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永年(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陳垣先生是我國一代史學宗師，他還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

我的老師柴德賡先生1959年撰寫《我的老師-陳垣先生》，慶賀陳先生 80華誕。文章從3個方面談自己的切身體會，以表自己的景仰和祝頌，其第一點就是“教學工作”，列舉事實，頌揚“陳老師熱愛教育事業，積極培養青年、關心青年的成長”。

左一柴德賡

白壽彝先生為紀念陳垣先生百年誕辰，以《要繼承這份遺產》為題發表論文，也首先稱道“援庵先生從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

右一白壽彝

拋去早年任小學、中學教師不算，1922年陳先生開始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導師，后歷任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歷史系和史學研究所教職，包括1926年年初出任輔仁大學校長，直至1952年，年過古稀，從未離開高校的講壇。

在現代史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廈門大學校長陳嘉庚等，光耀史冊、群星燦爛，為我國高等教育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但是像陳垣先生執掌輔仁這樣的名校，既是校長，又當教師，孜孜不倦奮戰在教學第一線，且堅持到古稀之年者，實為罕見。

左一白壽彝

教師是崇高的事業。封建社會講“天地君親師”，教師與天、地、君王、父母并列。新中國將培養下一代的重任托付給教師，陳垣先生將此看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史學大師，他甚至提出:“做一個優良教師，就非進行科學研究不可，科研是提高教學質量的主要手段。但教師的科學研究，主要是為教學服務。”正是這種高尚的情懷，陳先生畢生奮斗，執掌名校之長，又須臾不離三尺講壇，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我們樹立了教師的典范、光輝的楷模。

右一柴德賡

陳垣先生學識淵博，早已為世熟知，但為了教好課，他還是傾全力作準備。柴師親見，1942年他為輔仁大學研究生開“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課，從《大藏經》及有關史料中搜集資料加以研究，寫成論文底稿，再來講授，驚嘆“真是以獅子搏象的精神來備課”，為這種高度負責的精神深深感動。

陳先生的課堂教學也形成了自己獨特、堪稱經典的方法。在傳授傳統基礎知識的同時，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獨立獲取知識，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讓學生會讀書，會研究。史念海先生說:“以前有人說過:‘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援庵先生不僅要人看鴛鴦繡，而且是在度人以金針。”這一卓越的教育理念最能體現在陳垣先生所開創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和“史源學實習”課程。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陳垣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元史目錄”“中國基督教史資料目錄”“佛教史籍概論”等多門目錄學課程，傳授治學門徑。

柴先生說，以往授目錄學，“講書的源流和版本多，對書的內容及如何利用這部書就講得很少，而且他們是專講目錄之學，并非把它作為基礎來搞學問。陳先生搞目錄學，是把它作為工具，作為手段，通過它掌握材料，做科學研究”。就我見到的幾份陳垣先生史學名著講授記錄看，給本科生講，主要是廿四史、通鑒，每次都有不同;而給研究生，則廿四史、通鑒以外，編年體、紀事本末體、政書乃至方志、目錄等門類皆有介紹。

陳垣先生介紹史學名著，也談這些書的作者、源流、版本，但核心是講它們的史料價值。他以文獻的史料價值為基準，將名著分為資料書、參考書、工具書，分得清清楚楚，教導初涉史壇的學生如何去讀書，去搜集掌握第一手資料，引導學生進入史學殿堂之門。

李瑚先生于1947-1948年隨陳垣先生學習史源學，其《“史源學實習”聽講筆記》記載，陳先生在該課開講時說:“史源學十五年前在北大開過，選此課者當皆已成才。”據此，陳先生1932年在北大講授“史源學實習”，首創了這一經典課程，其目的是“擇近代史學名著一二種，一一追尋其史源，考證其訛誤，以練習讀史之能力儆惕著論之輕心”。

具體來說，是“取清儒史學考證之書如顧氏《日知錄》等為課本，注重實習，因其所考證者而考證之，觀其如何發生問題，如何搜集證據，如何判斷結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證之方法，并可隨時糾正其論據之偶誤，增加本人讀書之經驗。研究生必修”。這是集學會讀書、追尋史源、發現問題、進行考證，諸多實踐訓練于一統的課程，其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目的十分明確。李瑚先生的《“史源學實習”聽講筆記》、劉翰屏先生的《勵耘書屋受業心得》，以及陳先生的范文，陳先生批改的劉翰屏、李瑚作業的影印手稿,都可以使我們領略到這一課程的概況以及學生訓練后所取得的實效。

這樣的教學，學生受益無窮，但對于老師來說，這種課程，沒有獻身精神，沒有博覽群書的功力，沒有駕馭材料進行研究分析問題的高超本領，是開不了的。陳先生開這個課程，完全是為了學生。能力的培養貫串在陳先生的整個教學生涯之中。

我生也晚，沒有可能接受陳先生親炙。但我非常幸運。柴德賡先生于1955年調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任教，1956年我以速成師范畢業有3年教齡的小學教師調干考入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成為柴先生的學生。

他為我們開設“歷史要籍介紹”。課前發講義，課堂上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內容比講義更豐富、更生動。配上飄逸俊秀的板書，聽先生的課不僅是享受，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一個優秀的老師，他的課堂教學就應該這樣引人入勝。我從柴師的課堂教學推想，陳垣先生當年的課堂教學是如何的精湛!

“歷史要籍介紹”講了60多部要籍，講授中涉及的相關典籍又數倍于此。學下來不僅對于這些要籍的作者、體例、內容、價值等有了初步了解，關鍵是，它們之中，哪些是應該精讀的材料書，哪些書是參考書、工具書，以及它們在研究過程中的地位、價值和功用都有了清晰的了解。

更值得強調的是，柴師在授課過程中，以“因事附見”的方式，結合史家、名著鮮活生動的逸事，將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該具備的史家情懷、史學素養及治學方法，如對史源的追尋，對史料的竭澤而漁、分類、鑒別、考訂，長編的制作，札記的撰寫，等等，娓娓道來，興味盎然，潤物無聲，讓我們受到熏陶和教育，為日后從事史學研究樹立正確的規范。記得柴師曾反復引陳垣先生的話，文章寫好，要放一放“陳釀”，我現在還有存放二三十年的未曾發表的文章。

在柴師的引導下，鉆圖書館成為日常愛好。所講要籍都盡可能找來見了面。劉知幾、趙翼、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史學評論著作，更經常翻閱。當時史學方面的刊物很少，就《歷史研究》《歷史教學》《新史學通訊》(后改《史學月刊》)數種，我也拿來讀。說實在的，很多都讀不懂，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但是培養了興趣，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日積月累，不僅增加了學識，還鍛煉了思維能力。對柴師課堂上所指點的研究途徑和方法，也有了更深的體會，實際上無異于讀了一次研究生。

1960年10月，我畢業被分配到內蒙古教育廳工作，1961年調入內蒙古師范學院任教。柴師專程去蘇州古籍書店文學山房為我購買了涵芬樓影印殿版前四史。我按照柴師的教導開始系統閱讀這部前四史，小有心得，寫成札記。1963年在札記的基礎上寫成《戰國歷史上的匈奴》和《關于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兩篇短文，先后在《光明日報》1963年4月10日和同年8月14日《史學》周刊上發表，從此走上了史學研究的道路。

當年柴師來信，深情地給我鼓勵，并轉達北大老師的夸獎，說我“會讀書”。著名蒙古史元史學家周清澍先生為我的論文集《明代蒙古史叢考》作序，說我是“自學成才，有突出成就的學者”。“突出成就”是周先生謬贊，實不敢當。我的學歷確實僅僅是本科畢業，作為邊疆地區普通師范學校的年輕助教，在專業領域無從得到名師指點，但我在本科期間就已在柴師的精心教導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在這基礎上通過努力取得的。現在回過頭來看，特別是認真讀了青峰先生所藏援庵先生《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深深體會到柴師的學術以及“歷史要籍介紹”所體現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完全是陳垣先生的傳承。

內蒙古師范學院創建不久，圖書資料十分貧乏。魏晉南北朝基本史料僅《后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南北朝八書二史、《資治通鑒》《世說新語》《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等不多幾部，校內圖書館還能找到，于是選擇這一時段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開始攻讀陳寅恪、唐長孺、周一良先生的論著。在接受“北陳”陳垣先生治學理念的基礎上，轉向“南陳”陳寅恪先生的專擅領域。來新夏先生說:“我受業于陳垣老師，但也讀過多種陳寅恪老的著作，后學不敢妄議前輩，只覺得二老各有優長，如果冒昧第比喻，讀寅老的著作時有‘鴛鴦繡了從教看’，讓人有一種望之彌高的感覺，而讀陳垣老師的書和聽講及讀范文都有“不吝金針度與人”的感覺，使人能以把握，這在選讀‘史源學實習’一課程時，尤感深切。”

田余慶先生《接替陳寅恪，樹立了一個新的路標——<唐長孺全集>首發式上的發言》也說:“唐先生的治學思辨能力很強，有自己的巧思。……上世紀四十年代，陳寅恪先生當選為英國科學院通訊院士，英方舉了他三篇代表作，篇篇都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學說考》，一篇是《東晉南朝之吳語》，一篇是《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

讀唐先生文章，能夠得到這種感覺的也不少，如《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看起來是一篇小文章，卻帶出一個大題目。這不光是學術素養和理論水平的問題，還要有很高的悟性和很豐富的靈感。就這方面來說，唐先生有很多可學的地方，常常讓人回味無窮。古人說大匠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前輩學者并沒有教我們如何把他們治學的‘巧思’學到手，只有靠我們深深地去體會。”兩位先生所言極是。

我想說的是，盡管我所學只是皮毛，成果也很少，但根據自己學習的體會，受過陳垣先生學術的訓練，再去深深體會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應是一條比較有效的治學途徑，還可以避免“走火入魔的危險”。

陳垣先生在教學以外，對學生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據柴師和劉乃和先生回憶，很多不是弟子的人，也通過信件得到了他的指導，最后成為他的學生，這種大愛，有教無類，正是教育家的本色。陳垣先生給我們樹立了一位教師的光輝榜樣。怎么當教師?就應該像他那樣去當!我切身體會，我的老師柴德賡先生做到了。我們也要努力去做。

今天我們國家各項事業都在蓬勃發展，高等教育無論在規模、設備還是水平上都是陳先生、柴先生當時無法比擬的。現在我們紀念陳垣先生，就是要傳承陳垣先生和他的弟子柴德賡先生等老一輩的崇高風范，將培養優秀的決定祖國未來各項事業命運的年輕接班人，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將陳垣先生以學生至上，著力培養學生科研、教學能力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一代一代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