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有一類家暴案的悲劇，人們大多以為是丈夫操起菜刀、或者棍棒猛擊妻子，血跡斑斑，夠慘不？可是陜西白水縣這個案子，硬生生讓人見識到什么叫“刷新三觀”：丈夫李某春先毆打，再把燙熱的面湯往妻子吳某莉嘴里灌。結果，妻子活活被面湯嗆死。更讓人不適的是，案發后，兒子去外婆家求情說：

“沒有媽媽了，不能再沒有爸爸，說因為這個事自己都不能去當兵了。”

他似乎不是太關心母親的死，倒是對自己入伍之路憂心忡忡。一個女人丟了性命，一個男人涉嫌故意殺人，而他們的孩子，比起哀悼母親，更擔心父親坐牢會連累自己。像不像俄國荒誕派戲劇里的情節？

有人說，這種事咱古代也見過：王婆指使西門慶灌藥毒死武大郎——那也是一副極度荒唐、掩耳盜鈴的氛圍。可悲劇畢竟是悲劇，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竟然還在見證“灌面湯殺妻”？而且家里人、“看客”們，一開始就默契地把它當“家務事”，直到釀成這條人命。等事發后，丈夫悔不悔尚且不知，孩子卻一門心思盤算著未來當兵的資格會不會泡湯。吃驚嗎？大抵也不奇怪。因為從頭到尾，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場關于沉默、縱容、冷漠的合謀。

施暴者有其惡，但那些袖手旁觀的人，也往往脫不了干系。

若要說荒誕案例，世界上可從不缺。比如在美國六十年代有個著名的“基蒂·基諾維斯案”，那位女子凌晨遭歹徒襲擊，大聲呼救四十多分鐘，鄰居窗戶后探頭窺視、有人聽到了慘叫，卻沒人真正報警，直到她被殺。

媒體稱之為“冷漠的城市病”，后來演繹出“旁觀者效應”理論。

可多少年過去，我們這邊也常嚷嚷：“我們炎黃子孫最富同情心，絕不可能像紐約那群冷血市民一樣見死不救。”結果，每逢家暴案，周圍人卻大多打太極，推托：

“這是他們兩口子的家務事，外人不好插手。”

你稍加追問，他們還能再補一句：

“讓警察來，也是調解一下，又不是什么大案。”

真到了“殺人”這么大的事兒，才驚叫：

“怎么就出人命了？”

白水縣這出“灌面湯”慘劇，乍看是丈夫直接動的手，但整件事的可怕之處在于：在此之前，妻子吳某莉長期受暴力侵害，左鄰右舍看在眼里，卻無動于衷。公公婆婆也好，或者親戚鄰里也罷，全都把這當習慣，說：

“李某春平日也不是個暴戾之人，只是喝多了容易打老婆。”

把這事講得像說“他花生過敏”“他有點胃病”那樣——隨口一提，無甚大礙。

今天打，不算事；明天打，還是小事；第三天不出事，那皆大歡喜。

結果打到第三十天、第三百天，終于捅破天了。他一勺燙湯灌下去，就把妻子送上了黃泉路。周遭的人這才發現：

原來家暴從來就不是什么打鬧小情趣，而是實實在在會把一條命吞下去的毒蛇。

換句話說，李某春是把湯碗端出來的那個行兇者，但那一圈旁觀者用沉默遞給他勺子，婆婆、兒女的一貫態度則像是在扇扇火，讓他有恃無恐。案發后，他母親立刻到死者娘家跪或者求情，目的無非是希望對方“手下留情”，寫個諒解書，別弄得自己兒子坐大牢。這就像有的人形容：“眼里只有兒子能否平安，至于兒媳人都沒了，那是她命薄。”聽上去是不是一股子冷血？可在某些地方的傳統觀念里確實存在：兒子才是家里的頂梁柱，一旦被判刑，這個家算是垮了；

死掉的媳婦？別算舊賬了吧，生者要向前看。

就像把結發妻子當成一次性用品，用完或打壞了，都還要趕緊來挽救那個行兇者。

更魔幻的畫面是，她的后代，也有類似的價值排序。兒子甚至說出“爸要是坐牢，我當兵的事就泡湯了”的話。聽起來非常刺耳：媽媽死了你不心痛，甚至不去聲討父親，但你關心的是：

自己征兵政審受影響了。

這種態度讓人想起民國時某些戲曲里，親爹殺了親娘，兒子還依舊稱爹為天。有人也說，這孩子是被洗腦了、從小跟奶奶一起生活，與母親感情淡薄。可不管怎樣，他現在做出的一切選擇，都變成了“我無意替父親殺人，但我支持他不被追究”，那幾乎相當于：

扯著母親的尸體當跳板，往外求一個“寬容”，留給父親，也留給自己在社會的出路。

乍聽令人發毛，卻也提醒我們：家庭暴力從來不是“簡單的兇手與受害者”二元對立，它往往將親朋、子女、鄰居全都糾纏進去，然后在一片縱容或懼怕中養肥作惡者，直到有一天炸裂成命案，再讓所有人事后哀嘆。

我們往昔也見過不少命案，諸如臺灣曾有個極端案例：一對夫妻長年糾紛，丈夫懷疑妻子不貞，在家中當著孩子面將其勒死。后來的關鍵細節是：孩子親眼所見，卻沒有呼救，也沒去報告任何人；事后他甚至還幫助父親拖尸、遮掩。這算不算共犯？法律上可能另有歸定，但從社會層面看，這孩子等于變相參與了弒母。只有等到外界震驚、警察介入后，整個家庭才陷入巨大悲慟和荒謬之中。

有人說，這就是家暴施加者對整個家庭的精神控制，把身邊人都變成了啞口的同謀或奴仆，哪怕他心里可能痛苦，但最終選擇沉默或屈服。白水縣這個案子在情節上未必完全一樣，可那對兒女甚至婆婆的表現，真是出奇地“同構”：把一個極端兇殺當成“家里出點事”，以為敷衍就能過關。

究其根本，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少地方，“家暴”依舊屬于隱秘的盲區。村里、街坊都覺得“夫妻吵架打兩下，沒有啥大不了”；警察或許也常常傾向先調解，態度類似“別鬧大了，畢竟是家里人”。長期以來，施暴者只要不把人打到住院或鬧到群眾極度震怒，大概率能在這灰色地帶游刃有余。像李某春這樣長期酒后毆打妻子的人，也許自己都理所當然：

打幾下，有啥不行？

其他人也是心照不宣：

他酒品差，兇一點，過后也就算了。

直到“灌面湯”終于鬧出了條人命，這才戳破所謂“家務事”的最后遮羞布。

古時候我們寫過多少“包公審家暴”的戲，說包拯不畏權勢，把毆妻的敗類拉到堂上問個明白。可那多半是民間對“公道”的想象。真實社會里，家暴依舊常被“調和”，叫“床頭吵架床尾和”。沒人意識到，在某些沖突里，“和”不來：

因為那不是普通爭吵，而是系統性的暴力。

你若不介入，不僅“和”不成，還可能搞出人命。現在吳某莉死得慘烈，人們的道德震撼被推到了極致，可是仔細回頭看，從丈夫下手灌湯到鄰里無動于衷，再到婆婆、兒女替父親求情，這一系列操作，說不定哪天還會在別的地方重復上演。

有人想問：那兒子說“不能當兵了”，就這么一句話，我們是否太苛刻了？或許他不擅表達，對母親也有悲痛，只是手足無措。我們當然不能把一個年輕人罵個狗血淋頭，但也得看清：他不是沒想法，而是明確表示要保全殺人者，這才是最荒謬的地方。你可以說他年紀小，被家里長輩灌輸“媽媽不守婦道、自己作死”，也可以說他已經習慣了父親打母親這種日常，覺得這點事鬧到警局實在小題大做，甚至把母親之死當作某種意外，讓時間沖淡。可一旦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觀，事情就變得比我們想象得更可怕：他的父親拿滾燙面湯活活灌死親媽，可在他看來，這好像還不算“不可原諒”的罪過。

這背后的縱容力量，就像《水滸傳》里對潘金蓮、西門慶、王婆那三人合謀害死武大郎的描寫：

不是每個人都親手投毒，但有人買藥，有人監視，有人擋門，各司其職，最后“藥到命亡”。

在現實生活中，家暴常常有這樣一張看不見的網——鄰居、長輩、甚至受害者的子女，都可能無聲地為暴力遞刀子。這不是說他們天生冷血，而是他們都受制于種種觀念、利益及人情關系，選擇站在一種荒唐立場上：不想管，也不想“鬧”。悲劇醞釀久了，遲早要爆。

離開案子的細節，我們再舉個例子：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曾有個“燃燒的床”案件，名叫Francine Hughes的女人多年受丈夫虐待，報警無數次都沒結果，最后她徹底崩潰，把丈夫困在床上放火燒死。這固然是以暴制暴，可社會對她竟生出一絲同情——因為沒有人幫她。在漫長家暴中，警察、鄰居、家人都袖手旁觀，最后她用極端手段結束了悲劇，卻演變成新的罪案。這起案件之所以轟動，不僅在于一個婦女成為“殺夫者”，更在于那個被焚燒的丈夫，其實也算是被所有人“促成”了那場終局。歸根結底還是同一句話：

我們對家暴的冷漠，是殺人悲劇最好的溫床。

回到“灌面湯案”，如果我們在事發前把它當公開事件處理，哪怕半年前就有人報警，說“李某春打老婆”“情況很嚴重”“警方或婦聯要出面干預”，或許還來得及。然而，現實是一次次的“算了，夫妻那點事”。到最后失控，付出的卻是妻子一條命。一條命丟在了滾燙面湯里，光是想想那個場景，都令人窒息——一個男人拿湯灌人，活活灌死，這得多慘烈？可如果在案發后，我們還看到孩子那句“我不能當兵了”的自私算盤，又看到婆婆那番對兒子的包庇，就知道這案子簡直是層層疊疊的冰冷。

有人會問，難道兒子沒有一點對母親的懷念和痛心嗎？說不定有，只是這社會環境里，他先被教導的是：

別鬧大了，自己前途最緊要。

一旦爹蹲大牢，家里完蛋，奶奶也會把罪責算在孩子頭上：

你居然不救你爸？你還想當兵？

于是，為保住家庭、保住自己利益，他不得不作出“替父親求情”的選擇。這樣想來，更顯得毛骨悚然：孩子被拽進這場共謀鏈條，他想掙脫，卻找不著出路。

但話說回來，這不是想給兒子“洗白”，而是告訴我們，這套傳統家暴體系的運行機制多么可怕：牽一發而動全身，大家都覺得：

死者就死了吧，剩下的人還要過日子。諒解書一寫，刑期一減，皆大歡喜。

殘忍嗎？是。但在他們眼里，或許這就是最符合現實利益的做法。只有追究“家暴是犯罪”這件事，才是真正碰觸了他們的麻煩。有人在黑夜里殺了人，卻想用“私了”方式讓死者娘家別鬧；娘家要是不配合，還被說“你不看在孩子面子上嗎？”恫嚇威逼之下，也許受害者娘家終究也只能憤恨一聲，或者在漫長拉扯里筋疲力竭。

那孩子當兵與否，成了所有人不得不考慮的一張牌，打出去就是想軟化矛盾，讓“給個臺階下”。

試問，這種臺階是正義的臺階嗎？怕是染滿了血污。

這就是家暴悲劇最刺痛人的地方：當周圍人、甚至親人，都抱著一種“不在自己痛處”的心態，就會讓施暴者一路氣焰囂張。有人回顧古往今來類似案例，感嘆古代那些縣官其實更懂得“多管閑事”：哪家夫妻吵得厲害，派衙役去敲門制止，該打板子打板子，至少有個威懾。可在今天，我們也許法律制度更完備，卻落到執法實踐，依舊常常“不想多管”。這正是灌面湯事件背后最扎心的問題。若沒有制度和輿論的強力介入，每一場家暴都可能走向不可收拾。

最后，能否讓悲劇不再重演？

說實話，難。

中國地域廣大，類似“婆家偏袒兒子、鄰居懶得報警、孩子同情打人者”的事情，不在少數。有太多人高喊“家丑不可外揚”，于是家暴成了堆在屋里見不得光的垃圾，等到尸臭味飄出來，才知道骯臟至極。想要改變，只能靠更多人的覺醒：

看到苗頭就不姑息，該報警就報警，該帶受害者逃離就立刻行動。

用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還不夠，還需要配套執法機制、社會支持體系、社區跟進……否則，又會有下一個李某春、下一個吳某莉。

至于兒子那句“我不能當兵了”，但愿不會成為下一個受暴家庭里頻頻出現的“子女求情梗”。也許只有當家暴在社會層面被認知為“真正的犯罪”，孩子才能在極端時刻選擇“母親被殺，我要追究父親，而不是保他免罪”。那才意味著我們真正跨過了陳舊的家暴觀念。

翻回頭看這起案子，李某春固然是殺人犯，但和他同樣要被質疑的，還有那些暗中推動悲劇的漠視者。正如古語所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可這些鄰居、婆婆、兒女統統沒拔刀，他們甚至遞上更鋒利的刃，讓這場殺戮更加順暢。于是，死者連掙扎喊救命的機會都難尋，最終被狠狠捂死在面湯里。沒有真相？不，真相就是：當“家務事”變成公開的幽暗，就會制造更多的“隱藏殺人犯”。就像王婆、潘金蓮、武松故事里，真正的罪惡往往不是一個人干的；像那起“基蒂·基諾維斯”案，所有視而不見的人都成了共謀。

我們總愛說“魔鬼在細節里”，其實魔鬼也在這些所謂“與己無關”的心態里。

對家暴過于縱容，終究釀成無法挽回的人間慘劇。也許過幾年，這個案子就淡了，不會再有多少新聞跟進。孩子真的能如愿當兵？婆婆的態度是否會有改變？我們不得而知。只希望下次再有類似事情發生時，更多人能站出來：這個“灌面湯殺妻”的故事，別讓它在別處翻版了。即便某些兒女還在糾結“判刑影響我前程”，即便某些婆婆還在哭訴“別把事鬧大呀”，也許社會會告訴他們：對家暴說“不”，對殺人行為做“最嚴懲處”，這才是唯一正確的結局。否則，終將只剩一碗碗滾燙的面湯、和一聲聲無處可去的呼救，耗盡最后的良知。

寫于202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