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十三）：唐武宗1
30.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814年7月2日－846年4月22日），原名李瀍，唐朝第十六位皇帝（840年2月1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和唐文宗李昂異母弟，母為宣懿皇后韋氏。

（1）早年經歷

李炎（原名李瀍，改名事見“服丹而崩”目錄）于唐憲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814年7月2日）生于長安東宮，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母為宣懿皇后韋氏，是唐文宗李昂之弟。長慶元年（821年），封為潁王。開成年間（836年—840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長兄敬宗之子、晉王李普為嗣，可是李普于太和二年（828年）六月五歲時夭折，文宗追賜他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832年）十月，他立兒子、魯王李永為太子。開成三年（838年）十月，李永暴死。文宗很是傷感，從此抑郁成疾。開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沒有同意寵妃楊氏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議，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但還沒有來得及行冊禮，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爭也由此開始。

（2）幸登帝位

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玨等奉太子監國。但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和魚弘志貪圖擁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難當重任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李玨據理力爭，奈何手握神策軍的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將李炎立為皇太弟。當天夜間，仇士良便統兵從十六宅迎李炎赴大明宮少陽院，百官則在東宮思賢殿謁見李炎。同月四日（2月10日），文宗駕崩，李炎在靈柩前即皇帝位，是為唐武宗。十四日，受冊于正殿，時年二十七歲。李炎即位后，將已過世的生母韋氏追冊為宣懿皇太后。其生日被定為慶陽節。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群臣上尊號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3）即位之初

李炎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勸說下，將文宗的楊妃、陳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潛在的政治對手賜死。在開成五年（840年）八月為文宗舉行的安葬典禮上，仇士良又把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殺死，以解除對李炎構成的威脅。

李炎讀書雖然不如文宗，但更能知人善任。在即位當年（840年）的九月，召素有干才的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門下侍郎。他有志于革除弊政，對李德裕極其倚重。君臣二人在會昌年間內憂外患交織的時刻，能夠沉著應對，度過難關。

會昌元年（841年），宰相李玨、楊嗣復被罷相貶往外地，李炎本來已經下詔將二人處死，但在李德裕的強烈請求下，將二人赦免。仇士良企圖煽動禁軍驅逐李德裕，但被李炎震懾。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在會昌三年（843年）以老病為由提出退職，李炎順勢解除了仇士良的軍權。仇士良退職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這樣，李炎暫時剪除了宮中的宦官勢力，加強了皇權。

李炎性喜行獵游宴，與武士角力，允許五坊小兒讓其出入宮禁。有一天，他問候祖母郭太皇太后（即懿安皇后）起居之狀，并從容請教說：“怎樣做才能成為盛德天子呢？”郭氏說：“諫臣所上章疏應當留心閱覽，覺得可行的就采用，如有不妥之處，可以征詢宰相的意見。不得拒受直言，不要聽信讒言，要以忠良之士作為心腹。這樣就能成為盛德天子。”李炎再拜致謝，還宮后索取大臣諫章閱覽，多是勸諫游獵之事，從此后便很少出游行獵，五坊小兒與角力武士等人不再享受大量賞賜。另一次，李炎前往涇陽縣圍獵。不久后，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在紫宸殿勸阻說：“陛下近來游獵逐漸頻繁，出離京城也太遠，早出晚歸，荒廢了朝政。”李炎臉色一變，承認錯誤。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李炎對宰相們說：“朝廷設置諫官的本意，就是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聽到。”李德裕等宰相齊聲祝賀。數日后，李炎擢拔高少逸為給事中，鄭郎為左諫議大夫。

李炎早在做藩王時，便已迷信道教，勤于“道術修攝之事”。到他即位后，馬上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在三殿修建金箓道場。李炎還親自前往三殿，在九天壇親受法箓。即使臣下上疏勸諫，他也置于一旁。

（4）會昌中興 ①收服藩鎮

會昌元年（841年）九月，盧龍軍亂，牙將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留后。隨后盧龍士卒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在此期間，李炎采納李德裕的建議，沉著應對，不隨意授予節鉞。最后選定了恭順朝命的雄武軍使張仲武，成功平定了盧龍軍亂。

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其侄劉稹意圖割據，不聽朝旨，李炎與李德裕力排眾議，派兵征討，成功平叛。會昌五年（845年）正月，因澤潞平定，群臣為李炎上尊號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

②大破回鶻

會昌二年（842年），回鶻南侵，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奉詔討擊，大破回鶻軍，殺戮收擒近九萬人；又派兵趁勝進入契丹、奚兩部，殺回鶻監使，從而恢復了唐王朝對兩個部落民族的管轄。會昌二年（842年）八月，唐廷發兵三路，北伐回鶻（唐擊回鶻烏介可汗之戰）。至會昌三年（843年）二月，石雄大敗回鶻于殺胡山（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烏介可汗負傷，遠遁西域。此后，唐北部邊境安定三十余年。會昌年間，黠戛斯也向唐稱臣。

③開源、節流

鑒于佛教勢力的膨脹，及李炎寵信的道士趙歸真、劉元靖等人的勸說，李炎于會昌五年（845年）下詔拆毀佛寺，令僧尼二十六萬余人還俗，沒收奴婢十五萬人及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但在拆毀寺院的過程中，經濟損失也不小。特別是不久之后唐懿宗復法，使政府損失更大，難以估量。

除了開源，還要節流。李德裕大刀闊斧地裁撤冗官，會昌四年（844年），他一下裁掉官吏兩千多人，大大縮減了有關開支。這段唐朝中后期較為平穩的一段時間，被史學家稱為會昌中興。

（5）服丹而崩

李炎長期服食長生丹藥，性格愈加急躁，喜怒失常。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炎召李德裕詢問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陛下的嚴厲決斷讓人們難以猜測，朝外之人感到很驚恐。以前賊寇叛逆專橫暴虐，當然應該用嚴厲的威邢來制服他們；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寬容理政，如能使犯罪的人服罪無怨言，為善的人不感到驚恐，那就能稱得上寬容了。”自此年秋冬以來，李炎開始患病，但道士聲稱這是成仙前的“換骨”。李炎隱瞞患病之事，外臣只是奇怪他很少進行游獵，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同時，李炎又下詔停罷第二年元旦的大朝會。

會昌六年（846年）二月，鑒于黨項部落屢次擾邊，李炎任命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黨項使，派兵征討。三月一日（846年3月31日），久病未愈的李炎認為漢朝屬火德，光武帝劉秀因而改洛陽的“洛”為“雒”；唐屬土德，不可以王氣勝過君主之名，于是正式下詔改名為李炎（瀍的偏旁從“水”，唐的“土”德克制“水”；改名從“火”的炎，“火能生土”，便可以“以君名生王氣”）。而自正月十三日起，李炎就不再上朝視事，宰相求見，也不獲允許。朝廷內外都深感憂懼。不久后，李炎的病情迅速惡化，以至十來天說不出話來。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李炎在長安大明宮崩駕崩，年僅三十三歲。同日，由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等擁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為唐宣宗。李炎成為唐朝自太宗、憲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藥而死的皇帝。八月，獲謚號為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葬于京兆府三原縣的端陵。

（6）為政舉措 ①政治 a.削弱宦官勢力

李炎在位期間，任用宰相李德裕，使中書省能發揮其職能，削弱了宦官的勢力。會昌二年（842年），宦官首領仇士良煽動神策軍聲討宰相，其陰謀被挫敗后，李炎沒有乘勢對他采取進一步的行動，而是將他提升為觀軍容使，領神策左、右二軍。名義上得到了升遷，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基于大勢已去，仇士良被迫致仕，不久后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會昌三年（843年），李炎派人以貪瀆為由在仇士良家中查出數千件兵器，借機下詔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沒其家。

b.加強相權

宰相在封建國家的中樞體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因此，宰相輔佐的好壞，其權力行使的充分與否，對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影響很大。而在唐朝中后期，相權漸遭削弱。“甘露之變”后，“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文宗開成時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專權的附屬品。因此，會昌時期李德裕加強相權的做法，對于抑制宦官權力擴張，提高朝官的聲威，保證政令統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顯的積極作用。

開成五年（840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李炎進言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兩點就同相權有關。他認為應該政歸中書，保證宰相確有輔弼之權，但同時他又建議限制宰相的任期，同時強調：“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迄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通過這種既切實保證相權，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參政大權，干好統率百官的工作。

會昌末年，李炎恢復了中書舍人參與臺閣常務的權力。這也可以視作加強相權的另一項重要舉措。

c.清理入仕門徑

唐末劉允章曾上言，陳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責仕途太濫；范祖禹也認為唐末仕途太濫，實系當時一大弊端，其禍不在割據之藩鎮和專權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頓吏治就必須追根溯源，找出腐敗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會昌年間，對選拔官吏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企圖從官吏來源入手，加強官僚隊伍建設。為此，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李炎主要采取了以下對策：

首先是嚴格進士覆試制度，提高銓選質量，選拔真才實學。進士科是唐代選拔官吏的一個重要門徑，曾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隨時間的流轉，“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趨明顯。有鑒于此，會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已后，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于二十五人”。這種做法，雖難避免依權弄法，徇私舞弊的現象，但也能選拔具有真才實學的考生，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即此謂也。又如，會昌四年（844年），尚書左仆射王起知貢舉，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才堪及第，結果由于覆試，只錄取一人；會昌五年（845年）二月，諫議大夫陳商知貢舉，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戶部侍郎白敏中奉敕覆試，結果覆落七人。這樣嚴格選舉，自然有助于官僚隊伍素質的改善。

其次是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會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準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并令授諸州府參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按，進士中舉以前，由于經年苦讀，無暇過問閭里疾苦，故對民情并不諳熟，像從前那樣輒及第即除授正職，就難免出現“茍從知己，不念蒸民”的情況。針對這個實情，規定須經兩考，方可實授，則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說的弊端。另外，從敕文中可以看出，對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關于這一點尚有更為詳備的規定，“近日諸道奏官，其數至廣，非惟有侵選部，實亦頗啟幸門。向后淮南、兩浙、宣、鄂、洪、潭、荊、襄等道，并不得奏請。其三川邊鎮、河南北地遠官，無選人肯去，闕員稍多處，即任量切奏請，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諸道奏授官過多，不僅造成“料錢虛占”，“供費不少”，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同時也“頗啟幸門”，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權則歸于私門，容易形成地方集團勢力，影響朝廷威信。對此加以限制，不僅可以避免上述情況，也可以增強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對策之二是，對官宦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制，并嚴格控制官員的兼職范圍，防止墮政害民，提高官吏隊伍的素質。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過科考以外，利用門蔭特權入仕者，其數亦不在少。科舉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較門蔭取仕，則其優點十分明顯。在會昌二年（842年）四月的敕令中，李炎指出門蔭特權的濫用、冒用已成為中晚唐社會一大弊病，因為那些豪門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頗有愆違”，不僅造成“吏途太濫”，而且還由于“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使許多人得免差役賦稅，這樣勢必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對門蔭特權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還可以擴大國家的財源，增加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因此，可以說，會昌年間明令限制門蔭特權，規定必須嚴格執行用蔭標準，對于避免或減少“其中亦有影庇，真偽難分”，肅凈官吏隊伍有著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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