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廢除宰相制，跟個工蜂一樣每日忙碌不停，大小國事都要他親自操勞。但這種做法高度依賴皇帝個人的勤政，對后繼者來說是不可復制的。

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問題他也沒能解決，即：保持皇權的絕對高度集中，同時又能解決決策低效的矛盾。

內閣正是在這種矛盾下產生的，朱棣問鼎南京一個多月后，他先后揀選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和 金幼孜等七人入值文淵閣，參預機務，負責給皇帝當顧問，打輔助。

此時的內閣既無行政權，更不能左右行政部門，參預機密卻不能決策。

歷史的變化有時充滿了偶然性，明宣宗三十八歲駕崩，由年僅九歲的朱祁鎮繼位，于是內閣諸臣遂創權宜之制：早朝只許議八件事。（記住這個時間節點）

“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圣體易倦，因創權制：每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九歲幼童根本無法獨立發揮君權獨斷的能力，內閣既可避免皇權旁落，維護皇帝在早朝時處理國事的權威，又讓內閣發揮了與以往不同的職責：處理早朝時要呈給皇帝裁斷的八件事務外的所有章奏的票擬。

這本是權宜之制，目的是將來等英宗長大可以獨立決斷時再行“祖宗之舊”。可歷史卻和創立此權制的三楊開了個玩笑：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 于是權宜變成了定制。

內閣的運作模式：滿朝百官呈遞奏章后，由內閣大臣翻閱后給出建議，貼在奏章上，做“票擬”；皇帝則用朱虹字做批示，稱“批紅”。

獲得皇帝批準后，內閣大臣再下發給各部門進行處理。 內閣的功能就在于輔助皇帝批示和決策，由此節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

內閣制度為佐政， 票擬服務皇權。 內閣權力的大小取決于皇帝的青睞程度，或者說票擬的接納程度。 皇帝政務繁多，也逐漸對內閣形成依賴之勢。

這時宦官登場了。

明代宦官勢力的重新抬頭，很多人歸結于明成祖因靖難之役中，得到相助而寵信宦官，以及后代皇帝的昏庸無能，這些其實不過是表象而已。

要知道，永樂時期的宦官并未參預機務，更不可能影響內閣與皇權之間的關系。明朝開宦官為禍先河的是英宗時期的王振，自此以后明朝宦官參預機務成為體制直到滅亡。

為什么成祖、宣宗時期宦官政治抬頭沒有造成宦官為禍的現象，偏偏是三楊權制，朱祁鎮登基后出現了宦官為禍的現象，僅僅是巧合嗎？

當然不是，宦官成為皇權平衡朝堂引入的新勢力。

自英宗以后，幾乎每個皇帝繼位登基，都要對上一任皇帝信任的太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削弱和打擊。

這說明皇帝對太監危害的認識十分清醒，同時，宰相被廢以后，大臣政無專責，皇帝自身又無力全部親自過問，就不免委任親信。

清理后又以新一輪太監取而代之，擅權正是皇帝親任的結果。這是行政體制中高層輔政機制不健全，皇帝控制朝局、駕馭臣僚的一種手段。

正因如此，當太監勢力一旦發展到極點，威脅君權時，皇帝便依靠群臣懲治太監。當輔臣勢力太大，便又以太監壓制內閣。

此種情況下，太監要么受制于輔臣，要么竭盡攬權欺蒙。

為求自保的閣臣，要么交結太監虛與委蛇，要么竭盡全力攻擊太監，以求權位穩固。

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 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后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要架空皇權就得搞定司禮監，但相較于漢唐時期的宦官為禍皆因宦官在偶然的時機里掌握了軍權，明代為禍的宦官沒有一人能握有軍權，并以此為權柄來要挾皇帝、對抗朝臣，相反，像勢焰熏天的劉瑾、魏忠賢等大宦官的倒臺，只需簡單到皇帝的一紙詔令即可。

宦官即便私下與朝臣勾兌信息，交通有無，但仍需背靠皇權才能立足。

宰相制度建立以來，確實有相權架空皇權的現象出現，但明朝內閣并非丞相。

閣臣包括首輔在內，只備皇帝顧問， 因而閣臣權力的大小，完全取決于皇帝對他們的信任程度，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

明朝內閣是加強皇權的工具，它的出現及發展僅僅是皇權的需要。即便是張居正執政內閣權力頂峰時期，皇室仍然掌握著主動權。

內閣在名義上始終只是皇帝的輔佐幕僚，并非正式的行政機構。

黃宗羲認為，明代“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其權“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這是不確切的。

太監操持在手的權力，其實是皇帝兼并的相權，只有認識到這一本質，才能理解明朝諸臣依附太監、假其顏色，甚至遭其迫害的原因。

而明代廢相后，輔政的閣臣名不正，又夾雜太監侵奪朝權，這也就導致上層機構權責不清，推諉扯皮，黨爭不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