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后，黨中央毛主席對晉察冀軍區的任務要求是保衛地方以及奪取三路四城。

所謂“三路”，即平漢路北段、同蒲路、正太路，“四城”大同、太原、石門（即石家莊）、保定。

毛主席對平漢戰役十分重視，這意味著我軍一旦得手，就能夠打開華北的局面，甚至當時中央已經考慮到，在平漢戰役勝利后，晉察冀抽調三個縱隊出來，配合晉南各區解放山西。

不過，在針對平漢戰役上，晉察冀軍區有不同看法。

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認為，以晉察冀軍區整體實力，不足以承擔平漢戰役，特別是在劉鄧的晉冀魯豫軍區不能支援的情況下，對平漢線、平津線盤踞的國民黨軍實力不占優，要求先從晉北打開局面。

當時晉察冀考慮到，晉北地區只盤踞著國民黨軍閻錫山部七個師，相比于平漢、平津兩線要弱得多，而且還可以奪取晉北重鎮大同，同時還能改變首府張家口兩面受敵的狀況。

對大同集寧戰役的失利，之前我們已經分析過很多次。

傅作義不僅僅是導致大同集寧戰役以及后續的張家口保衛戰失利的重要原因，還是我軍在華北局勢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致使華北問題至東野入關以后才得以解決。

那么有沒有可能提前避免呢？

在大同集寧戰役前，毛主席就曾兩次致電晉察冀，主要發出兩個疑問。

一、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漢、正太，同時需要準備殲滅傅作義的援軍。（7月25日）

二、在大同外圍應縣久攻不克的情況下，詢問對大同的把握如何？（8月1日）

以上兩點是毛主席根據戰略態勢做出的深入考量，理論上來講應該成為前線各級指戰員共識。

為了解決毛主席所說的兩個問題，聶榮臻于8月2日在陽高主持召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晉察冀軍區領導干部外，還包括了配合作戰的晉綏軍區領導干部（張宗遜）。

會上眾人對大同均保持樂觀態度，認為特別是在晉北戰役后，大同實際上已經成為晉北的一座孤城，守敵的建制也很不統一，因此只要我軍在外圍作戰時殲滅大量有生敵軍，加上坑道作業爆破城墻，大同是可以攻克的。

當時，眾人并沒有完全想到，晉察冀軍區部隊在進攻大同外圍應縣久攻不下，對大同守敵估計不足的問題。

據張宗遜回憶，他在陽高會議期間，也提出大同戰役時，傅作義部可能自歸綏調兵增援。然而與會同志又有人認為，大同非傅作義戰區，其援兵即便前來，亦有限且遲緩，大同若下，傅部自不敢東進。

陽高會議沒有討論傅作義東援的可能以及應對方案。導致大同戰役一開始，我軍就出了兩個紕漏：

一則錯誤估計了大同守軍的實力，二則錯估了傅作義增援的速度。

至于戰役過程中戰略戰術運用上的問題，這還要放在后面討論。

當然，在大同集寧戰役之前，除了毛主席事先提醒傅作義增援外，當時情報戰線也傳來消息，稱傅作義可能會介入內戰。

可當時前線指戰員在接到這個情報時，也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重視。

二

傳遞傅作義可能介入內戰的關鍵信息的人就是當時潛伏在傅作義身邊的秘書閻又文。

有關閻又文身份，事實上到今天已經不是一個謎了。

據閻又文女兒回憶：

“父親當時是傅作義將軍的少將秘書，同時兼華北剿總政工處處長兼總部發言人，是傅作義身邊的幕僚，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父親又是一名中共秘密黨員。”

不過，閻又文是解放戰爭時期才又同黨組織接上關系的，這距離他入黨又隔了7年時間。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陜甘寧邊區保衛處決定派王玉到綏遠去，聯系一名打入傅作義部隊的地下黨員閻又文。

王玉當時接到命令的時候，上級就明確告知：

“閻又文有變壞的可能，但以組織上對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就是他仍然是黨的好黨員，忠于黨的信仰。”

閻又文是山西萬榮縣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也是在大學期間，閻又文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1937年從山大畢業后，正值“七七事變”，閻又文受在太原演講的彭雪楓、薄一波、程子華演講，毅然決然奔赴延安。

據資料顯示，閻又文在延安期間，便接受了陜甘寧邊區保衛處舉辦的偵察情報干部訓練班的培訓，這個培訓班一共舉辦了七期，閻又文是第二期畢業，畢業后被派往西北軍馬鴻逵部。

1938年初，當時與八路軍交好的傅作義向我黨提出派工作人員到他部隊工作，閻又文接受徐冰（即邢西萍，原中央統戰部部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意見，利用傅作義同鄉的身份進入傅部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閻又文當年進入傅作義部工作，本身還不是共產黨員，他被派到傅部，也是處于抗戰的大局考慮的。

也是在傅作義部工作期間，經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介紹入黨。

可在1939年下半年，隨著國民黨當局掀起反共高潮后，傅作義迫于無奈只好把所部共產黨員“禮送出境”，但因為事起倉促，當時已經出任傅作義秘書兼貫徹社主任的閻又文反被滯留傅部，就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閻又文就此潛伏下來，成為一枚“閑棋冷子”。

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閻又文深得傅作義信任，并幫助傅作義起草重要的文電，以至于時人稱閻又文為“傅將軍的影子”。

整個抗戰時期，閻又文并沒有被棄用。

黨中央在抗戰勝利后派出王玉與閻又文取得聯系，這期間也經歷了一些波折，因為閻又文并不相信王玉，中間還耽擱了幾個月。

一直到1946年春，王玉登門拜訪閻又文，雙方相互試探后，才確定對方是自己的同志。

王玉給閻又文帶去中央的指示歸根到底就只有一條，不與其他黨組織發生任何橫向的聯系，專門獲取傅作義部隊的實力、思想動向以及國民黨軍的戰略部署，弄清楚傅作義與蔣介石的關系。

三

閻又文傳遞的情報很及時。

閻又文本就在傅部工作，又是傅作義的秘書，身兼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斗日報》社長，對傅作義部隊的實力以及動向了解得很清楚。

從1946年2月開始，王玉同閻又文見了幾次面，拿到手的都是一手的資料。當時，閻又文就特別強調：

“傅作義已經被拉到了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上，他的部隊很可能會進攻綏東解放區。”

等于說從這條秘密戰線，我黨當時已經明確獲知了傅作義部一定會參與內戰的消息。

王玉當時就把消息傳遞給了駐綏東豐鎮的華北野戰軍，結果當時部隊的領導看了他送出的情報后很不以為然：

“你這個材料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

王玉當時并不方便透露情報的來源，也無法自表身份，所以他沒辦法說服這位領導同志，后來他對李克農談及此事，李克農也無奈的說：

“我們的情報工作主要是為武裝斗爭服務的，有時一份情報可以勝過千軍萬馬，有水平的領導是懂得這一點的。”

1946年7月，大同戰役期間，蔣介石將原屬于第二戰區的大同劃歸傅作義的十二戰區后，傅作義立刻出動，以“圍魏救趙”的方式猛攻集寧，致使我軍在攻城、打援上搖擺不定，最終兩戰盡皆失利。

傅作義在大同集寧戰役得手后，又陸續占領了集寧、豐鎮、陽高、張家口等地。

李克農后來談及此事，也頗為無奈：

“華北戰場初期失利，敗就敗在對情報不夠重視。”

不過好在經此一事后，閻又文的情報逐漸受到了中央關注。

當時，閻又文還重點介紹了傅作義與閻錫山、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傅作義是一個愛國的抗日名將，他積極抗日，反對內戰，主張國共和談，和平建設國家，但他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與蔣介石、閻錫山是有矛盾的，雖然由于他身處的地位，難以避免內戰，但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邊。”

中央據此調整了部隊對傅作義部的戰略部署，特別是利用傅作義與閻錫山、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做文章，使得傅作義越來越束手束腳。

1947年12月，蔣介石下令撤銷北平行轅及張垣、保定兩個綏靖公署，并成立華北“剿總”司令部，傅作義任“剿總”司令。

此后傅作義采取分區防御方針，集中主要兵力維護各戰略要點，以確保平津保三角地區。

同年冬，為了發揮閻又文的作用，上級決定將王玉以及閻又文的組織關系調入中共中央社會部，由李克農和時任一室主任羅青長直接負責領導。

1948年4月，中央考慮在東北發起大規模的決戰，但又不能不顧慮華北的傅作義對東北的支援，因此命令閻又文摸清傅作義的情況。

閻又文后來給出明確消息，傅作義從1947年冬以后，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對出任華北“剿總”司令興趣不大，認為是蔣要他收拾華北的爛攤子，特別是對國民黨當局腐敗的現狀極度失望，對內戰也日趨消極：

“即便東北有大的戰事發生，傅作義也不一定會按照蔣介石的命令行事。”

也正是因為有了閻又文的情報，黨中央毛主席才會做出封閉錦州，“關門打狗”的重大決策。

整個平津戰役期間，閻又文又及時的把傅作義思想動態以及國民黨當局軍事部署傳遞中央。

據說遼沈戰役結束后，中央有意要東北野戰軍休整一個月，但隨后閻又文將南京最高軍事會議制定的戰略計劃傳遞給中央，在得知國民黨當局要求傅作義率華北集團沿津、塘一線南下的消息后，毛主席立刻做出東野結束休整，立刻入關的決定，并同時做出華北緩攻歸綏、太原，華東野戰軍緩攻杜聿明集團。

毛主席這一戰略部署，為抑留傅作義集團在華北起到了突出作用。

在整個過程中，閻又文可謂功不可沒。

據王玉回憶，當時他出發赴北平聯系閻又文時，曾得李克農鄭重囑咐：

“此次進北平，要有可能被捕的思想準備，萬一被捕，不要落在國民黨軍統以及中統特務手里，如果被傅作義特務抓住，即便暴露身份，他也不會殺你，但要切記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暴露閻又文，就是你犧牲了也不能暴露。”

閻又文為推動北平和平解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