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枯木

（續上）

上文談到，由于明代廢除榷酤制度，允許民間自由釀酒，酒稅甚少，因而酒業發達，異常繁榮。從而使得酒（令）文化迅速普及到廣大鄉村，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尋常百姓，宴飲聚餐，必行酒令，酒令文化是歷史上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個時期。

到了清代，酒政制度經歷了先寬后嚴、再放寬再從嚴的四個階段，并且對酒進行分類和分地域管理，其中主要是在北方限制燒酒（燒鍋）釀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高度白酒的發展，從而使得北酒逐漸沒落，而技術和產地向南方轉移，從而促進了南酒的興起和繁榮。

然而就酒令而言，到了清朝，不但沒有因為酒政制度而減緩發展，反而更加普及，并且關于酒令文化的書籍文章要比以往朝代更多更詳實。不過在形式和內容上略有改變，那就是以前士大夫流行的雅令逐漸式微，有的酒令甚至逐漸消失，而簡單好學、通俗易懂的酒令得以迅速傳播和普及。

一、清朝關于酒令文化的書籍

清朝關于酒令記載的文章書籍較多，諸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梁章鉅的《歸田瑣記》、黃九煙（周星）的《酒社芻言》、袁枚的《隨園詩話》、東山居士的《西廂酒令》、石成金的《快樂酒令》、郎廷極的《勝飲編》、俞敦培的《酒令叢抄》等等。

其中最有趣味性并且對研究清朝酒令文化有很大貢獻的書籍，當屬四大名著之一——曹雪芹的《石頭記》（《紅樓夢》），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寫記述了豪門家宴行酒令的眾多場景，諸如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回、第四十回、第五十四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第七十五回章節都有精彩展現，而且形式多樣，雅俗兼備，可以說真實反映了清朝隆盛時期的酒令文化。

而內容最豐富詳實完備的書籍當屬出版于光緒三年（1877年）的《酒令叢抄》，是研究古代酒令的重要資料。編纂者為俞敦培，字芝田，金匱(今江蘇無錫)人，同治年間曾官至樂平知縣。作者搜采輯錄古今雅俗酒令合計322則，并加以分類整理，是酒令文化誕生以來最為全面系統闡述的專業書籍。

《酒令叢抄》將酒令分為四大門類，即古令、雅令、通令、籌令四大類：古令是指古代所遺酒令，清代大多不再流行；雅令是指“須引經據典，分韻聯吟，當筵構思”之文雅酒令；通令是指通行之令，游戲性強，大多須借助骰子、牙牌等器具或手勢比劃進行；籌令是指用“籌”（令簽）才能行的酒令。《酒令叢抄》由于是系統整理，分門別類，詳實完備，對于后代研究清朝晚期酒文化，以及繼承和傳播傳統酒令文化，具有很大的貢獻。

二、清朝酒令文化的特點

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由于其民族文化偏于一隅，缺乏系統性的支撐。再加上漢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強大的慣性力，使得統治者在文化潮流面前蒼白無力，諸多努力付之東流。

諸如剛開始強令剃發易服，學習滿文，強調尊卑“三叩九拜”之禮等。然而隨著時間流逝，都成了表面文章，骨子里還是漢文化在支撐，可以說是對漢文化的全盤吸收和繼承。別的不說，就連歷代皇帝都對漢文化都崇拜不已，以至于到了清晚期，會說滿語的寥寥無幾，因而不得不舍棄掉自己的民族語言。

歸結到酒令文化上來，由于對漢文化的崇拜，一些前代的酒令形式，即便是民間已經不流行，然而皇親貴族依然玩的不亦樂乎，因而傳統酒令文化大多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同前期一樣，清代宴飲行酒令，程序為先設一令官或者觴政，自飲令酒（一杯或三杯），然后行令，無論令官出什么酒令，令出必行，必須遵守，否則罰酒。譬如《紅樓夢》第四十回令官鴛鴦說：“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正如清許應鑅在《酒令叢抄》序言所講：“立監佐史，密糾察于歡時；揚觶飛觴，抖森嚴于酒律。”

不過酒令文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因而清朝的酒令文化雖然延續傳統，包羅甚廣，精彩紛呈，然而也具有自己的時代特色，簡單來說大致有四個特點：

第一，酒令文化由北向南偏遠地區快速傳播；第二，繁文縟節的酒令形式成了極少數權貴的自斟自飲；第三、清中期以前雅令尚為流行，到了晚期基本上以通令為主；第四，手勢令得以風靡，新酒令層出不窮。下面我們就來一一概述。

三、酒令文化由北向南偏遠地區快速傳播

這和清朝的酒政制度密切相關，由于清朝中前期實行比較嚴厲的限制北方燒鍋酒制度，中晚期又開征燒鍋稅，使得釀酒工藝技術不得已從北向南發展，一些偏遠地區酒業得以迅猛發展。

這里需要說的是，在清代北方華北中原地區以燒鍋為主，原料多為高粱，俗稱“燒酒”或“北酒”；而南方江浙一帶以黃酒為主，原料多為大米、小麥，俗稱“南酒”。

清朝的酒政制度，使得北酒受阻，南酒產量激增。然而由于燒鍋蒸餾技術工藝先進，并且純度較高，口感清冽，為廣大酒徒欽羨之物。況且清朝對外閉關鎖國，對內卻鼓勵流通交易，經商成風。

于是北方不少商人從家鄉帶著技師和先進工藝，在西南偏遠地區播種高粱，偷偷釀造燒酒。這也使得當時比較貧瘠的云貴川一帶，成為北方燒酒的第二個根據地。而隨著北方燒酒向西南地區挺進，北方酒令文化也得以迅速傳播風靡，成為當地酒文化的一部分，代代延續。

四、繁文縟節的酒令文化逐漸式微

（清初投壺）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們說過，投壺是古代酒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酒令形式。早在先秦時期就風靡宮廷，到了宋明時期更是異常繁榮，以至于王安石還著述《投壺新格》進行改革，明代出現了眾多投壺高手，可見投壺受人歡迎程度。

然而，投壺酒令到了清代卻逐漸式微甚至逐漸消失，這點可以從清代眾多和酒令有關的書籍中看到，諸如《紅樓夢》和《酒令叢抄》中關于酒令記載非常多，可是卻基本沒有提到在前代非常流行的投壺酒令，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投壺過于注重過程禮節和比賽性質，繁文縟節，規矩較多，計算麻煩，一般人很難掌握和了解。況且要求宴會有較大的場地，這就使得投壺酒令只有皇親貴族和權貴士大夫才有興趣和有能力去玩，極大地限制了投壺酒令的傳播。

再加上清朝屬于少數民族統治，明令禁止官員在節令與喜慶日(婚慶宴會除外)之外舉辦宴會（事實上屢禁不止），至少表面上規定如此。因而雖然不少官員宴會成風，也不愿意過于招搖。因而投壺逐漸成了少數達官貴族的自斟自飲，這就是為何在《紅樓夢》和《酒令叢抄》中都沒有提及投壺酒令的原因所在。

（清乾隆時期銅投壺）

然而，也不是說投壺在清朝就消失了，反而還是有少數擁躉，乾隆皇帝就是其中之一。乾隆皇帝專門賦寫了幾首關于詠嘆投壺的詩，并且現在北京中山公園的投壺亭還有乾隆時期六只銅投壺文物可以證明。另外也有一些文人吟詩作賦提及投壺，比如明末清初詞人陳維崧有《醉花陰》（夏日小有堂中，看邱近夫、朱致一、葉九來諸子投壺）一詞記述了友人在一起投壺情景。

詞人朱彝尊《永嘉除日述懷》有：“女長工剪彩，男大學投壺”句，都說明在清早期投壺還有少數人在玩，然而到了清晚期，關于投壺的記述鮮有記載，可見這個酒令形式已經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了。

除了投壺，另外一些難度較高的酒令形式也逐漸消失。諸如“即席賦詩”、“回文反覆”、“射覆”等酒令形式。這不是說清朝整體士大夫階層文采不如前代（雖然也是實話），而是由于清朝文字獄的肅殺之氣的影響，以及清朝文學形式流行楹聯（對聯）有關，因而對對子成了酒令文化的一大特色。

（未完待續）

2022-12-9榆木齋

主要參考書目：

《清實錄》

《續清文獻通考·征榷考》近代 劉錦藻編撰

《清史稿》民國 趙爾巽主編

《紅樓夢》清 曹雪芹撰寫

《勝飲編》清 郎廷極撰寫

《酒令叢抄》晚清 俞敦培編撰

《詩韻》（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