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大半夜，東北軍炮六旅旅長黃永安，突然收到張學良發來的急電，之后“兵變”二字迅速填滿他的大腦，這命令是執行還是不執行？猶豫之際，他老婆李志全一聲令下，黃“妻管嚴”毛病復發，立馬把電報轉給了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

一個月前，老蔣避壽洛陽，張學良前去進言，力主聯共抗日，被老蔣訓斥一番。同時發現，老蔣正不斷籠絡他派駐在洛陽的炮六旅旅長黃永安，許諾要為黃晉升軍銜。
對此，張搶先一步晉升黃為少將，本是想讓黃感恩，誰知卻是肉包子打狗，一場空。
黃永安是吉林雙城人，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早期在東北軍中擔任炮兵第四團的排長和連長職務。后又到北京陸大深造，之后在東北軍一路高升，1932年10月擔任炮兵第六旅旅長。可見，張學良對黃還是十分賞識的。
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給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六旅旅長黃永安發去密電，主要指示有三點：
其一，讓他控制洛陽機場，不準有一架飛機起飛，并迅速占領軍械庫、中央銀行洛陽分行；
其二，讓他與洛陽軍分校東北軍教導總隊隊長劉海波協同行動，攻占陸軍和空軍軍事學校；
其三，則是發給五十三軍萬福麟的，讓他配合黃行動，搶占鄭州，卡住隴海鐵路，阻止中央軍西進威脅西安。
黃收到電報后，就意識到西安發生了“兵變”，手持命令犯了難，這命令是叫他跟著“兵變”，這可是要掉腦袋的事情，他不得不三思。
首先，他認為大炮對遠方之敵有威力，在近戰上則無優勢，炮兵向來是配合步兵作戰，只能在后方作支援，單獨行動并不合適，如何用炮兵去封鎖銀行、搶機場、奪軍械呢？

其次，他的炮六旅全旅雖說有炮7團、炮兵12團、炮17團等三個團，但炮七團是中央軍，一旦打盧來就是敵人，也就是說，他手下只有兩個團的炮兵。
就算加上洛陽分校的東北軍學員和教導隊，總共人數也就兩千余人，而這些學員素質參差不齊，想靠他們拿下洛陽城，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對于黃永安顧慮的問題，張學良就沒有考慮過嗎？當然有，張認為，在洛陽只有祝紹周一人能代表中央軍，而祝兵力有限，猶如光桿司令，更何況，在祝手上有一項大工程，即老蔣并辦他的防御日本侵略的黃河國防工事，必須由他秘密督修，他的注意力幾乎全在這件事上了。所以，只要黃出其不意，就有實現目標的可能性。
但黃對祝紹周也有顧慮，此次負責修建國防工事的不是普通民工，而是由樊崧甫指揮的中央軍主力46軍，其麾下有第28師和79師，兵力達數萬，樊、祝二人都是來自北伐時26軍，就算他用大炮摧毀機場和鐵路，之后也必遭46軍圍殲。
其實，黃永安如此瞻前顧后，說白了就是不想參與兵變，在內心為說服自己找了一百個理由。俗話說，兵貴神速，事在人為，此時他若心向張，必然不顧一切追隨，反之，就是這個樣子了。
而且黃如此心態，與樊、祝二人有很大關系。樊為人豪放，有江湖俠氣，兩人同在一所軍校上過學，平時常在一起喝酒，酒后談天說地論國事，情誼頗深。
對祝紹周就更不想翻臉了，祝的夫人劉宦有俠女之氣，人漂亮性格豪放，很擅長夫人外交，劉與黃永安的太太李志全正打得火熱。
李是資本家之女，北師大畢業，能說會道，對政治頗為癡迷，關鍵還是國民黨成員。她與黃結婚后，便隨黃安家洛陽，之后就與劉宦交上了朋友。
由于彼此夫人的關系，祝紹周與黃永安兩家之間的交往也變得親密起來，所以，對祝、樊二人，黃永安并不想與他們為敵，更不想加害他們。
黃永安猶豫不決之際，老婆李志全也起來了，一看他愁眉苦臉的樣子，便關心地問：“什么事把你呆成這樣？大半夜地不睡覺？”
黃嘆口氣，說：“我哪能睡不得著，真不知道怎么辦了？”
李志全不屑地說：“什么勞什子電報，先扔到一邊去！”
“說得輕巧，我能扔得下嗎？”
李志全聽黃如此說，干脆讓黃把電報拿給她看下。從原則上來說，如此緊要的軍事機密本不應交到老婆手上，但黃是個怕老婆的人，李一說，他馬上就奉上了。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劉宦的交往，導致李對張學良的好感蕩然無存。她一看電報，馬上火冒三丈，大罵張學良無恥，氣急敗壞地對黃說：
“張學良這么做，不僅是犯上作亂，而且是以卵擊石，你還有什么好猶豫的？怎么能聽他的命令，趕緊找祝紹周，把電報轉送給他，洗清嫌疑吧。”
果然，在老婆的催促下，天一亮，黃永安就走進了祝紹周的辦公室。黃把電報遞給祝，祝看后頓時臉色劇變，立即拔槍指向黃，并大罵他們造反。
黃趕忙說：“這是亂命，我怎么能執行呢？”，祝轉念一想，如果黃依命而行，他此時早就人頭落地了。
“此話當真？”，祝不放心地追問。
“我心向蔣委員長，怎么可能執行張副司令的命令？”
祝聞言大喜，說：“君貢獻黨國，黨國決不負君”，之后二人一番密談，便分頭行動。祝在黃離開后，火速打電話向何應欽做了匯報，這一消息這張、楊正式對外公布“西安事變”提早了近十個小時。
黃永安的倒戈使得潼關輕易丟失，張、楊二人的軍事壓力倍增，局勢走向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