保持自己的底線，又有智慧解決具體的問題。

但是沒當講到這里，他又會打住，他會想起自己這些年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在流動法庭，騎著馬背著國徽，一樁接一樁的判案。這事本身就讓他快樂。

他對孩子最后說的，只是一句好簡單的話：“做你自己就好了。”

張飛說，沈雷好像這些年過得一直挺難受。

他為了成為父親眼中的“包青天”，去到條件嚴酷的草原，必須忍受當地落后的法制環境；

從草原出來，為了證明自己，又到處卑微求職找工作；等進了律所，他覺得自己創造不了價值，連打印都要專門跑到樓下自己花錢。

在大多數時刻里，他都活在讓自己不舒適的環境中，而整個過程中，唯一能讓他感到快樂的，是做法律工作本身——幫人解決問題，“去審案子、敲錘子”。

這也就是為什么，張飛想通過模擬法庭讓沈雷重拾信心。

在那個會議室里，他不用思考危險的生存環境，也不用顧慮如何應對對中年人充滿惡意的求職市場，他只用做自己最開心也最擅長的事。

有個說法是，人一生要走很多彎路，但最終都會回到命運定好的路線上。

我想與什么狗屁命運無關。而是說，人只有在不斷往前進的時候，才能慢慢找出自己喜歡什么，想要什么。

最終，我們將會無限趨近內心真正的選擇。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魚頭

如果你想閱讀【不要臉律所】更多故事，可以點擊下面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