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導語：

　　在全球地緣政治動蕩、國際秩序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歐洲深陷發展困境。本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充滿不確定性，歐洲內部矛盾重重，外部面臨烏克蘭戰爭與中東動蕩等危機。同時，特朗普政策的影響使美國偏離傳統西方理念，令歐洲前景迷茫。本文認為，歐洲正處于類似二戰時期的關鍵時刻，急需像丘吉爾那樣的領導人，明確發展方向、重塑自我，并勇敢應對挑戰。那么，歐洲究竟該如何突破困局，在新時代找準定位？又能否凝聚力量，重塑輝煌？

　　本文編譯自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在數十年最黑暗的時刻，歐洲亟需一位新的“丘吉爾”》（In its darkest hour in decades, Europe needs a new Churchill），作者是西班牙前外交部長、世界銀行集團前高級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喬治城大學訪問講師、大西洋理事會董事會成員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本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充滿了不確定性。自冷戰以來，該會議一直作為保障跨大西洋安全與防務決策的重要平臺。歐洲陷入內部分歧之中，目睹著世界在烏克蘭戰爭、中東動蕩等諸多挑戰中陷入混亂。而歐洲自身也舉步維艱，即便有所應對，也往往成效甚微。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貫穿于歐洲當前所面臨的一系列戰爭與危機之中：西方世界如今還剩下些什么，歐洲又希望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

　　冷戰結束時，“西方與其他地區”這一框架成為理解全球動態的主導模式。但今天，這一二元對立已然式微。許多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一解構局面的出現，但有一位人物站在這一裂痕的中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其首個任期內，他僅對這一轉變略有暗示，如今他已采取實際行動，試圖切斷與“西方”這一地緣政治集團及其共同使命的聯系。他對國際關系的“交易性”看法，將北約降格為滿足美國即時利益與財政平衡的管理者。

　　美國不再愿意充當其一手創建的體系的支柱角色。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所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樣，華盛頓已經背棄了成為“不可或缺的國家”這一理念。對于歐洲而言，問題已不再是如何融入華盛頓的戰略，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剩下的東西：其權利與自由的根基、法治原則、各類制度以及多邊主義。

　　如今，甚至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舉辦地——巴伐利亞霍夫酒店的大廳內，人們對歷史的談論也是不絕于耳。尤其是二戰常常被人提起，并被頻繁地與波茨坦會議相提并論——其無疑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1945年7月的那段歷史余音至今仍在回蕩。當時德國戰敗，太平洋戰爭仍在繼續，美國和蘇聯為即將到來的冷戰奠定了基礎。雖然官方討論的焦點是德國的命運與歐洲的重建，但實際上，歐洲分裂已然成為定局。

　　▲美國第64任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隨后，華沙條約組織的成立便是二戰談判的成果之一。在這場談判中，莫斯科和華盛頓并沒有直接對抗，而是通過事實上的平衡來建立對峙。被摧殘和分裂的歐洲淪為棋盤，任由他國擺布。最終，歐洲和美國攜手崛起，走上了一條獨特的協調發展之路，并帶來了和平與繁榮。如今，美歐關系正面臨壓力，甚至歐洲社會對這些決定性原則的承諾也在動搖。然而，美歐合作的根基尚存，歐洲能夠并且必須做出回應。

　　歐洲并非第一次面對至暗時刻。1941年8月，在軍事前景極其嚴峻的時刻，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橫渡大西洋。英國孤軍奮戰，抵抗納粹德國，后者幾乎稱霸了整個歐洲。而就在不到兩個月前，德國剛剛入侵了蘇聯。美國公眾深深陷入其歷史上最為明顯的孤立主義階段，根本不愿卷入戰爭。然而，就在紐芬蘭海岸外的兩艘軍艦上，丘吉爾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共同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傳達了無比堅定的充滿信心的訊息，更重要的是，它勾畫出未來世界的美好藍圖。

　　▲左為富蘭克林·D·羅斯福，右為丘吉爾

　　即便在今天，丘吉爾的膽識依然令人驚嘆。盡管歐洲的命運充滿不確定性，他仍能挺身而出，在必要時甘愿做出犧牲。這不僅僅是為了贏得戰爭，更是為了塑造隨之而來的國際秩序。《大西洋憲章》終結了英國在貿易方面的“帝國特惠制”，轉而讓位于白宮所倡導的自由市場理念。它確立了民族自決原則——這實際上也為大英帝國的命運定了調。它為多邊主義奠定了基礎，也為美國承擔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保障者這一角色鋪平了道路。這便是羅斯福的愿景，盡管他因美國民眾專注于國內事務，且對局勢的利害關系理解狹隘而受到限制，無法公開承諾參戰。

　　如今的局勢與當年的相似之處令人矚目：歐洲再一次處于關鍵時刻。但不同于1941年，今天已沒有了丘吉爾式的人物。也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清晰地闡述一個明確的規劃。歐盟在技術官僚主義與政治無力之間搖擺不定。烏克蘭戰爭考驗了其領導力，而其結果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模棱兩可。盡管在對俄制裁、以及對基輔的軍事支持與援助上各方達成了一致，然而，對未來的遠見仍舊缺失。

　　▲丘吉爾

　　在美國逐漸背離傳統西方概念的世界中，歐洲應當扮演何種角色？歐洲要如何發展真正的戰略自主性，避免陷入無足輕重的境地？在對華事務上，它又該采取何種立場和目標呢？慕尼黑安全會議并未給出答案。演講中充斥著對迫在眉睫的威脅的警告，卻缺乏解決方案。人們談論著加強國防、深化一體化、提升戰略自主權，但卻始終缺乏一種信念，即這些言辭背后并沒有與之對應的具體規劃。

　　1941年，丘吉爾在克服重重困難橫渡大西洋時，心中也并無十足的把握。他的這一趟旅程充滿風險，不僅是政治上的風險，更因為德國潛艇在海洋中潛伏而導致的實實在在的人身危險。但他明白，歷史并非由那些坐等有利時機出現的人所決定。言辭至關重要，而領導力體現在用實際內容和明確方向來提振士氣。今天，歐洲必須重新找回那份膽略。歐洲的定義不應僅僅局限于它所反對的事物——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全球的不穩定局勢以及專制主義的威脅，還應基于它努力構建的目標。

　　▲2025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英國首相凱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圖下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圖下右二）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在倫敦蘭卡斯特宮舉行的峰會上合影留念。斯塔默接待了澤連斯基和其他十多位歐洲領導人，討論如果與俄羅斯停火，歐洲大陸可以為基輔提供的安全保障。

　　倘若沒有明確的方向，沒有能夠闡明目標的聲音，歐洲將依舊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沉重負擔，因移民問題帶來的挑戰而動蕩不安，擁有極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在科研方面成果卓越，并且是一項宏大的內部建設項目的主角。但這一項目過于自顧自，而在一個不斷自我重塑的世界中，顯得愈發無關緊要。正如1941年一樣，如今又是一個黑暗的時刻。但歷史證明，“最黑暗的時刻” 絕不能成為無所作為的借口。讓我們去探尋——并找到——團結的力量和領導力。然后，讓我們勇敢地付諸行動。

　　編譯：劉佳音

　　編務：鄭思宇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