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云凱律師認為，在司法實踐中，生母未被追究故意殺人罪而可能被指控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涉及以下法律邏輯和事實依據：

一、主觀故意的區分：從傷害到殺人的關鍵界限

根據中國刑法，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核心區別在于主觀故意內容。故意殺人罪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直接或間接故意，而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則是在傷害故意的基礎上導致死亡結果。具體到本案：

行為表現與致命性：若生母僅參與非致命部位的毆打（如臀部、四肢），而男友實施了針對胸腹部等致命部位的持續打擊（如石某某猛擊孩子胸腹部致肝臟破裂），則生母的行為可能被認定為傷害故意，男友的行為構成殺人故意。

放任與過失：生母若未直接實施致命行為，但對男友的暴力行為持放任態度（如未制止、未送醫），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共犯。但若其主觀上對死亡結果既無希望也無放任，僅存在過失，則可能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二、共同犯罪中的角色定位：主犯與從犯的責任差異

在共同犯罪中，各參與人的罪名可能因行為分工和主觀故意不同而有所區別：

男友的主犯地位：若男友是暴力行為的主要實施者（如石某某多次單獨毆打孩子），且其行為直接導致死亡結果，檢方可能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責。

生母的從犯地位：若生母僅參與部分非致命行為（如陳某僅打手、臀部），或對男友的暴力行為起輔助作用（如未制止、未報警），可能被認定為從犯，罪名相應減輕為故意傷害罪。

三、證據鏈的完整性：檢方指控的核心依據

檢方的指控需基于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關聯性：

直接證據缺失：若缺乏生母與男友共謀殺人的證據（如無事先通謀、無明確殺人意圖的聊天記錄或供述），檢方可能難以證明其具有殺人故意。

間接證據的局限性：即使生母未制止暴力行為，但若無法證明其對死亡結果持放任態度（如未送醫可能因疏忽而非故意），可能被認定為過失而非故意殺人。

四、司法實踐中的類似判例：從案例看法律適用

遼寧女童案：生母劉某某因未有效阻止男友虐待行為，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而男友因直接實施致命傷害被定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威海男童案：檢方建議以故意殺人罪追究男友石某某刑責，以故意傷害罪追究生母陳某刑責，理由是男友的暴力行為直接導致死亡，而生母僅參與非致命傷害。

五、可能的量刑考量：從犯、自首等情節的影響

若生母存在以下情節，可能進一步影響罪名和量刑：

從犯：根據《刑法》第 27 條，從犯應從輕、減輕處罰。

自首或立功：若生母主動投案或協助破案，可能減輕處罰。

悔罪表現：如積極賠償、取得家屬諒解，可能作為酌定從輕情節。

總結：法律邏輯與事實的雙重約束

生母未被追究故意殺人罪，本質上是主觀故意內容和客觀行為關聯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檢方需在證據鏈完整的前提下，結合行為手段、打擊部位、參與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其主觀故意。若無法證明其具有殺人故意，或其行為與死亡結果的因果關系較弱，則可能以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定罪，而非故意殺人罪。這一處理既符合刑法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也體現了對共同犯罪中不同參與人責任的精準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