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李克農和康生有著頗深的淵源，或者說，李克農曾長期是康生的下級。

我們知道，1929年，李克農化名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得到了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信任，后來，顧順章叛變，錢壯飛獲取到的重要情報就是經過李克農的手傳遞出來的。

在這段潛伏時期，李克農都是在中央特科的領導下工作的，而康生當時正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領導人。

但是在此之后，康生跟著王明去了蘇聯，基本上離開了情報保衛部門，而李克農去了中央蘇區，并繼續負責敵情偵察和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安全的工作，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

全面抗戰爆發后，康生回到了延安，并在1939年2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兼中央情報部部長。這意味著康生取代了之前的鄧發，重回情報保衛工作主持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后，李克農從南方撤回延安，擔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后又兼任中央情報部副部長，成了康生的副手。這是兩人繼中央特科之后的再一次合作。

但是，這兩人在性格和品格上差異都很大，他們之間的合作并不愉快。曾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晚年在回憶錄《谷與峰》第十章《我所了解的康生》中有過這樣一段回憶：

他（指康生）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會部去工作，說副部長“李克農活不久了”，但在李克農面前不知道又說了什么，使李在很長時間內對我耿耿于懷，卻無法交換意見。

這一時期的康生，對李克農已經心懷不滿，但還未徹底發作，只能耍一下挑撥離間的手段。但到了1948年，康生對李克農的嫉妒和怨恨徹底爆發，這一年，李克農正式取代康生，成為中央社會部部長。

康生為什么會老部下李克農被取代呢？大概說來有兩件事：一，康生在搶救運動中肆意妄為，傷害了很多同志，受到了多方指責，七大之后，他就開始失勢了；二，康生1946年到山東后，所推行的政策存在嚴重錯誤，違反了中央的精神，受到毛主席和黨內同志的批評。

正因如此，康生在建國之后就長期稱病不出，蟄伏了數年之久。直到1956年八大召開，康生覺得自己重新出山的機會到了，他派夫人曹軼歐四處活動，搞到了一張列席。

但是，在八大上，他只是入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什么說“只是”？因為他在七大就是政治局委員了，這一次他的排名從政治局的第7位降到了22位。

康生突然病愈，組織上一時間很難給他找到適合的崗位，就決定暫時由中宣部長陸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陸定一也是候補委員，排名還領先康生，但出于對同志的愛護和謙讓，每次出去他都讓康生走在自己前面，康生卻以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康生在這以前，擔任過文教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毛選》編委會副主任、理論小組組織等職，還在中蘇論戰期間主持了《九評蘇共》的起草工作，主要就是負責理論工作的。

當時的李克農，是中央調查部部長，在中辦楊尚昆和中央書記處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康生急切地想重新回到這個領域，但是一直不得其法。1962年，李克農在北京病逝，1966年，小平同志二落，康生于是開始分管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此后，他污蔑賀龍，制造“61人叛徒集團案”等等，制造了大量冤案。

此時李克農已經去世多年，但康生仍對他進行了多次誣陷和攻擊。據李克農之子李力回憶：“父親所在的單位，機密性強，66年后本應受到一定的保護，但是康生親自插手，使一些多年建立起來的情報關系遭到破壞。運動開始，我們與一些老同志就很擔憂，雖然父親幾年前去世，但是康生心狠手辣，善于記仇，能不能放過父親？”

在這之后，康生就公然說出了：“李克農死了也可以炮轟，也要批判！”并且喊出：“打倒死人李克農！”的口號。最終，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干預下，此事才沒有繼續發展。

李力回憶，當時就有一些老干部說：李克農若非早逝，落到康生手里肯定沒有好結局。李力說以父親的性格和身體，早逝也未嘗不是一種“不幸中的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