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葉興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面貌都有很大改變，但城鄉二元結構明顯仍是目前我國最大的結構性問題。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倍差仍高達2.72，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倍差也高達2.27。城鄉居民家庭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手機普及率的差距明顯縮小，但家用汽車、空調、計算機普及率的差距仍然很大。城鄉差距大、農村發展滯后，是我國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體現。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低，基礎設施滯后，公共服務水平不高，是我國發展不充分的突出表現。放眼全世界，像目前我國這種城鄉差距也是不多的。這種局面不改變，將會阻礙我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

一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按什么口徑來統計城鄉收入差距。當前正處在中國最為快速城市化的時期，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包括農民全家進城和農民家庭青壯年勞動力率先進城。按當前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凡是在城市務工經商超過半年時間的均計為城市人口，則進城居住生活的農戶以及進城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勞動力就都應當計算為城市人口。有能力進城居住生活的農民家庭，一定是農村經濟條件最好、收入水平最高的農民家庭，簡單地說就是富人進城。再加上年富力強年輕力壯勞動力的進城，留在農村的往往是老弱病殘等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戶，按這樣的口徑統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自然會不斷地拉大。

留在農村的農民家庭也要分區域。沿海發達地區以及大中城市的城市近郊，受到城市繁榮的第二、三產業的拉抬，而有較多就業和獲利機會，且往往會有較多土地非農使用產生的經營性資產和財產性收入。這一部分農民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高于當地城市市民。而在中西部廣大農村，農民家庭收入主要來自外出務工與留村務農，收入增長有限。顯然，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和大中城市近郊農村并非全國一般農村的未來，雖然行政體制上發達地區農村與城市近郊農村仍然是農村建制，但其經濟活動與就業結構乃至公共服務早已被納入城市帶中，與城市無異，這些地區的農民家庭收入到底是應當統計為城市家庭收入還是農村家庭收入，可以兩說。這部分農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只可能掩蓋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農民收入的低水平。當前一個時期，中央和地方政府著力推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以增加農民收入，其中推動力度最大、社會關注度最高、被寄以最大期望的，是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問題是，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即使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也只有那些具備區位優勢或旅游資源的農村才有發展起來的可能，這樣的農村和農民占全國的比例不會超過5%。即使這5％具有資源條件的農村與農民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面通過三產融合致富，也無法掩蓋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與農民的低收入現實。

當前正在進行農村"三塊地"改革，其中包括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改革，據說可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往往占有最多的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繁榮的地方經濟也對建設用地有巨大需求，故極少數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民可以通過這一政策獲得驚人的土地利益。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既缺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又缺少對建設用地的市場需求，中西部農村的農民也就難以從"三塊地"的改革中受益。

一個時期，從中央到地方都支持發展家庭農場，原因有兩條，一是家庭農場戶均200畝耕地，可以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二是只有當農民家庭種地有了適度規模才能獲得與城市家庭相當的收入。問題是，當前中國仍然有2億多農戶，按每戶200畝來組建家庭農場，20億畝耕地也只有1000萬戶家庭農場而已。

因此，在城鄉收入差距拉大這個話題之下，我們也許還要討論誰是農村人口，誰是農民，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首先要保證和保護的是哪一部分農村人口的利益。

二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農村富裕家庭和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而缺少進城能力的老弱病殘群體大都留在農村。同時，當前中國城鄉體制采取了保護農民的制度安排，其典型就是不允許城市資本（包括城市中產階級手中的資本）到農村買房買地。當前中國城市已經有了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中產階級群體，他們除了在城市有一套住房以外，還希望到農村買一塊宅基地建一個鄉間別墅，每年有一個或幾個星期時間到農村休閑。城市"資本下鄉"買農戶宅基地，意味著賣出宅基地的農戶一旦進城失敗不再可能返回農村，而越是進城困難的農戶就越是愿意賣出宅基地以增加進城的能力。城市中產階級到農村建別墅休閑的利益是建立在農民失去基本退路與保障的基礎上的，在現階段，農民進城失敗的概率還比較高，國家為了保證農民的返鄉權，禁止宅基地交易，從而限制了城市人的下鄉。

有一種主張認為，降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好辦，就是允許城市人下鄉，允許農民進城。當前中國城鄉體制是允許農民進城的，但限制城市人下鄉。如果允許城市人到農村買農村宅基地，賣出宅基地的農戶即使進城失敗也不再可以返回農村，這樣就會出現富人下鄉和窮人滯城的問題。若如此，從城鄉居民收人統計來看，富人下鄉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窮人滯城則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城鄉收入差距也就會縮小。葉興慶說"放眼全世界，像目前我國這種城鄉差距也是不多的"，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沒有貧富分化，而是窮人進城富人下鄉，貧富差距主要不表現為城鄉差距。尤其是一些未徹底進行資產階級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國家，以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為典型，地主占有大多數土地，農民要么無地要么只有很少的土地；農民進城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進城又無法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就滯留于城市貧民窟中。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住在貧民窟的城市人口往往高達30%，他們家徒四壁（如果有家的話），缺少對未來的預期，過一天算一天。這些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了更加尖銳對立的城市內的二元結構。當前中國既沒有明顯的城市貧民窟，城市內的二元結構也不明顯，重要原因是農民進城失敗還可以選擇返鄉。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為城鄉差距，防止了城市內產生更加尖銳對立的二元結構，與全世界其他國家不同，這體現了中國體制的優勢。試圖通過讓富人下鄉和窮人滯城來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不折不扣的餿主意。

三

當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統計中缺少十分重要的一塊，即未被貨幣化的實物收入，如農民住房不花錢（雖然建房要花錢），有自給自足的庭院經濟。農民自己種蘿卜，賣給菜販子每斤0.2元，城市人買蘿卜則要每斤2元。更重要的是，當前城鄉體制中，農村中的富裕家庭和年富力強的勞動力進城，留在農村的往往是缺少進城能力的老弱病殘或進城失敗的返鄉農民。

這些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群體，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家庭中的青壯年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這樣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農民家庭，留村務農的老年父母可以進一步助力進城子女在城市打拼，并讓他們更有留城安居的可能。第二種是缺少進城能力的家庭，因為缺少在城市務工經商的能力，依靠土地收入來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此外，大量農民進城，會讓渡出若干在農村的獲利機會，一些年輕力壯而又沒有進城的中青年夫婦就可能捕獲這些獲利機會，通過擴大農業種植規模，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開辦家庭小作坊等等，在不離開村莊的前提下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所得的收入，這樣的農戶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堅農民"。"中堅農民"在農村占比不高，卻是鄉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當前中國農村仍然有6億多農村人口，2.2億農戶，農業勞動力已明顯老齡化，老人農業相當普遍。全國20億畝耕地，按2.2億戶來平均，戶均耕地不超過10畝，農民顯然不可能靠農業致富。對于大多數仍然留村的農民來講，他們是缺少進城的能力，或干脆就是進城失敗的群體。他們的城市夢現在已破碎，而希望仍然保留住農村的這片凈土。農民進城，目標是過上體面有尊嚴的城市生活，是要求有穩定就業與收入，而不是在城市過漂泊無根的缺少就業與收入機會的生活，更不愿落到城市貧民窟。

留村的農民，他們有自己的住房，住有所居，絕對不擔心被驅趕。在當前農業基礎設施比較健全、農業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條件下，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不僅有農業收入，而且有農業就業，有勞動的意義，有與農業季節相一致的生活與生命的節奏。人多地少農業經營規模小，農業收入少，同時每年也就只有兩個月農忙，還有十個月農閑可以自由安排。正是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農民結成了熟人社會的村莊人際關系，農民之間的交往與競爭產生了社會價值。生活于村莊中的歸屬感與安全感，進城失敗而返鄉的落葉歸根感，都使與土地結合起來的農村人口，雖然可能與在城市生活比只有較少的現金收人，卻有著遠高于城市生活的滿足感。

正是如此，中國才具備了應對老齡化、應對經濟周期、應對現代化進程中可能會出現的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最重要手段。

四

也就是說，當前農村的土地是農民的基本保障，是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仍然保持在農村體面生活的基礎，是進城失敗的農民返回農村的條件。正是因為當前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農村才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農民的宅基地與承包地是他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雖然不能讓農民致富，卻可以為農民保底。而正因為土地是農村的基本保障，這樣的基本保障就是不能市場化的，是不能只講效率的，也是不能失去的。

糟糕的是，當前國內學界與政策部門的很多同志借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由，推動農村宅基地與承包地的不可逆流轉，并試圖通過所謂賦予農民更大的土地權能、允許農民土地買賣來讓富人下鄉，農民滯城。若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真可能落入到印度和拉美國家的悲劇中。

201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