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麗塔·考威爾（Rita R. Colwll），享譽國際的美國微生物學。圖源：https://asm.org/Biographies/Rita-R-Colwell,-Ph-D

編者按

麗塔·考威爾是一位享譽國際的微生物學家，考她是基因組學和生物信息學領域的早期推動者之一。在2001年美國“9·11”事件后的炭疽信危機中，考威爾作為科學界的領軍人物，領導了炭疽桿菌的溯源和鑒定工作。她的團隊利用先進的分子技術，迅速確定了炭疽孢子的來源，為聯邦調查局（FBI）的調查提供了關鍵科學支持。同時，她也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首位女性主任。

《她的實驗室：一位女科學家走過的性別歧視之路》不僅是一部個人回憶錄，更是一部解剖科學界系統性偏見的私家歷史。學生時期被教授斷言“獎學金不會浪費在女人身上”的挫敗，到為完成學業被迫六次更換專業的荒誕，再到直面性騷擾與體制性壓制的抗爭，考威爾用六十年職業生涯的切面，揭開了科學體制體面外表下的隱形歧視。

然而，這部作品并非只是對壓迫的記錄，它更是一部關于反抗與希望的歷史。考威爾以科學家的冷靜與堅韌，不僅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如破解霍亂傳播機制、領導“9·11”炭疽信事件溯源）取得了突破性成就，還通過推動女性科研網絡、挑戰學術界的性別偏見，為后來者開辟了新的可能。

今天，學術界內外的性別歧視問題仍未完全消弭。在這個婦女節，《知識分子》推薦這本書，希望通過麗塔·考威爾的經歷和記錄，喚起對科學界性別平等的關注與反思，并給與更多第一線的女性科學家。

作者| [美]麗塔·考威爾 [美]莎朗·伯奇·麥格瑞著

時至今日，科學界仍有許多男男女女深信勝任高水平科研的關鍵在于擁有Y染色體。他們依然認為，男性比具備同等條件的女性更適合搞科研。

我擁有自己的實驗室已將近六十個年頭，一路闖蕩科學界，助我的和礙我的人數比大致是6∶1。即便如此，科學界終究是個無比保守的圈子，里頭滿是有權有勢的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他們非常排外，排擠所有女性和非裔、拉美裔等一切有色人種，以及移民、性少數群體、殘障群體等任何不符合典型“天才白人男性”形象的人。

科學界崇尚革故鼎新。可每每聽到人家出于好意說“讓更多女性對科學感興趣”時，我仍不免有些惱火。根本用不著讓更多女性對科學感興趣。目之所及，到處是被隱沒的身影——她們或在丈夫或男同事的實驗室里，或在醫學博物館、圖書館，在政府機關，在全國各地的基層教學崗位上。多的是想做科學家的優秀女性。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假如我是男的，我或我的學生都不會受到那樣的蔑視。每每被問及我哪來的時間竟發表了800多篇論文時，我就會告訴他們：我別無選擇——身為女人，我只有把我的發現足足證明20次，才能讓它們被認真對待。證明，證明，證明——你必須一直一直逆流而上。

01 被歧視的女科學家

1956年5月的一天，春光明媚。我與我的未婚夫杰克·考威爾(Jack Cowell)漫步在普渡大學的校園里。

走著走著，我們遇上了亨利·科夫勒(Henry Koffler)教授。機不可失。我直接站在人行道上，興奮地告訴教授，我打算在醫學院辦理延遲畢業，趁杰克讀化學碩士時讀個細菌學研究生。只要申到獎學金，這個計劃就能實現。

“我們不會把獎學金浪費在女人身上。”科夫勒說，仿佛這是再淺顯不過的常識。

我的第一反應是沮喪，緊接著是憤怒——既對這不公的政策，也因他那不屑一顧的態度。拿不到獎學金就沒法繼續求學。他知道我的成績幾乎全A，我本以為他會理解。只可惜，事與愿違。而正當我和杰克打算告辭的時候，科夫勒又給了我當頭一棒：“你頂多可以指望去醫院的產房里拿個學位。”

我怒火中燒，但表現得云淡風輕——我才不要讓科夫勒覺得他能擊垮我——我暗暗發誓：我一定要讀出學位。

我原本打算花十年完成博士學位和博士后研究，結果八年就搞定了。喬治敦大學是一所耶穌會學校，直到1969年才開始招收女生，而我即將成為生物系唯一的女教員。

由于我的兩個女兒尚小，丈夫也忙于自己的事業，我無法享受學術界慣例的一年期休假。我反而要時不時地出差一兩周，去國內外的實驗室找尋合作伙伴，并將最新研究進展的相關消息帶給學生們。這些會議和研討會的參會者幾乎全是男性。由于該領域女性較少，我的合作者也多是男性。

有一回，著名的微生物學家埃納爾·萊夫森(Einar Leifson)隔著桌子高聲質問：“你老公知道你在哪兒嗎？你怎么不待在家生孩子？”當時我剛發表了一篇關于使用最新、最強大的電子顯微鏡研究弧菌結構的論文，可萊夫森依然忍不住教育我：“小姑娘，電子顯微鏡怎么能鑒定細菌？你只能靠肉眼和腦子表征它們。”他宣稱觀察細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老式光學顯微鏡，并采用他開發的染色技術。

不過，聽聽這種吹毛求疵跟失去資助相比也算不得什么。我當時剛剛向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提交了詳細的資助提案，申請30萬到50萬美元以繼續我在海洋食品安全方面的微生物研究。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提案頗受好評，于是FDA依照慣例派了一個四人小組來做實地考察。其中一名組員便是約翰·利斯頓（作者的導師），他從西雅圖飛來。另一人來自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我帶他們參觀了我在喬治敦局促的實驗室，里面擠了兩名研究生、兩名寫畢業論文的本科生和兩名技術員。

我向他們匯報了研究方法和工作計劃等常規問題。原以為一切順利——直到消息傳來：小組駁回了資助申請。利斯頓來電向我解釋，阿默斯特分校的那個教授投了反對票。其余的組員曾與他爭論，但誰都勸不動他，因此只能拒絕申請。最令我難過的是，利斯頓說這人投反對票并沒有明確的理由，他只是不喜歡女科學家。回想種種，我確信此類出于主觀原因而阻礙青年職業發展的情況時有發生。

這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情況。我是喬治敦大學生物系唯一的女性，而微生物學教授在華盛頓特區并沒有多少就業選擇。附近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只有兩位女性科學類教職工。我立足的唯一辦法是大量發表論文，證明我的研究準確且可復制。可缺了資金，就很難駁斥那些質疑。

喬治敦大學有一股我不喜歡的隱秘風氣。剛到那里的頭幾年，一旦我招了個女博士生，我和她的學術聲譽會雙雙遭到質疑。那些教職工對我也帶男學生的事實視而不見，只覺得我是個二流教師，“只能”招幾個女學生。他們還覺得，是這些女生不夠優秀才會找不到男導師。

1971年，在喬治敦擔任七年終身教職后，我有了晉升正教授的資格。同時符合條件的還有一位同事，他還是一位耶穌會神父。我不覺得這事兒有任何懸念，畢竟查普曼在教職工大會上都曾公開夸贊我的工作效率是全系最高的。入職喬治敦大學三年后，我就成了終身副教授。

至于學術聲望的硬通貨——經費資助，我也從美國海軍、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及環境保護局獲得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微生物生態學研究經費。數據、研究成果和出版成果我也樣樣不缺。

簡言之，當查普曼把我叫去辦公室說有壞消息時，我著實蒙了。這一年的提拔我沒戲，系里提拔了那位神父。而我要再等一年才能被重新推薦、晉升。我的辛勤付出、才華和有足夠數據支撐的新想法……種種我以為足以確保我事業發展的東西都不夠。

華盛頓地區。該地區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學，也就是位于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當時尚未對女性開放。在20世紀60年代，它也像所有常春藤盟校一樣幾乎不招女教職工。而離它不遠的后起之秀馬里蘭大學已實行男女同校。

我給那邊一位交好的同行打電話詢問：“你們的帕克分校還招人嗎？”“太巧了，”他說，“我們有位微生物學教授跟你同個專業，他今年即將退休。”

02 女科學家，團結起來

就在我愉快地搬去馬里蘭大學之前不久，那里有一位完全符合條件的兼職講師竟然被該校的七個崗位同時拒收。

她問臨床心理學的一位男同事，為什么一個崗位都不招她。“面對現實吧，”他說，“你這個女人過于強勢了。”那天晚上，伯尼絲·“邦妮”·桑德勒(Bernice R.“Bunny” Sandler)在家中哭泣，她的丈夫問道：“你們部門沒有強勢的男人嗎？”“他們都很強勢。”她答道。

這就不是邦妮的問題了，她的律師丈夫說：“這是性別歧視。”

這句簡簡單單的“這是性別歧視”開啟了女性在科學界漫長的征程。我們開始聯合起來，用數據武裝自己，拆除所面臨的障礙。

這場反抗始于1973年。當時，麻省理工學院聘請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入職，距哈佛實驗室的那場夢魘（編者注：霍普金斯曾被DNA發現者之一克里克性騷擾）已過了十年，第九條修正案剛剛禁止接受聯邦撥款的教育機構歧視女性。

女性主義運動在科學界起步較晚，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女科學家們開始約在家中談論彼此遇到的問題，而不必承受領導狐疑的目光；有的甚至寫起了回憶錄，講述遭受的不公。雖然批評者常稱我們為“好斗、粗野的麻煩精”，但我們急需彼此的故事來看清自己所經歷的歷程——由此意識到我們并不孤單。

雖然有了第九條，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少有當權的男性認為科學機構需要全面改革。在第九條生效的頭一年，生物學系當年招收了一大批新生，男女各半。所有女生只能共用一位導師。女生們后來發現，這個男導師與每位女生單獨談話時都說了同樣的一番話：“我們是怕失去聯邦資助才錄取你的。”

麻省理工學院尤其危險：女性在本科生中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卻僅占教職員工人數的8%。霍普金斯剛到麻省理工，一位女行政人員便提醒她學校的女生會惹上麻煩，教授們總想找她們約會。

幾年后，霍普金斯目睹了麻省理工令人擔憂的一些情況。當時她在一個委員會，職責是審理學校、學生與教職工之間的關系。應男性成員要求，她和另外兩名女性委員私下采訪了女性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教職員，最終形成了一份報告。

女生們透露，一些男同學和男老師總對她們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女性在麻省理工待得越久，志向就越低。

1973年時，霍普金斯還不是女權主義者。她覺得聯邦政府和婦女運動已經消除了她這一代人的性別歧視。在她看來，問題出在“我唯一感興趣的高水平的科研每周花費我70多個小時。我怎么做得到又當科學家又當媽”。“母親不可能當大科學家”這一信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麻省理工半數以上的終身任職女性都沒有孩子。

霍普金斯已經開始懷疑男性是否真的在意她的工作。一位表揚過她的研究報告的資深科學家提出跟她發生關系，使她備受困擾——不僅因為這件事本身，更因為她由此懷疑自己的研究可能沒他說得那么好。

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沒能申請到實驗空間安置魚缸。

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遭到了不公平對待。麻省理工的男人拿到的實驗室空間是否真的比她更多？對于霍普金斯這樣的科學家來說，解答的辦法顯而易見：量一量。

于是她帶著卷尺，走遍了麻省理工的各個實驗室，記錄下每一間的大小。她足足花了一年，總算得到了要找的真相。她猜得沒錯：男人的實驗室更大——有些比她的大四倍。資深男教授的實驗室平均面積有3000平方英尺，而資深女教授的平均只有 2000平方英尺，大致只相當于初級男教師的實驗室大小。

霍普金斯勃然大怒。她在窗臺上疊了一大堆關于實驗室測量結果的記錄、投訴意見和信件，把它們通通交給了律師。律師定了性：這是歧視。

1994年夏天，霍普金斯起草了一封言辭激烈的投訴信，打算發給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寄出前最后一刻，她打算找個女同胞征求一下意見，于是跟瑪麗·路·帕杜（Mary Lou Pardue）教授約在當地的一家咖啡館吃午飯，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攤在桌上給帕杜教授看。令霍普金斯驚訝的是，這位在11年前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教授當即作為擔保人在信上簽下了名字。

在這之前，她倆都不曾向對方或同事吐露過各自的沮喪，甚至連自己有幾個女同事都不清楚。帕杜和霍普金斯驚訝地發現，麻省理工的六個科學系（生物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球、大氣與行星科學，腦與認知科學）雇用了197名終身任職的男性，女性卻只有15名（包括她倆在內），還有兩名終身任職的女性在工學院。

霍普金斯和帕杜把這封信拿給這15位女教授， 除了一位自稱并未受到歧視的教授，其余14人均當場簽字。不出24小時，她們組成了一個小而團結的女性團體。

1999年，該報告發表在了麻省理工學院教職工通訊上，并得到了維斯特校長的全力支持。他在一篇引言中寫道：“我一度以為當代大學里的性別歧視部分存在于現實，部分體現在觀念。但我現在明白，現實占了更大比重。”

女記者們聽聞美國頂尖理工院校承認系統性剝奪了杰出女科學家公平分享資源的事實，爭相報道。《波士頓環球報》周日版刊登了記者凱特·澤尼克題為“麻省理工女性贏得反偏見斗爭學院破天荒地承認歧視行為”的報道。兩天后，《紐約時報》發表了凱莉·戈德堡執筆的“麻省理工承認歧視女教授”。

在那個年代，多數女性都擔心直言不諱會毀掉自己的事業，但霍普金斯選擇再次出戰。她受邀前往全美100多所大學講述“麻省理工奇跡”。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及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頓閱讀了報告，要求麻省理工派伯根諾與一位教職員工出席那一年4月7日的全國平等薪酬日慶典。“此人非你莫屬。”維斯特點名霍普金斯。

03 情況有好轉嗎？

如今，年輕女性與我交談時會問我：“情況有好轉嗎？”對此，我會說，有。比如我的母校普渡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過去或現在都有女校長。

我也聽年輕女性問過：“情況已經變好了嗎？”對此，我會說，還沒。仍有許多科學家在內心深處相信搞好科研與Y染色體有關。

然而，充分的證據早已證實女性在科研上的弱勢地位是體制和社會問題。女性完全具備事業成功所需的才華。無數研究表明，人們在科學、數學、工程、技術和醫學工作上的生物學性別差異微不足道或根本不存在。

根據對30多個國家、100多萬名學生的學業記錄開展的大規模分析，女孩的學科成績（包括數學和科學）領先于男孩（70%的受訪學生來自美國），且該趨勢已經持續近一個世紀。還有研究表明，女性不會低估自己的能力，男性卻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此外，當今女性不缺成功所需的理工科學位。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女性獲得了半數以上的理工科學士學位。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女性在生命科學領域獲得的學士學位約占50%，獲得的博士學位則超過50%。才華和學位都有了，女性仍然難以取得進展。只有39%的女博士能申請到博士后獎學金，只有18%的女博士能申請到教職，這可是進入學術職業軌道的基石。

當然不是女生對此興趣不足。國家花了幾百萬美元，努力激發女性對科學的興趣。但正如之前所說，女性對科學一直很感興趣。實際上問題在于，女性幾十年來一直被排斥在科學領域之外。

隱性偏見（也稱無意識偏見）是罪魁禍首，人類的原始大腦和本能讓我們迅速地把與自己不相像的人判別為不可信。這是下意識的反應，如同膝跳反射，可以保護我們抵御外部威脅，幫助人類在蒙昧時期得以存活，所以并非毫無用處。而到了今天，隱性偏見正在阻礙我們進步。

并非所有男性都愿意克服偏見。微生物學家喬·漢德爾斯曼(Jo Handelsman)嘗試過跟男性科學家談論科學界對女性的無意識偏見，可多數人無法相信自己是問題的一部分。“我們可不是那樣的人，”他們說，“科學講究客觀。我們只是招了最拔尖的人才，是不是人才我們看一眼就知道。”

漢德爾斯曼和她的耶魯團隊決定對科學家群體做個實驗。她說服了六所研究型名校的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系的127名科學家評估一份求職申請，但沒有告訴他們實驗目的。表面上看，申請人是應聘實驗室經理職位的應屆畢業生。每位被試者看到的申請內容完全相同，除了署名：一半署名為“約翰”，一半為“詹妮弗”。

結果令人不安，揭示出科學界無意識歧視之深重。男女科學家都認為“男”申請人比“女”申請人的能力更強。多數教職工傾向于雇用約翰，而非詹妮弗。他們對詹妮弗的支持度也更低，給“她”開的年薪比約翰少將近4000美元（約翰30238.10美元，詹妮弗26507.94美元）。無論年齡、性別、學科領域、終身職位的狀況如何，全體教職工都更青睞約翰。

正所謂積土成山，每個歧視性的小插曲或許看似微不足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就如同利滾利，反復疊加。

而今，STEMM領域的情況已有顯著改善。這些進步歸功于在過去幾個世紀里勇敢引領的女性。

看著女性科學家及盟友們為實現真正的職場公平而需要采取的行動清單，我感到未來的歲月并不輕松。我們正處于科學、技術和工程領域突破的時代，待做的還有很多很多——因此可做的也有很多很多。

只要我們齊心協力，未來無限光明。

（原文有刪節）

BOOK TIME

《她的實驗室：一位女科學家走過的性別歧視之路》

[美]麗塔·考威爾[美]莎朗·伯奇·麥格瑞著

柯寧 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2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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