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插圖來自網絡)
錢镠的抉擇
□盧江良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吳越國作為一個短暫存在的政治實體,如同彗星劃過夜空般一閃而過,但它留給后世的影響,卻像恒星一樣璀璨奪目。它不僅提升了杭州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還在文化、宗教、軍事和社會等多個領域留下了深刻印記,為杭州成為“人間天堂”和歷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堅實基礎。
眾所周知,在我國古代,每個王朝通常由一個家族或個人連續統治。而最高統治者作為王朝的核心,他們的決策和行為,直接決定著王朝的興衰和存亡。吳越國作為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政權,之所以能在杭州的歷史上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無疑與它的創建者錢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這位由鹽販崛起的王侯,在后梁開平元年(907)建立吳越國,定都杭州。他非常重視農桑業,積極組織興修水利,極大地促進了當地農桑生產。同時,他也十分注重文化教育,吸引了眾多文人學士,推動了文化教育的繁榮發展。此外,他還通過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增強了國際影響力。
倘若僅僅是上述那些功績,或許跟大多數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并無本質區別。錢镠的特別之處在于,在那個群雄逐鹿的亂世,毅然舍棄了帝王的虛名,多次向中原王朝躬身稱臣——在唐朝還未滅亡之前,他始終忠于唐朝;朱溫篡唐建立后梁之后,他又接受后梁的封賞;等到后唐滅掉后梁,他再次向后唐上表稱臣。
就拿公元 907 年來說,朱溫篡唐稱帝,建立后梁,封錢镠為“吳越王”,還讓他兼任淮南節度使。當時,就有大臣勸錢镠拒絕后梁的任命,他卻欣然接受了梁朝的冊封。到了龍德元年(921 ),前蜀、南吳、南漢、閩等地的統治者先后建國稱帝,群臣都勸錢镠在吳越國稱帝,但被他果斷拒絕了。
確實,以錢镠的文治武功,完全可以像其他群雄一樣逐鹿中原,可他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對于錢镠的這種做法,史書上常常譏諷他“怯懦”。實際上,他的“躬身稱臣”,絕不是“屈膝投降”,而是為了實現“保境安民”的目的,用他的原話講:“我若出征,鄰國乘虛來襲,百姓必遭荼毒。”
于是,這位身經百戰、驍勇絕倫的君王,盡管憑借武力統一了兩浙地區,打出了“一劍霜寒十四州”的威名,但最終還是抵御住了“理應進兵北伐,縱然不能成功,也可退保兩浙,自立為帝”的誘惑,甚至冒著“向賊梁稱臣”而被后人指責“遺羞千古”的風險,選擇了“屈一人膝,立萬民足”。
事實證明,錢镠通過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與周邊國家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在唐末五代那個“干戈擾攘、四方鼎沸”的動蕩時代,換取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的和平穩定的環境,為吳越國后來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而使得吳越地區呈現出一派“燈火萬家城四畔”的繁榮旺盛的景象。
據相關資料記載,五代時期數十年的戰亂,讓北方人口銳減到100 萬戶,而僅有十三州之地的吳越國,戶數卻猛增到 55 萬戶,占當時全國總戶數的六分之一和南方總戶數的四分之一,相當于整個北方中原大地人口的一半以上。難怪北宋文學家蘇軾在《表忠觀碑》中稱贊錢镠“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作為一國之君的錢镠,始終秉持“十四州百姓,系吳越之根本”的理念,為了防止繼承者因追逐個人與家族的權勢而損害百姓的利益,他在臨終之際召集子嗣,傳下“免動干戈,即所以愛民”等訓誡。最終,他的孫子錢俶遵循祖訓“納土歸宋”,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內戰,讓無數百姓免遭生靈涂炭。
“我以有土有民為主,不忍興兵殺戮。”如今,距離錢镠作出這個抉擇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年,但這句話聽起來依然是那樣振聾發聵。正是因為他的這種“仁政愛民”的思想,于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使吳越國獨能“晏然無事者垂九十年”,成為當時“唯一的樂土”,同時也為后世保留了文明的火種。
2025.3.6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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