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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大家聊一個被忽視的話題：裁員創傷。

最近兩年，我發現經歷裁員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大家應對裁員的方式，也多是忙于找下家，沒有關注、識別到裁員給人帶來的心理傷害。

今天故事的主角@宵夜就是一個在四年半里，經歷了三次裁員，兩次長期實習沒被轉正的年輕人。

她畢業于一個特殊的年份，2020年。之后，進了教培行業，被裁了；后來，轉行，被裁；再轉行，又被裁。

和大多數人一樣，她曾忽視了裁員給她帶來的傷害。直至第三次失業后。她陷入了嚴重的自我懷疑，“有那么巧合嗎？是不是我不行？”

最嚴重時，她冒出了自殺的念頭……

終于，有一天，她看見“裁員創傷”四個字，她過去幾年的困境，好像終于找到了一個解釋。

我們之所以講述@宵夜的故事，就是想讓你意識到：

被裁員這件事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不再意味著某種錯誤或無能，只是隨機地落在了很多人頭上，所以，面對它，解決它，但別反思它。

我的工位上只有幾樣東西，一臺電腦，幾個產品樣本，幾張一次性眼鏡布，和一個一次性紙杯。

我幾乎不在公司放私人用品。連喝水的杯子都是公司的一次性紙杯。這樣，如果我被裁員，我能確保自己在五分鐘內，收好東西，拎包跑路。

我叫宵夜，1995年出生，是北京某985高校的研究生。2020年畢業至今的四年半時間，我經歷了五次失業。其中三次是直接裁員。

你可能會說，失業嘛，沒什么大不了。這家公司呆不下去，就去別家就好了。我一直也是這么想的。

我從沒正視過裁員給我帶來的創傷。直至我的情緒迎來了一場大爆發，甚至出現了“自殺”的念頭……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某互聯網大廠做實習生。那時候，我還上研一，就給自己定了職業規劃：我要進大廠。

我們同期有20幾個實習生，都是北京各大名校的學生。工作很多。工作量是算法提前計算好的，保證你大腦在飛速運轉的情況下，手不停地，從上班做到下班，中途摸不了一點魚。

環境也很卷。我們有一張共享表格，里面有所有人的名字，每個人每天都要在上面更新自己的工作計劃和完成情況。

公司實行大小周，一周要上三到四天班，每周學校還要上兩天課。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轉正，我還主動找領導說：“能不能再派給我點別的活兒？”

在實習的13個月里，我暑假沒回家，連大年三十前一兩天都還在上班。

有次，學校領導開會，我實習去了，沒去。后來，被老師叫到辦公室一頓批。出來，我就哭了。出來給我媽打電話，20分鐘后，接著又去上班。

就是“好學生”思維嘛，想證明自己，覺得職場還和上學一樣，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拿到高分，獲得別人的認可。

但在春招結束前，領導卻通知我，我轉正不成功。

他在視頻里告訴我這個消息，列舉了幾條我無法轉正的依據，我只聽見了第一條：你工作不仔細。之后，就再也聽不見他說什么了，只記得我手腳冰涼，腦子里只彌漫了三個字“我不行”。

我感覺被拒絕、被否定了。加上我們那個領導的履歷非常光鮮——國內頂尖名校的本科，美國TOP 10名校的碩士，你天然會更信任他的話。

聽了他最后的交代，把公司的電腦和工牌寄出去后，我一個人開始坐在家里的沙發里哭。

可沒時間了，要畢業了，我得找工作。來不及整理情緒，幾個月后，我入職了一家教育機構。

那時候，教育機構的前景可好啦，連春晚上都是好未來、學而思的廣告。

我又燃起了對未來的希望，開始給自己做職業規劃：先從教研做起，過幾年，升總教研；現在做幼兒教育，之后再做其他年齡段的教育。

我下定決心要在教育行業深耕。那時候，大家不都說，一份工作最好要干三年。我也對自己說，我也得干三年。

然后，哐哧，“雙減”來了，教培行業都沒了。

我還記得，那是我生病休假回來的一天，領導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面無表情地對你說，你被裁了，你要簽下這個（合同）。

這次裁員雖不像上次給人帶來這么強的“自我否定”感，但給了我一種“脫軌”的失控感。連新東方都不做教育了，開始直播帶貨了。我之后能干嘛？

我去買了本職業發展的書，做完了里面所有的測試題，想找到一個職業方向。但它也沒解決我的困惑。

完蛋了，我想，這可咋整？

我情緒爆發在我第三次被裁員后。

從教育機構離開后，所有人都勸我趁早轉行。正好我們有個親戚說，一家NGO機構在招志愿者，問我要不要去？

當時的我真的很想要一份工作。我就過去了。進去后，我就直接對領導說：“我想留下”。

我表現很積極，每天都到得很早。但我像被人施了咒一樣，最后，還是改變不了走人的結局。

NGO機構還是挺人性化的，走之前，他們給我出了一些補償方案，比如，把我推到其他平行的項目。

可我還是被傷到了心。

“怎么又這樣啊？”我真的開始懷疑人生了。世上有這么巧合的事兒嗎？一次不行，兩次，三次還不行。

是不是真是我不行？

那時候，我都畢業了兩年了。一個月還拿著幾千塊的工資，社保都交不起，后來都是我媽幫交的。

怎么就混成這樣？太失敗了。一想到這個，我就開始哭，自責。

從那天起，我腦子里塞滿了一個念頭就是“我不行”。

但我再次把情緒壓下來，去應付現實——找工作，搬離北京，在成都租房、安頓。

等忙完這一切，入職了新單位后，我的情緒突然像洪水泄洪一樣爆發。

有時，我會毫無征兆地流眼淚，辦著公，眼淚突然就往下掉。有時，會情緒失控，整理著東西，會突然開始大吼大叫，哭。生活中的一點小不順，都能觸發了我的“失控”感。

我不愛出門，整個十一假期，連著7天，都把自己鎖在家里，不見人；還出現嚴重的睡眠障礙，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躺在床上，一想到未來，就覺得毫無希望，甚至腦海里已經缺失了對未來的任何圖像。

那還呆著干嘛？沒意思。

活著沒意思。

自殺的念頭一次又一次的出現。這讓我知道，我不行了。我必須得求救。

我去做了心理咨詢，這才清晰了過去幾次“裁員”經歷帶來我的影響，不只是失去一份工作這么簡單。

從小，我就是那種自己逼自己，自己要求自己的小孩。上小學時，有次，數學考試，我沒考到90分，嚎啕大哭。第二天，就拉著我媽就小賣部買教輔資料，要做題。

考研時，我是跨專業的，連系主任都來勸我，別考。但我不信，考了兩年，終于考上了。

我在應試教育的體制內，一直走得比較順，因此，我養成的思維定式就是：努力就能考高分，考高分，就代表你優秀，你行；如果被拒絕，就說明你分不夠，你不行。

沒人教過你，有些拒絕只是因為你們彼此間的需求不匹配，或僅僅因為你和老板氣場不合、面試官那天心情不好等。

心理咨詢師讓我看到，我一直陷在了單一價值判斷的陷阱里——我把裁員當作是對我個人價值的否認。

除了“自我否定”，裁員還帶給我的創傷是——嚴重脫離軌道的失控感。

還在實習時，我說，我以后要在大廠，我第一份工作要干三年。但我工作三年，都換了三個職業方向了。

直到現在，我也沒有一份干了三年的工作。真是可了笑了。

現在的世界好像變得禁不起一點規劃。

前幾天，我還對我媽說，我不到五年的工作變動頂你五輩子的了。

還在實習時，我用做兼職的錢買了一個機械鍵盤，花了600多塊錢呢，我可寶貝了，等我再回到公司后，鍵盤就被清理了。

等去了下一家公司，我在工位上買了一個升降桌，但等到裁員時，發現搬走這些東西太麻煩了。

辭職還好，但裁員給人一種“被拋棄”的感受。你想都被拋棄了，再拖拖拉拉地收拾半天，那畫面不是太狼狽了嗎？

因此，之后，我幾乎不在工位放私人物品，搬家時，我也會把所有電器的包裝盒留下來，隨時準備跑路。

宵夜買的小電器，包裝從不丟，以備下次搬家。

第一份工作實習期沒轉正，我爸媽比我還震驚。

他們都是60年代的人，我媽是老師，我爸在銀行工作，他們對“單位”有一種天然的信任，就完全理解不了這個事，說，你已經干了這么久了，怎么可能不給你轉正呢？

我媽還哭了，四處打電話。她在私企工作的朋友還給她出招，讓我帶點錢去北京，再問問領導。我都震驚了，告訴她，這是在害我。

最初我爸媽還懷疑是我的問題：是不是我不夠努力？后來，發生的次數多了，他們都開始可憐我了，覺得自己的姑娘怎么慘？

在我們老家，很多人都是一份工作干一輩子。一提“裁員”，他們的反應都是：你得犯多大事兒啊，能被裁了？

剛開始，我爸媽不告訴別人我被裁員了，后來，有次，我在家里呆得實在太久了，瞞不住了，他們才跟別人說，我最近在換工作。

在我這幾年動蕩的過程中，我發現我，我爸媽，包括身邊所有的人，大家都沒做好準備應對這個變化的世界，甚至理解不了。

之前，會有一個公式告訴你，你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10年后，走上人生巔峰之類的。

但現在已經沒什么公式了。公司隨時都可能裁員，你會失業；AI出現了，你的工作可能過幾年就消失了。感覺沒有人知道，明天或未來在哪兒？

我這幾年失業，也給我父母帶來了一些心理創傷，他們很無助，不安感也很強。

我媽又是一個特別容易焦慮的人，為了安慰她，我只能給她“畫餅”：你看別人家的孩子還在家啃老，或讓父母安排工作，我依然在外面一個人打拼，這說明，我是更獨立的，我們整個家庭的發展趨勢是向上走的。

為了從“裁員創傷”中走出來，我去醫院掛了睡眠科，花了2000塊錢，參與了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開始寫情緒觀察日記，每天會寫滿一張半A5紙。

做了15次心理咨詢后，我才真的想明白了：工作的丟失和我的自我價值無關這件事。

我在現實生活中展開自救：帶家教、做字幕組，找朋友玩游戲，讓自己一件件事中，找回對生活的掌控。

去了成都半年后，我才到各個地方逛逛。在此之前，我連門都不愛出。

但不幸的是，工作了一年多后，因為項目無法落地，長期不盈利，我們部門又被裁了。

這次失業，我倒是沒太傷心。如果之前幾次裁員對我的傷害是10分，這次就是3分。

我能更多地看見，很多結果是諸多因素在共同起作用，而不是一味地陷入自我指責。

我還聽說，之前和我同一批在大廠工作的實習生，最后留下的兩位是和部門領導有著相似履歷的留學生。其實他們早就明確的招聘標準。在職期間，領導對我說的話，更像是在畫餅。

拿了賠償金，離開了成都，我就去寧夏、香港、深圳、北京、蘇州玩了一圈。

在蘇州我遇到了三個高中同學，我們一起吃了個飯，一對大家的生活，發現我們一桌子4個人，有3個人沒工作。

我才發現，原來我遭遇并非是個體的困境，而是很多人的共同處境。

我告訴我一個朋友，我開了一個同人店鋪。她聽了，立即說：“你怎么不把副業發展成主業啊？你之前做的工作，一點都不像你。”

我一下子想起，我離開NGO機構時，70多歲的領導給我說的一句話：“你要想清楚你想干什么，不要為了留而留。”

回想之前的職業選擇，我更多是為了迎合世俗標準。

我期待，當我說出一個“Big Name”時，別人能說一句“哇，你好厲害”。

腦子里面想的都是，快夸我，快夸我，而不是自己做這件事，開不開心，快不快樂。

既然工作都是要磨損人的，為什么不直接做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兒？

回到老家，我開始上網搜，有沒有與我副業相關的職業，還真有叫做“衍生品開發”的這么一個崗位。

我開始改簡歷。改完簡歷，我發現自己根本不想看。

把簡歷上傳到招聘軟件后，點一下按鈕，就能自動打招呼，但我怎么都不敢操作這一步。我發現，連續裁員帶給我的創傷，還包括：我恐懼任何一點被拒絕的信號。

我不敢去找工作了。

等到實在不能再拖了，我才拉了我一個朋友，問：“你能跟我一起？”

我們倆打著電話，她陪了我一個小時，我終于敢發出幾個打招呼的消息，慢慢脫敏了，覺得這事好像沒這么難了。

后來，我又繼續投簡歷，面試啥的。

找了五個月，我終于找了一份“IP衍生品開發”相關的工作，辦公地點在深圳。

之前搬家，我都是搬十幾個箱子，這次，我拿了一個行李箱就來了。對，就是為了方便以后“提桶跑路”。

很抱歉，可能辜負你的期待了，我的故事沒有爽文般的結局，最起碼，暫時沒有。

去年8月份，我到了深圳，本來是今年2月轉正的，但快轉正的前兩天，領導喊我下去喝杯飲料，告訴我，我又沒辦法轉正了。

當人事要求我主動離職，說了一堆我不符合考核標準，且無法量化的話，我就冷笑著。我已經不會再被這些話術PUA了。

這么多次換工作，我確實會發現，職場對人的要求越來越嚴苛了。

看見一個風口，很多公司都想去撲，但很多做事的人都沒理清業務的邏輯，包括負責人。因此，他們就指望招一個人，能全權負責搞懂這個事。

要你做的事，短期內沒結果，他們就會立刻把你拋掉，就像半年拋的隱形眼鏡。

現在的職場幾乎沒有任何耐心讓打工人成長了。和我差不多進來的一個應屆生，干了兩個月，就離職了。

因為他發現，公司沒有帶教，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他，該怎么做事。

對于裁員后的重建，我已經有一套方法論。

我對自己說：要把自己當一個受傷的小朋友一樣看待。不能苛責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多曬曬太陽。我看了一個研究，曬太陽能刺激人的皮質醇，讓人的心情變好。

這幾周，我每天9:00起床，之后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兒，下午去圖書館，投投簡歷。我給自己的任務是每天投10個，多了也不投。

我媽建議我考個公務員或教師編，我也沒聽。我覺得，我的安全感只能依靠我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任何機構和政策。

前幾天，我看到一個職業叫“游戲角色攝影師”，就是教人怎么在某一款游戲的某個位置，讓角色擺什么pose，拍出它最好的照片。你看這么荒誕離譜的東西都有需求，說明這世界千奇百怪的需求多了去了，只有我有技能，我總能掙到一份錢。

我現在對工作的理解是，工作不是公司創造的，而是人的需求創造出來的。

我要擁有的，是不管怎么著，都能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下來的能力。

最近，我一直在學英語，看一些美術史、設計相關的書。累了，我就趴在家里的大窗戶前，看看窗外，前幾天下雨了，窗外的樹一片翠綠。

看到這些樹，我想起我最后一次心理咨詢，咨詢師對我說的一句話：你就像一棵樹一樣，一直在往上長。

撰文：甄珍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晚禱時刻

受傷了，就承認受傷吧，

這是復原的開始。

祝愿宵夜找到新工作。

祝愿所有人都得償所愿。

像樹一樣，

往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