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煒(新京報傳媒研究院)
近來,以“回答我!”系列為代表的“暴躁老祖宗”視頻在社交平臺上掀起了一股熱潮。通過AI技術,眾多歷史人物“復活”,以幽默、反差甚至暴躁的口吻與當代年輕人對話,引發了全網熱議。
眾多媒體就此熱潮紛紛跟進報道,中國日報發文《 》,央廣網發文 ,河南衛視發文《 》,光明網發文《 》,就連人民日報也在詢問網友:
你被“老祖宗”教育了嗎?
“回答我”!
這種跨越時空的“靈魂拷問”,不僅成為流量密碼,更成為傳媒研究的重要樣本。
01
技術驅動的文化破圈
“老祖宗回答我”系列視頻的走紅并非偶然,是技術賦能下傳統文化與現代媒介的碰撞。
AI技術的普及降低了制作門檻,使得普通用戶也能創作并參與這場挑戰賽,形成“全民爆改”的UGC(用戶生成內容)生態,這為文化傳播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是 一場 技術賦能下的傳播創新。
傳統的歷史文化傳播往往依賴教科書、紀錄片等單向輸出形式,而“老祖宗”視頻通過AI換臉、動態生成等技術手段,并配合網絡熱梗,讓歷史人物從平面的書本中“走出來”,以立體的形象與觀眾互動,使歷史和文化能夠以更加生動、有趣的方式呈現。
“老祖宗回答我”系列視頻,通過讓歷史人物“復活” ,打破了傳統文化傳播的時空限制, 拉近了古人與現代觀眾的距離。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不僅讓觀眾感受到古人的喜怒哀樂,還通過情緒化的表達和網絡熱梗的融入,貼合當下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潮流文化,極大地增強了內容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宋徽宗在視頻中反問“瘦金體不好看嗎?”,唐伯虎以“懟人”姿態回應“不務正業”的質疑,這些內容通過表情夸張、語言直白的“網感”表達,將歷史人物的形象從靜態畫像轉化為動態的“數字生命體”,讓人在訝異和趣味中不知不覺地接受了知識。
“老祖宗回答我”系列視頻還 體現出了傳播邏輯的重構。 光明網在 《》一文中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認為“ 無論是博物館的'老祖宗罵人'系列,還是歷史老師的'對話場景'教學,都是文化傳播從知識灌輸向價值共鳴的轉型。通過娛樂化的表達方式,文化傳播不僅能吸引更多的受眾,還能在一聲聲'你回答我'中增強受眾的參與感與互動性。很難說這樣的互動性不能引發受眾對具體歷史人物的興趣,從而產生主動探索與學習的熱情 ”。
媒體對此的報道,既是對技術賦能的肯定,也揭示了 傳播工具迭代對文化傳播效能的重要影響。 此類視頻通過“反差感”和“娛樂化”打破了歷史教育的嚴肅性桎梏,使知識以更符合短視頻時代用戶習慣的方式傳播。這種從“教育”到“對話”的轉變,體現了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理論的現實映射——技術本身正在重塑內容的接受方式。這種創新的傳播形式,不僅為傳統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思路,也為傳播內容的創作帶來了新的靈感。
02
媒體的角色變化
在“老祖宗視頻”的傳播鏈條中,媒體不僅扮演報道者的角色,更通過議程設置和框架選擇影響公眾對事件的認知。
在媒體對“回答我”短視頻挑戰狂歡的報道中,一方面肯定了其“寓教于樂”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提醒公眾,莫要只圖形式新鮮有趣,也要警惕過度娛樂化對歷史真實性的消解。
封面新聞在 《》 一文中提醒 : 網友們自發“二創”,或源于對某位歷史人物的喜愛,但隨著不少官方平臺的加入,也需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尺度,還得帶上對歷史名人的敬重,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消解歷史,更需要考證歷史信息的真偽,避免胡編亂造,別讓“戲說”變成了“胡說” 。
北晚在線撰文 《》,表示: 用當有度,不可惡搞。就像很多網友的感受一樣,初看乍覺新鮮,但刷得多了,便生出一種審美疲勞。不管扁鵲還是李白,每個“老祖宗”都用同樣的語調咆哮,展示著同一種“暴躁”,連孫悟空和被武松打的虎都開始要求“回答我”。這不僅是將歷史人物扁平化了,還可能導致知識的碎片化和庸俗化。
上海師范大學王宏超教授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此類視頻通過“情感同頻共振”激發年輕人對歷史的興趣,但若僅停留在表層娛樂,可能弱化歷史的厚重感。這就要求官方平臺尤其是官方媒體,既需迎合受眾的娛樂需求,又要承擔起文化守門人的責任。
技術倫理的媒體監督: 媒體的報道不僅呈現現象的熱度,也要探討這種技術應用可能引發的倫理爭議,提醒創作者在使用AI技術時,需要明確技術應用的邊界,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例如,AI換臉可能侵犯死者肖像權或影視作品著作權,對相關內容創作者需要標注“AI合成”標識、呼吁平臺建立內容審核機制,這些建議通過媒體放大,成為行業規范制定的推力。
歷史真實的守護責任: 盡管“老祖宗回答我”相關視頻帶來傳播紅利,但亦需直面其潛在風險,媒體報道中也要強調“對歷史的敬重是創作底線”,提醒任由虛假惡搞內容泛濫,將損害文化尊嚴,如虛構歷史內容可能觸犯“傳播虛假信息”。例如,蘇州博物館通過嚴謹的歷史調研結合AI技術創作視頻,既保留真實性又增強趣味性,這種專業聲音通過媒體傳播,有助于平衡創新與真實性的關系,成為娛樂與深度相結合的典范。
03
狂歡中的思考
“老祖宗視頻”的走紅是技術、文化需求與媒介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場狂歡中,不少官方賬號、消防、警察、博物館、文旅……連夜“整活“進行科普、宣傳。
這種“借勢營銷”雖能短期提升傳播效果,但也需注意同質化內容可能導致創意疲勞等問題。人民日報在《 》一文中提醒, “在這熱鬧的表象之下,也需要冷靜思考。線上'流量'到線下'留量'的轉化率究竟有多少?若想實現文旅項目的長久繁榮,就必須從'追梗'轉向'練功',構建長效發展機制” 。
其 未來發展可考慮在以下方向尋求突破:
內容深度化: 從“罵網友”的表層互動轉向挖掘歷史人物的多維形象,例如展現蘇軾被貶后的豁達人生觀,而非僅聚焦“暴躁”標簽。
技術合規化 : 建立AI生成內容的標準體系,明確版權歸屬與倫理紅線,避免“技術越軌”。
傳播矩陣化: 整合短視頻平臺、主流媒體與學術機構資源,形成“趣味引流—深度解讀—學術支撐”的傳播鏈條。
媒體對“老祖宗回答我”系列視頻的走紅現象的報道,既是對傳播創新的記錄,亦是對文化傳承責任的反思。
當古人通過屏幕“復活”,我們不僅需要笑聲與流量,更需在娛樂與真實、技術與人本的平衡中,找到傳媒作為文化守護者與革新者的雙重坐標。這或許正是媒體關注此事的終極意義——在技術狂潮中,守住文化的根脈,讓歷史真正照亮未來。
參考|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網、光明網、央廣網、河南衛視、封面新聞、北晚在線等媒體相關報道
校對|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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