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文晏憑借《嘉年華》斬獲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電影描繪了一起未成年少女性侵案，這類題材第一次被搬上中國內地的大銀幕。上映之際，某三色幼兒園爆出類似事件，輿論場瞬間沸騰。

獲獎之后，許多人勸文晏趁熱打鐵，盡快推出新片，趁勢“吃自己的紅利”，可她毫無興趣。至于獎項，她看得極淡，“做新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她就這么輕松地消解掉了自己頭上的光環。

她不急于回應外界的期待，把節奏拉得很長，很長。時隔8年，文晏導演帶著新片《想飛的女孩》歸來。

這一次，我們與她聊了聊新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這些年，她的創作與思考。

文晏感到有些疲憊。

2月，新片《想飛的女孩》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3月8日，影片正式在國內公映。隨之而來的，是密集的采訪、對談和邀約，她的日程被排得滿滿當當。

交談間，她的聲音略帶沙啞，卻始終保持著不疾不徐的語調，讓人不自覺地被吸引：電影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故事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情感與真相？

2018年，文晏來到重慶采風，聽到了在朝天門碼頭，一批做服裝生意的商人的故事。

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們是最早下海經商的一批人，生意往往以家庭為單位運作。他們從廣州進貨，在自家小作坊加工服裝，再帶到重慶朝天門市場售賣。

那個年代，做生意充滿不確定性，他們像一群“賭徒”，在變革的浪潮中搏命前行。

文晏聽到了許多瘋狂的故事：有人傾盡所有，最終血本無歸；也有人一夜暴富，命運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

這些故事讓她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躁動，也成為了《想飛的女孩》最初靈感來源。

《想飛的女孩》劇照

在收集素材的過程中，文晏翻閱了許多那個年代的家庭老照片。除了色彩斑斕的時裝，照片里的孩子們讓她印象深刻：

有涂著口紅、燙著頭發的小女孩，她們為自家生意充當模特；有幾歲的孩子站在凳子上，在喧鬧的市場中幫媽媽叫賣；有些孩子趴在布料堆上沉沉睡去……

這些孩子們遵循“叢林法則”，野蠻生長。

他們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父母忙于生意，陪伴的時間有限，他們早早接觸社會，被迫學會獨立，也早早萌生了逃離的念頭。作為獨生子女一代，他們最親近的伙伴往往是表兄弟姐妹。

最終，文晏決定將焦點放在一對表姐妹身上，希望通過她們的故事，勾勒出那段獨特而動蕩的歲月。

柏林電影節入圍海報

在《想飛的女孩》中，文淇和劉浩存分別飾演了姐姐方笛和妹妹田恬，她們從小一起長大。

方笛的媽媽經營著一家服裝廠，原本家境尚可，但是田恬的爸爸深陷毒癮，不斷地利用女兒四處要錢，將這個家拖入深淵。

成年后的方笛，迫不及待地逃離家庭，成為一名武打替身演員，在片場摸爬滾打，勉強謀生。

田恬則留在老家，被命運牢牢束縛。未成年便懷孕生子，成為單親母親。為了自己的孩子，她終于鼓起勇氣舉報了以販養吸的父親，卻因此成為販毒團伙的眼中釘，危機四伏。

走投無路之際，她再次找到已斷絕聯系五年的表姐。

《想飛的女孩》劉浩存劇照

選角過程很順利。當文淇和劉浩存讀完劇本后，她們恰好都選擇了文晏希望她們演的角色。

劉浩存身上同時具備脆弱與堅韌的氣質，以及隱隱透出的一絲叛逆感，讓文晏看到了田恬的影子。田恬的一生短暫卻跌宕起伏，命運如浮萍般漂泊，不僅要承受單身母親的艱辛，還要在戒毒的泥沼中掙扎求生。

為了貼近角色，劉浩存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她在生活中仔細觀察底層女性的生存狀態，甚至琢磨她們走路的姿勢、抱孩子的動作。拍攝初期，她沉浸在角色中，很少與旁人交談，全身心投入到田恬的世界里。

片中飾演方笛母親的彭靜，同時也是劇組里所有演員的重慶話老師。為了精準掌握這門方言，劉浩存錄下彭靜的聲音，反復聽，每天重復200遍以上臺詞。

劉浩存學習重慶話。來自彭靜微博

相比之下，方笛這個角色則需要展現出不同的氣質。她的性格剛烈，是個有擔當、會照顧人的姐姐。

最初，文晏希望找到一位“年長版的文淇”，但未能如愿。后來她想，當年12歲的文淇能在《嘉年華》中飾演16歲的少女，那么如今20歲的她，或許也能演繹27歲的方笛。

在文晏的建議下，文淇觀看了大量由不同年齡段女演員主演的優秀電影，從中觀察、學習成年女性的特質。電影開機后，她不負眾望，呈現出了沉穩成熟的姐姐氣質，完美契合了方笛的形象。

《想飛的女孩》文淇劇照

當《想飛的女孩》入圍柏林電影節的消息傳來，媒體們以為文晏會很高興，然而，她那一瞬間想到的是：“天吶，我的后期得趕緊完成。”

柏林電影節首映當天，文晏的一位老朋友，波蘭傳奇導演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專程從華沙趕來。

這位資深導演在近兩個小時的放映過程中，神情專注，目光緊鎖銀幕。全程沒有靠在椅背上，一直保持前傾姿勢，認真觀看影片。

映后，老導演對影片贊不絕口。“這部電影如此豐富，以如此新穎、富有沖擊力的敘事方式，巧妙地將一個復雜的歷史背景融在個體的抗爭故事中。”

來自前輩的肯定，給予了文晏極大的鼓勵。

對于文晏而言，成為導演，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最初，她與人合寫了一部古代題材的劇本，但因種種原因，項目未能落地。彼時，刁亦男導演正為《夜車》尋覓投資，兩年間屢屢碰壁。最終，他找到了文晏，邀請她擔任該片的制片人。

文晏原本并未計劃涉足制片，但她敏銳地意識到，這或許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如果做了制片人，就能完整經歷電影制作的整個流程，從頭到尾了解這個行業的運作。”

與傳統制片人不同，文晏不僅負責協調融資，還深度介入創作。她與導演一起討論劇本、參與剪輯，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提供支持和建議。

2007年，《夜車》入圍戛納電影節，收獲不俗口碑。此后，她與尹麗川、楊荔鈉等女性電影人合作，先后擔任《牛郎織女》《春夢》的制片工作。幫助她們尋找適合的國外投資方，將作品推向國際舞臺。

完成第四部電影《白日焰火》的制片工作后，文晏覺得自己需要停下來。“當時我就在想，這艘船怎么上了就不下來了？如果再不停下來，我可能永遠沒辦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白日焰火》

2013年，她開始籌備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水印街》，親自編劇并執導，成功入圍威尼斯等多個國際電影節，贏得了業界認可。

2014年，她擔任制片的《白日焰火》一舉奪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在國內上映后突破億元票房，成為當年最受矚目的華語電影之一。

《白日焰火》的成功，也成為文晏告別制片人身份的節點。她開始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第二部長片《嘉年華》。

很長一段時間里，文晏不斷看到未成年被性侵的新聞。她發現，這類案件總是引發一陣憤怒，隨后在輿論的起伏中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最終不了了之。

“為什么這些聲音會消失？”她困惑、憤怒，也深感無力。受害者在絕望中尋求幫助，卻無人回應。正是這種窒息感，促使她決定拍攝《嘉年華》。

她想用電影，對抗現實的無力。

《嘉年華》海報

劇本打磨了一年。為了收集素材，文晏拜訪了多位專門處理性侵案件的律師和心理輔導工作者。

她發現，即便是大城市，針對受害者的心理輔導資源也極為匱乏。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圍人的偏見和誤解，甚至來自家人的冷漠與責備，往往給孩子們帶來二次傷害。

那段時間，她的情緒被壓得透不過氣，常常睡不著覺。

《嘉年華》的故事并不復雜，卻直指人心：

12歲的小文與好友新新在一家酒店遭遇性侵，施暴者竟是新新口中的“干爹”，當地一位手握重權的商會會長。

與此同時，16歲的小米在酒店打工，通過監控畫面，目睹了男人將女孩推進房間的整個過程。然而，作為一名非法勞工，她選擇了沉默。

《嘉年華》劇照

影片用15分鐘交代了整起事件，隨后的篇幅，文晏將鏡頭對準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主題：受害者的家庭和整個社會，究竟做了些什么？

得知女兒的遭遇，母親的第一反應不是安慰，而是一記狠狠的耳光。隨后，她撕碎了小文的花裙子，邊撕邊怒罵：“讓你穿得不三不四！”一氣之下，她甚至剪掉了小文的長發。

審訊同樣令人窒息。他們戴著“有色眼鏡”，反復盤問小文，逼迫她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被侵犯的經過。這種冷漠而機械的審問方式，無異于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更荒誕的是醫院的體檢結果。第一次檢查，醫生宣布兩個女孩“失貞”；第二次，醫院請來專家會診。專家們圍著小文的身體仔細查看，最終向媒體宣布：小文的身體完好無損。

《嘉年華》劇照

《嘉年華》一部沉重的電影，卻有一個熱鬧的名字。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嘉年華式的時代，每天都在狂歡，從一個派對趕到另一個派對，表面光鮮亮麗。但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些光鮮背后的故事？”

2017年，《嘉年華》在國內上映，并斬獲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巧合的是，幾乎與金馬獎同步，紅黃藍幼兒園爆出類似事件，輿論場瞬間沸騰。

這是文晏真正走入公眾視野的一年。一路以來，無論是做制片，還是做導演，她的作品屢獲佳績。

“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她坦言，“我一旦決定做一件事，就會全力以赴，盡可能做到最好。”

從《嘉年華》到《想飛的女孩》，整整八年過去了。

這八年間，越來越多的女性電影人走進了公眾視野，而在這股浪潮中，文晏無疑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文晏反復強調，《想飛的女孩》她講述的是“兩個女英雄的故事”。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她自己也是一位女英雄——用鏡頭書寫女性的故事。

2017年，文晏作為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唯一的女導演出席。當時，媒體紛紛詢問她，作為唯一的女性導演，有何感想。

“即便在2017年，社會上仍然很少有人討論女性身份和相關問題。”她回憶道，“拍《嘉年華》做調研時，關于這些話題的討論非常少。當時，我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成長過程中，文晏感受了許多令她不解的規訓。“女生不適合學理科；女生到了中學后，學習跟不上；女孩子太厲害了，將來嫁不出去……” 各種各樣的說法，在女性的成長中無孔不入。

文晏與演員在柏林電影節

在《嘉年華》中，夢露雕像貫穿始終。

最初構思劇本時，文晏偶然看到一則新聞：廣西某小城曾建起一座號稱世界最高的夢露像，半年后，卻因“裙擺過高”而被拆除。

在影片中，這座雕像的命運如同現實：起初，它被貼滿小廣告，最終，被拆除、棄置于垃圾場。

為什么時至今日，“夢露”仍難逃這樣的命運？這背后暗含著社會如何看待女性身體的偏見。

《嘉年華》里，夢露雕像被拆除

而在新片《想飛的女孩》中，烏鴉作為一種隱喻反復出現。

文晏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一個女孩，她將自己比作烏鴉。女孩認為自己生于一個“不吉利”的家庭，她將自己視為不受歡迎、毫無出息的存在。

盡管文晏覺得，每個經歷不幸的家庭都有過溫暖的瞬間，但女孩痛苦的自我否定，仍然深深刺痛了她。

《山海經》中記載，烏鴉是吉祥之鳥，被稱為“金烏”，它每日駕馭太陽的馬車，引領日出日落，在陽光下羽毛泛著金光。然而，隨著時間流轉，烏鴉的象征從吉祥逐漸轉變為不祥，成為厄運的象征。

在文晏看來，烏鴉地位的變化與女性在社會中的境遇頗為相似。

在最早的人類社會，女性被視為“大地之母”，孕育生命，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但在父權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中，女性的地位被不斷貶低，甚至被賦予某種“不吉利”的意味。比如，女性在經期不得進入寺廟，否則被視為對神明的不敬；女性在劇組里不可以坐鏡頭箱，不然對焦會不準。

“女性一直在給予和貢獻，一直在給人類社會創造著生命。本來應該作為一個吉祥的美好的存在，但是卻在很多地方被污名化。”她的語氣里帶有一絲不忿。

《想飛的女孩》海報

不同年齡段的女性形象，在文晏的作品里被細膩地刻畫。

“男性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色彩斑斕的男性世界。”文晏說，“我希望更多女性導演能站出來創作，把有趣的、有力量的、鮮明的女性形象帶上銀幕。讓年輕一代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失衡的。”

她回憶起成長過程中的困惑——銀幕上充滿了豐富多元的男性形象，尋找男性榜樣輕而易舉，而女性榜樣卻寥寥無幾。

她希望，為后來的女孩們創造足夠多的女性參照，讓她們知道，世界上有無數種女性可以成為的樣子。

年輕時，文晏也曾追問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人生到底意味著什么？”

隨著青春期迷茫的褪去，她逐漸意識到，“人生，就是去努力做想做的事情。”她相信，只要進度條在不斷推進，焦慮、壓力、迷茫這些時代病，自然便會減少。

她總是一副淡淡的樣子。2017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后，許多人勸她趁熱打鐵，盡快推出新片，趁勢“吃自己的紅利”。可她毫無興趣，“重復自己是不可取的，重復他人就更不可取。”

至于獎項帶來的光環，她更是看得極淡。“能憑它干嘛呢？” 她頓了頓，“做新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想飛的女孩》演員合照

大部分時間里，文晏都保持著十足的平靜。但聊到喜歡的電影時，她的言語間透著興奮與敬意。

她講達內兄弟，如何以最精準的小的視角去輻射出很大的社會問題；

她欽佩羅伯特·奧爾特曼完全跳脫了好萊塢體系中的商業化套路，作品不僅風格鮮明，還深刻反映了美國社會的變遷；

費里尼的《八部半》和《甜蜜的生活》展現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意大利的繁華與夢幻；而羅西里尼和德西卡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則聚焦于戰后意大利的殘破與掙扎。

新浪潮祖母瓦爾達和比利時女導演香特爾·阿克曼，更是讓她看到了女性導演如何用獨特的視角去表達世界。

《想飛的女孩》彭靜劇照

文晏形容自己是個十足的內向者。在影視圈的名利場下，她對社交沒什么興趣。閑暇時，她更愿意一個人待在家里，看看書，聽聽音樂。

“如果完全遵從自己的性格，我最理想的狀態是獨自工作。我喜歡寫東西，喜歡安靜地做事。其實，我并不擅長與人打交道。”

可導演這份職業，注定離不開人與人的碰撞。她的方式很簡單：真誠待人。

“每一次工作，都是一次自動的篩選過程。那些真正熱愛電影的人，會成為我長期的合作伙伴。彼此真誠，相處起來便沒有什么困難。”

《想飛的女孩》彭靜與張宥浩工作照 來自彭靜微博

在高度娛樂化的時代，嚴肅和理智變得格外艱難。

然而，文晏有著老派的浪漫與執著，她有一股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敢于用電影探討社會現實問題。“我的一生，都在試圖去理解這個世界。”她的聲音很輕，卻讓人感受到一種無法忽視的重量。

她身上透著一種學究氣質，溫柔而有力量。“人應該有同理心，我們如果在意這個世界，在意自己和世界的關系。那就得去看見別人，去看見那些正在發生的事情。”

目睹不公，看到那些被忽視的問題，文晏無法無動于衷。幸運的是，電影，成為了她的表達出口。

“能做一點就算一點唄？”她笑了笑，“總得有人做這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