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托孤，也算是和諸葛亮一起上演了一場君臣相得。

公元 223 年，劉備白帝城托孤時，以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的遺言，將整個蜀漢政權的命運，都交到了諸葛亮身上。

這種安排在當時也是能理解的，夷陵大戰失敗，整個季漢血氣大傷，劉禪主少國疑，他上臺肯定要引發不少地方的叛亂。

可以說這個時候正是“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為了季漢的“紅旗”能夠繼續打下去，能讓自己恢復漢室的理想實現，劉備在權衡多方之后，做出的一個理智選擇。

諸葛亮執政期間，推行的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將朝廷與相府的行政體系高度融合，史載諸葛亮“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從司法審判到軍事調度，事事躬親。

在這種情況下，劉禪實際上已經淪為一個禮儀性的君主，“政在相父，祭在寡人”，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劉禪保持了對相父孔明的一貫信任，并不代表他自己心里沒想法。

畢竟，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是每一個男人的夢想。誰也不想自己干個啥，身邊有一個老媽子嘮嘮叨叨。

但是對于相父的信任，讓劉禪一聽從諸葛亮的意見。穩定了后方，給諸葛亮出祁山，遠征魏國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

建興十二年，為了季漢，為了劉備劉禪父子勞碌一輩子的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諸葛亮去世，如季漢頂天玉柱的倒下，肯定會引發政治格局的變更。

劉禪給了諸葛亮極致的哀榮，“素服發哀三日”，舉國舉喪。但是又禁止官員赴前線吊唁，理由就是“防止擾亂軍情”，也只有譙周由于跑得快，得以成行。

他拒絕了在成都給諸葛亮立廟的請求，一直到29年之后，才同意在沔陽設廟。

同時，他廢除了丞相制，改設蔣琬、費祎分掌軍政，形成了一個權力上的制衡。

可以說通過他的一系列手段，對相權進行了壓制，同時收回了皇權。

他這樣做必有其動機，那就是對長期權力被壓制，生活在諸葛亮陰影下的那種無聲的反抗。

只不過劉禪雖然反抗，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知好歹，知道諸葛亮為了北伐，為了漢室不得已的手段，他本人是沒有向上一步的野心的。

因此，對于諸葛亮的《出師表》里的勸誡，他還是認真聽從。你推薦的人才，我能用的都用了。

有人嗅到這股風聲，想要對諸葛亮“反攻倒算”的，劉禪也都給鎮壓了，比如說李邈，他借著諸葛亮去世之機，自以為揣摩到了劉禪的心理，上疏稱 "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暗示其有不臣之心。

他以為自己可以借著“打倒諸葛亮”的機會，自己進入劉禪的視野，掌握大權，知道劉禪不按他的套路走，果斷將他下獄處死。

既維護了相父諸葛亮的形象，又震懾了一群有野心的宵小之輩。

諸葛亮臨終前，曾上表自陳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表明其清廉自守。

但劉禪仍在其死后派人核查家產，結果印證了諸葛亮的清貧。據《襄陽記》記載，劉禪在得知查抄結果后，"擲杯于地，長嘆曰：' 丞相一生清苦，朕竟不知 '"。這種復雜的情感反應，折射出劉禪對諸葛亮既依賴又忌憚的矛盾心理。

這樣的事在中國的歷史上也不是孤例，另外的一個例子就是張居正與萬歷皇帝。

萬歷皇帝年幼，張居正掌握朝廷大權。他的一系列改革給大明朝續了一波命。但他與萬歷皇帝的關系也非常復雜。

一方面，萬歷皇帝感激張居正在他年幼時的扶持與教導，一方面又對張居正的管教過嚴，產生了逆反心理，因此在張居正去世之后，在一群有心之人的教唆之下，反攻倒算，誤認為張居正是巨貪，對張家進行抄家，清算他的后人。

同樣是相父，諸葛亮與張居正不同的結局，更體現了劉禪的可貴之處。

也許對頭上有一個相父，他是不滿的，但是他能明大勢，理解諸葛亮、尊重諸葛亮，也正因為他有這么一份政治智慧，才讓一個割據政權，在諸葛亮去世之后又延續了幾十年。

景耀六年（263 年）蜀漢滅亡后，劉禪在洛陽的 "此間樂，不思蜀" 言論，實為保全性命的政治策略。這種隱忍與妥協，與劉備當年 "煮酒論英雄" 時的韜光養晦如出一轍。

他以個人的屈辱換取了家族血脈的延續，這種政治智慧在亂世中尤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