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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遼保大二年（1122）5—7月天祚帝所避居的倒塌嶺的地理位置應在錫林郭勒草原而非烏蘭察布草原，具體理由為，第一，《亡遼錄》已明確記載倒塌嶺在沙漠之北，這個沙漠之北即渾善達克沙地及與之相連的蒙古戈壁沙漠之北，而非某些人所理解的“陰山之北”，錫林郭勒草原確實在渾善達克沙地之北。第二，保大二年四月，烏蘭察布草原所屬的遼朝西京道地區已經全部被金軍所占領，而錫林郭勒草原東側的上京臨潢府地區尚處于遼軍的控制之下，因此天祚帝避居于漠北的錫林郭勒草原不存在風險。第三，天祚帝在這段時期中避居之地距離耶律棠古任職的烏古部所在呼倫貝爾地區很近，而錫林郭勒草原附近也具備這樣的條件。

關鍵詞：倒塌嶺；天祚帝播遷；錫林郭勒草原；烏蘭察布草原

倒塌嶺地處遼朝西部邊境，由于在遼后期常常遭遇阻卜、達里底、拔思母等西北叛亂游牧民族的寇掠，因此極其受到朝廷重視，軍事地位也日漸提高。并且逐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鎮戍區。但對于倒塌嶺的地望，目前學界尚存在分歧，其中，長澤和俊、關樹東根據《遼史·耶律棠古傳》所載的保大二年（1122）“天祚出奔，棠古謁于倒塌嶺”一語，推斷倒塌嶺應當比較靠近天祚帝逃亡藏匿的陰夾山，因此，倒塌嶺應當位于渾善達克沙地以南的烏蘭察布草原一帶。而武文君則通過考證《蕭德順墓志銘》所載的倒塌嶺轄區內的惠民湖即是《遼史·地理志》所載的位于上京道慶州附近的興國惠民湖，推斷倒塌嶺應當在今東、西烏珠穆沁旗、錫林浩特市一帶，向西還可延伸至二連浩特市，主要涵蓋位于渾善達克沙地以北的、狹義上的錫林郭勒草原。由于武文君先生的考證目前尚無可指摘，而長澤和俊、關樹東兩位先生以倒塌嶺靠近陰夾山的論斷又存在著諸多疑點，因此，筆者擬著重從天祚帝播遷的角度，對倒塌嶺的地望進行重新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

從倒塌嶺所屬的“沙漠以北”具體范圍

確定倒塌嶺之所在

關于倒塌嶺的大致位置，遼亡后歸宋的史愿在其所撰《亡遼錄》當中有明確記載：“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奧隗烏隗部族衙、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懾韃靼、蒙骨、迪烈諸國。云中路則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兀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從字面意義上看，彼時遼朝疆域中的“沙漠以北”應指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戈壁沙漠及渾善達克沙地以北的地域，然而將倒塌嶺置于陰山北側烏蘭察布草原者，如關樹東，卻將此處的“沙漠以北”釋為“陰山以北”，其認為《亡遼錄》為宋人所撰，而宋人記載中就有不少以“陰山以北”為“沙漠以北”的例子，但筆者認為這些例子都無法成立。

其一為《三朝北盟匯編》所載的“天祚大窘，因倉皇從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潦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云中府暨諸州，以延引時日也”。但這段信息本身就存在著很多時間錯亂的問題，如“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明顯就是保大二年（1122）8月、保大三年（1123）6月金太祖駐兵鴛鴦泊之事，但“攻擊云中府暨諸州，以延引時日也”反映的卻是保大二年（1122）至五年（1125）天祚帝與金軍在西京地區長期拉鋸之事。這段時間里天祚帝的居所也一直在變化，并不一直在夾山。如保大四年（1124）正月，金兵攻破都統馬哥軍營后，天祚帝就遁至烏古敵烈部避難和就食，而《遼史·天祚帝紀》中亦對此時烏古敵烈部的位置有所暗示，據記載，同年五月南京留守張覺在與諸將商議當前局勢時曾有“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之語，這句話暗示天祚帝重整兵馬回到漠南是近期才發生的事，也就是說此前應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天祚帝都不在漠南，而應在與“漠南”相對的“漠北”休養生息、積聚力量，因此，保大四年正月到五月，天祚帝避難和就食的烏古敵烈部應位于漠北。這樣看來，前文所言宋人將夾山定于“沙漠之北”也有可能是不了解天祚帝的具體行蹤，將天祚帝所長期避居的夾山和漠北烏古敵烈部誤認成一地，因此才有了“夾山者，沙漠之北”的說法。

其二為《契丹國志·天祚皇帝中》所載的、應當源自《亡遼錄》的“燕王自稱帝后，以燕、云、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為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面招討府、諸番部族，天祚主之”。但事實上，據余蔚先生研究，“西南面招討府”下轄的所有州縣本身就位于陰山以南的河套地區。因此，在這段話中，以“沙漠以北”為“陰山以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西南面招討府”下轄的州縣在自然地理上既不位于大漠以北，也不位于陰山以北，為何《亡遼錄》當中要將西南面招討府歸入“沙漠以北”這片區域當中呢？筆者認為，這里的“沙漠以北”應當屬于一種政治區域概念，而非自然地理區域概念。因為據余蔚先生研究，在這段記載當中，與“沙漠以北”相對應的“燕、云、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明顯屬于“遼之八路”這一政治區域概念，所謂“遼之八路”，即上京鹽鐵使司、中京度支使司、東京戶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都轉運司，以及長春路、遼西路、平州路三處錢帛司這八大地方財政機構的轄區，是對遼朝主要賦稅來源區的統稱。既如此，那么與“遼之八路”相對的、包含“西南面、西北面招討府、諸蕃部族”的“沙漠以北”亦應屬于一種政治區域概念，即對位于遼朝西部的、屬于非主要賦稅來源地的所有行政區劃的統稱。這些行政區劃除了西北路招討司、西南面招討司轄區以外，還應包括前文所引《亡遼錄》“沙漠之北”條下的奧隗烏隗部族衙（可能是烏隈烏古部）、驢駒河統軍司（烏古敵烈統軍司）、倒撻嶺衙等地方行政機構的轄區。由于這些行政區劃所構成的政治區域的主體部分基本占據了遼朝疆域中的蒙古戈壁沙漠（包括渾善達克沙地）以北部分，所以曾作為遼人的史愿在對本朝政治區域劃分的追憶和表述當中，才會將這片地區統稱為“沙漠之北”。這種以某塊政治區域所包含的主要自然地理大區來代指整塊政治區域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并不鮮見。如中國古代南北分立時期，即便控制著長江以南的政權在長江以北也擁有著不少土地，但中原王朝依然將該政權統治的區域稱為“江南”，如據《北史·魏本紀第一》所載，北魏天賜元年（即公元404年，東晉元興三年），“江南大亂，流人繈負奔淮北者行道相尋”，如果將此處“江南”理解為長江以南，那么流人所奔的對應區域就應該是“江北”而非“淮北”，因此，只有將“江南”理解為東晉控制區，流人奔淮北才解釋的通。又如《金史·禮儀志》所載的“繼以海陵狼顧，志欲并吞江南”，此條記載對應的即是海陵王完顏亮征伐南宋之事，故而此處也是以“江南”代指南宋的統治區，而非僅僅指南宋統治區的長江以南部分，因為南宋和金朝是以秦嶺淮河為界，而非以長江為界。因此，遼人將主體區域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沙漠以北”的遼朝西部非主要賦稅來源區稱為“沙漠以北”也并不奇怪。

綜上，遼代的“沙漠以北”除了能表示“戈壁沙漠及渾善達克沙地以北”這一自然地理上概念上的地域范圍，似也能表示“位于遼朝疆域西部的非主要賦稅來源區”這一政治區域概念上的地域范圍，由于該區域的主體占據了遼朝疆域中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沙漠以北，因此，也擁有“沙漠以北”之稱。兩者在地域上最重要的區別應當為是否包括西南面招討司的轄區。而前文所引《亡遼錄》的“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奧隗烏隗部族衙、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懾韃靼、蒙骨、迪烈諸國。云中路則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兀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這段記載里，“西南面都招討府”并未出現在“沙漠之北”條下，由此可知這里的“沙漠之北”應是一種自然地理概念。因此，此處“倒撻嶺衙”所處的“沙漠之北”只能指的是的戈壁沙漠及渾善達克沙地之北。

二

從天祚帝播遷倒塌嶺的時間和背景

分析倒塌嶺之所在

要解決《遼史·耶律棠古傳》中天祚帝逃亡的倒塌嶺的地望，就需要先了解“天祚出奔，棠古謁于倒塌嶺”的具體時間和背景。據《遼史·耶律棠古傳》載：“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棠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愿為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1121），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謁于倒塌嶺，為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這段史料中的“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在《遼史·天祚皇帝紀》當中記載有明確的時間：“秋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因此可以推斷出“棠古謁于倒塌嶺”的時間應在同年5—6月。

雖然《遼史·天祚皇帝紀》中對于這段時間內天祚帝的活動軌跡是失載的，但筆者依然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云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疏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訛莎烈。時化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五月甲戌，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漚里謹。丙子，以馬哥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從“沙漠以南部族皆降”前面所鋪墊的“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云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疏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來看，這個“沙漠以南”即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蒙古戈壁沙漠（包括東側渾善達克沙地）以南地區，其中就包括烏蘭察布草原地區。既然烏蘭察布草原地區的部族都已經投降了，那么天祚帝離開夾山后所逃亡的訛莎烈或倒塌嶺也就肯定不能位于烏蘭察布草原了。

此外，《三朝北盟會編》所載的宣和四年（即遼保大二年）五月金朝皇帝致宋朝皇帝的國書當中亦曾提及天祚帝彼時早已不在烏蘭察布草原所屬的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漠南地區。原文是“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后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余處所，并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愿輸歲貢，繼久稱藩”，其中“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所對應的即是《遼史·天祚皇帝本紀》中的保大二年“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云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疏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而“后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余處所，并已歸降”則明白地告訴我們保大二年四月西京地區淪陷以后天祚帝逃亡的方向是烏蘭察布草原以北的沙漠之中。難匿蹤跡。因此，天祚帝于保大二年5—7月所奔的“倒塌嶺”肯定不在漠南的陰夾山附近。

既然保大二年5—7月天祚帝不可能還留在漠南，而是已經逃亡漠北，那么此時位于渾善達克沙地之北（即沙漠之北）的、被武文君所推測為倒塌嶺之所在的錫林郭勒草原的安全形勢又如何呢？關樹東認為彼時的錫林郭勒草原并不安全，因為金軍于天慶十年就已經占領錫林郭勒草原東側的臨潢府地區，但據李玉君、常志浩研究，金軍于天慶十年（1120）攻破上京以后旋即撤走，并未留兵駐守。因此，上京依然控制在遼朝手中，并由蕭乙薛駐守。臨潢府正式被納入金朝版圖是在保大三年（1123）天祚帝遁入陰夾山后，駐守上京的遼軍將領盧彥倫才審時度勢，向金軍獻城投降。也就是說，保大二年3—8月，臨潢府地區依然控制在遼軍手里，這就為天祚帝離開漠南以后避居于臨潢府西側的錫林郭勒草原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天祚帝如果于此時駐扎于錫林郭勒草原，是無需擔心被金軍發現并追捕的。因此，將保大二年5—7月天祚帝避居的倒塌嶺定于錫林郭勒草原符合彼時的時代背景。

三

從天祚帝避居倒塌嶺期間發生事件的

情境分析倒塌嶺之所在

除了可以從“棠古謁于倒塌嶺”的具體時間和背景探討倒塌嶺的地望外，還可以對“棠古謁于倒塌嶺”這件事本身及其后續從情理的角度進行分析，來探討倒塌嶺之所在。據《遼史·耶律棠古傳》載，保大二年“天祚出奔，棠古謁于倒塌嶺，為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棠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遼史·天祚皇帝紀》則載，保大二年“秋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加太子太保”。這兩段史料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天祚帝駐扎的倒塌嶺跟耶律棠古所在的烏古部之間距離非常近，且烏古部似乎對于駐扎于倒塌嶺的天祚帝來說似乎很重要，理由如下。首先，烏古部活動于今天呼倫貝爾草原的海拉爾河、哈拉哈河一帶，這一地區地處遼朝的北部邊疆，如果烏古部與倒塌嶺之間距離遙遠，耶律棠古只需要派遣一個使者就能傳達出對天祚的忠心，完全沒必要放下手頭的政務不管親自前往謁見。否則，如此遙遠的距離，耶律棠古一來一回就會消耗相當多的時間，豈不是耽誤了政務嗎？因此，只有耶律棠古所任職的烏古部距離天祚帝所在的倒塌嶺距離比較近，往來時間短的前提下，耶律棠古才有親自前往謁見的必要；其次，天祚帝播遷并非始于保大二年四月西京道全部淪陷以后，而是始于天慶八年秋金軍占領長春路、遼陽路諸州以后，即所謂“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云中；自云中而播遷夾山。”如果不是因為距離因素，為什么耶律棠古偏偏要等到天祚帝播遷至倒塌嶺之后才趕來謁見？再次，此時天祚帝尚在四處流亡階段，如果天祚帝所在倒塌嶺距離烏古部不夠近、交通不夠方便，就不太可能及時獲取耶律棠古率家奴擊破敵烈部入侵的信息，并及時給耶律棠古加官了。而烏蘭察布草原與烏古部所在的呼倫貝爾草原不僅距離遠隔千里，而且還有大沙漠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彼時為戰亂時期，西北原有的驛站交通體系是否完整都尚未可知，如果天祚帝所駐的倒塌嶺位于烏蘭察布草原，那么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其獲取來自呼倫貝爾地區消息的難度應當非常高，更不要說后面遣使給耶律棠古加官了。最后，天祚帝既然能將忠心耿耿從外地趕來謁見的耶律棠古重新打發回烏古部任官，說明烏古部不僅距離倒塌嶺比較近，而且能起到比較大的作用，因為如果倒塌嶺距離烏古部距離遙遠，那么耶律棠古從烏古部所在的呼倫貝爾地區千里迢迢趕來效力，一路上必定是非常辛苦，交通成本極高的，在這種情況下，天祚帝于情于理都不應該如此冷血地將其打發回去。并且如果烏古部彼時對于天祚帝而言作用不大，那么天祚帝完全可以將忠心能干的耶律棠古留在身邊，而非將其遣返任職。

明乎此，那么倒塌嶺所能對應的究竟是烏蘭察布草原還是錫林郭勒草原，答案也就非常清晰了，因為從衛星地圖上看，錫林郭勒草原與北側的呼倫貝爾草原之間僅隔著一座阿爾山，距離上可謂是非常的近，且呼倫貝爾草原是錫林郭勒草原的北部屏障，能夠阻擋更北邊的游牧民族入侵，戰略價值高。因此，符合《遼史·耶律棠古傳》當中的描述。而烏蘭察布草原與呼倫貝爾草原之間距離遠隔千里，還有沙漠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在加上彼時戰亂頻仍，兩地之間的人員流動也不太可能像《耶律棠古傳》所描述的那樣輕松，更不用說呼倫貝爾草原對烏蘭察布草原而言存在什么獨特戰略價值了，因此筆者認為，倒塌嶺不應當位于烏蘭察布草原。

四

結語

保大二年四月，在遼朝的西京道地區已經被金軍占領，而上京臨潢府地區依然被遼軍的控制的大背景下，天祚帝于同年5—7月避居的倒塌嶺并非應位于戈壁沙漠及渾善達克沙地以南、西京大同府附近的烏蘭察布草原，而應位于渾善達克沙地以北、呼倫貝爾草原以南、上京臨潢府西側的錫林郭勒草原，這不僅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而且也能從錫林郭勒草原距離耶律棠古任職的烏古部所在的呼倫貝爾草原更近看的出來。至此，倒塌嶺地望之爭當中以倒塌嶺靠近天祚帝播遷之西京道陰夾山的觀點恐怕再難以成立，而以倒塌嶺靠近上京道慶州附近興國惠民湖的觀點則得到了較有力的補充。

作者：宋建新

來源：《黑河學院學報》2025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汪鴻琴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賀雨婷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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